建筑：城市的敌人还是救星

　　[B]本月12日，英国《卫报》选载了建筑师格莱汉姆·莫里森在《建筑师学报》“波维斯奖”午餐会上的激烈发言。在发言中，莫里森抨击了许多当代著名建筑师，认为他们的作品造型过于大胆、过于怪诞，这些所谓“标志性建筑”非但没有为城市增光添彩，反而破坏了整个的文化氛围，成为城市的累赘，甚至城市的敌人。 [/B] [center][img]http://www.landscape.cn/upload/news/2004725152236565.jpg[/img]■西班牙毕尔包市古根海姆美术馆外景[/center] 　　[B]螺旋式、茧形、云雾状和旋涡状的建筑最受青睐，因为它们能唤起诗意的感觉。 [/B] 　　莫里森认为，建筑一直在追求一种“偶像化”的效果。在古时候，它们表现为教堂和寺庙。在当今这个世俗时代，我们依然在追求这样巍峨、庞大、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于是，建筑师将这种梦想注入到他们的设计当中，使自己的作品带上神奇的色彩，在造型方面，螺旋式、茧形、云雾状和旋涡状成为最受青睐的，因为它们能唤起某种诗意的感觉。通常，建筑师将本来可以很简约的设计搞得很复杂，实际上不是为了增加什么实际功能，而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 　　在发言中，莫里森表示，一个“明星建筑”（celebrityarchitecture）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些建筑根本不顾及四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反，它们使自己成为“明星”，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并因此在很大程度改变了城市的面貌。 　　[B]一个没落的小城市来了个奇迹般的大翻身，晋升成欧洲新的艺术文化中心。[/B] [img]http://www.landscape.cn/upload/news/2004725152223607.jpg[/img] 　　被作为典型拿出来批判的，就是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名作———座落于西班牙小城毕尔包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提起这一美术馆，在建筑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毕尔包是一座靠海的工业小市镇，随着钢铁、造船业的衰退而没落，残旧的港口和工业区以及失业的人潮，搭建起“夕阳城镇”的街景。然而，这一幅破败的景象随着一座令人惊艳的美术馆的进驻而完全改观。由闪闪发亮的钛金属覆盖、有着透明玻璃墙幕和厚重质感的石灰岩，座落在城市中心旁2.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毕尔包古根海姆美术馆成为这个小城的重心。 　　筹备4年、建造3年，请来国际建筑大师盖里精心打造，造价9000万美元的美术馆，加上古根海姆基金会素负盛名的艺术品收藏，吸引着欧洲庞大的艺术爱好者群体。1997年底，美术馆开幕，一年之内就吸引130万参观人潮：到第3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共吸引400多万游客，上交政府1亿美元的税收。随着美术馆启用，城市的活力也跟着苏醒了，毕尔包市建起了机场、地下铁路、新的码头。短短几年之间，一个没落的小城市来了个奇迹般的大翻身，晋升成欧洲新的艺术文化中心。这一成就，也为建筑界和城市规划领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毕尔包效应”，专门用来指此类前卫建筑成为城镇救星的现象。 　　[B]‘毕尔包效应’作为一个坏榜样，鼓励了普通人对奇形怪状的建筑的向往。 [/B] 　　在许多人眼中是完美神话的“毕尔包效应”，却受到莫里森的批评。他认为毕尔包的古根海姆美术馆首先不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作品，虽然它得到大众的认可，但实际上该建筑的风格既不新颖也不成熟。盖里过于抽象的构思没有给观者一个具体的信息：这幢建筑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说毕尔包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本身尚没有太多问题的话，那么它的跟风者要面对的问题就太多了。莫里森指出，“毕尔包效应”作为一个坏榜样，鼓励了普通人对奇形怪状的前卫建筑的向往，似乎建筑不搞得很古怪就不是好建筑似的。长此以往，建筑师势必挖空心思地创造“奇迹”，想方设法使公众“震惊”。每个新建筑的造型出来都必须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必须是“明星”一般的。莫里森将其视为一种自我沉溺的游戏。 　　在莫里森看来，甚至毕尔包的成功也不完全取决于奇异的建筑风格。滑稽的是，现在许多落后的小城镇都在考虑用前卫建筑来带动本地经济，却完全没有考虑过，华美的建筑可能反衬出该地的贫穷落后。 　　[B]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标志性’建筑呢？ [/B] [center][img]http://www.landscape.cn/upload/news/2004725152249721.jpg[/img]■古根海姆美术馆庞然大物式地出现在城市中，彻底改变了城市的整个面貌。[/center] 　　莫里森又以伦敦泰晤士河两岸的建筑为例解释说，由于这些新建筑“各自为政”，它们之间的风格常常是矛盾冲突的，于是，原来那个形象和谐统一的伦敦变得分崩离析。过于追求特别，最后反而搞得像一堆大杂烩。伦敦城市规划的失败让有良知的建筑师痛心疾首，莫里森问道：“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标志性’建筑呢？” 　　现代建筑在风格创造的路上越走越远，建筑本来的实际作用反而被贬抑到次要的位置上，这是建筑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莫里森认为，建筑不能再不顾整个城市的形象自由发展下去了，所有建筑工作者都必须承担起对城市的义务。 　　在阐述的过程中，莫里森也举出了一些自己认为成功的案例。这就不免暴露出他想法的局限性，比如他赞赏悉尼歌剧院、巴黎蓬皮杜中心这样经典的现代建筑，可他忘了这些建筑也曾经被认为过于怪诞，与城市的风格矛盾。他对伦敦“千禧眼”大转轮表示欣赏，许多城市规划专家也未必能够同意。总之，莫里森提出了一个很尖锐、很有意义的问题，但究竟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恐怕还要一直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