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规划”与“白话城市”

　　[I]俞孔坚，浙江金华人，生于1963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哈佛大学，美国SWA景观与城市设计集团从事景观与城市设计研究和实践多年。1997年回国后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和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主持完成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都江堰广场、中山岐江公园、西藏昌都中路步行街等众多项目。他倡导"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坚持走设计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国际上提出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模式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设计作品先后获十多项国际和全国性奖。近日，记者专程拜访了俞教授，请他就“反规划”与“白话城市”等话题畅谈了他的想法。[/I] 　　记者：俞教授，多年来，您主攻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设计作品曾获得多项国际和全国性大奖，倡导“天地—人—神”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请简要介绍形成这一观念的根据。 　　俞教授：天地——天地讲的是自然，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的第一原则就是尊重自然。城市设计不尊重自然的现象很多，比如说明明是个山地却把山推平了、河填平了盖房子，很多城市都是这样，这是工业时代的一个典型行为。做城市设计应该留下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只有尊重自然了，城市才能发挥它的个性，靠山了就是个山城，水多了就是水城。比如说东营在黄河三角洲，有大片的湿地和许多沼泽和盐碱地，就不能像其它的一些南方城市那样去种树种花，而应该做成一个湿地，用菖蒲，芦苇形成湿地的水系统，正好发挥自己的城市特色。这样的例子很多，可以说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每个地方都有自然的秉赋，而这些秉赋是构成城市特色最关键的地方，尊重和运用了自然的秉赋城市就有特色了。现在我们往往忘记了自然，而是刻意去造，刻意去模仿，模仿欧洲的城市，南方模仿北方的城市，北方模仿南方的城市，这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天地和自然，天地给你的东西你没有好好利用起来，所以城市就没有特色。 　　人——与以前相比，我们对人的认识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现在，平民的时代已经来临。以前所造的城市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神造城市，是在敬奉神，人没有地位，人的概念基本上没有。第二个阶段是文艺复兴以后人的地位提高了，人从神权里摆脱出来，人希望统治和控制自然，希望从神的脚下摆脱出来，因而出现了西方君主主导的城市。中国的封建帝国时代也是如此，古代的北京城就是这样的，是围绕着皇权而造的一元化的城市。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时代，是为机器设计的，是机器的城市，所以看到有供汽车快速行走的高速公路、马路。而却同样很少为人考虑，几乎都强调为了机器，把机器变成神，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都是围绕着机器的。我们原来的城市规划首先考虑的是工业生产，首先考虑的是工业的发展然后再考虑人的居住，把机器放在了第一位，普通人还是没地位的，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个真正走向人性化的时代，人就是普通的人，是有生命的，是具有人性的，有生活、有休闲、有交流、这样的人就是有血有肉的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关系。那么城市设计就应该首先考虑人，让他有一种休闲喝茶的心情，到广场上有椅子坐，能遮荫避阳，这样的城市就可以变得很亲切。 　　这里所说的神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的神，而是讲人的一种归属、认同，是对土地的敬畏和依赖，重新回到人与土地的关系当中去，而不是做神的奴隶。我们应该重新把对土地的敬畏找回来，把土地神圣的地位找回来，不要因为掌握了科技就对土地不尊重了，要充分认识人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善待脚下的土地。 　　记者：前一阶段，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出现了一股不顾人们实际需要，单纯追求形式主义的倾向，各地搞了不少大而无当的宽马路、大广场等所谓的“形象工程”，没有真正弄清景观和实体、形式与功能的辨证关系，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区，出现了您总结“中国城市化妆运动”，请您再分析一下这些认识误区产生根源并对我国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提些建议。 　　俞教授：城市美化问题已经受到建设部等部委的重视。前一阵专家们一直在呼吁，我也将我的书（《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 700多本送给市长们人手一册。如果不去制止这种运动，那么中国的土地将受到极大地浪费和糟蹋，大有不可逆转之势。新的造城运动用的是一种粗暴而丑陋的态度，并没有把土地放在眼里，没有把平民百姓放在正确的位置。 　　误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封建专制意识。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积垢深厚，从商周时代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持续达三千多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尽管封建专制的体制已经结束，但封建专制的文化意识，特别是官僚主义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潜意识中。城市景观讲究气派、展示和纪念性以致于唯官是从，官大于法，城市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草民意识是使城市景观根本漠视普通居民的存在，不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服务，而是为获得上级的欢愉不惜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因此，有了非人性的甚至是无人的广场和其他远离居民日常生活的城市景观。 　　二是暴发户意识。追求气派、追求最大、最宽、最长，强调金碧辉煌等等，主要表现在建造气派的高楼大厦、金玉堆砌的城市广场、不惜工本地移栽贵树名木进城等。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于开发商、决策者、欣赏者，甚至于专业人员中，而决策者如果在这种意识下去搞城市建设，可想而知其将会给国家和纳税人带来多大的浪费。 　　三是小农意识。作为小农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和适应于小农经济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小农意识本身并不应被褒贬，但小农意识支配下的城市建设却祸害非浅。（1）庄稼意识：只种庄稼、不种杂草；只有奇花异木是应栽培和维护的，对外国引进的草种视为“庄稼”，而对当地最具有特色的物种视为杂草，其实这些当地草种也是最具有适应能力和繁衍能力，因而最具有生态价值。（2）好农人意识：勤于除草施肥，精耕细作，刻意于农艺之美。用花草堆成龙凤宝塔等形状在特定场合，为特定目的限量做做本无可非议，但在大街上、广场上大行其道，未免令人啼笑皆非。（3）庆宴意识：各大城市广场街道“五一”、“十一”的花坛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大庆”、“献礼”工程一个比一个豪华张扬，每个节日设花坛“宴”的投入足以为每个城市建成一个居民可以天天享用的不算小的城市绿地或公园了。（4）泥土意识：追求光亮和铺装的广场，摆脱与农作、农民紧密相联的“泥土”。瓷砖的泛滥使中国地域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消失殆尽。而“土”恰恰是最具有生机和最为人所需要的。（5）领土意识：将土地切块“零售”，破坏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开发商各自规划设计，使自然的生态过程和景观元素如水系、绿地无法维持其连续性。 　　记者：您针对传统城市规划编制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反规划”理念，更加注重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设计。可“反规划”的提法是不是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请您介绍提出这种理念的初衷与想法。 　　俞教授：我们这个时代是个造城的时代，在这个急速的城市化时代，城市将往往快速形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具有高容量的市政基础设施，如高速干道、水电管网等。而更重要的，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依赖于一个大地生命系统等必须有一个生态的系统，这个生命系统能经久不息地为城市居民提供免费的生态服务，如新鲜空气、食物、安全和健康保障、艺术灵感、生理于心理的再生等等。而在城市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这个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和建设，这是目前中国人地关系危机和国土安全危机之要害。要实现这样一个生态基础设施，市长们的首要的任务是必须知道哪些地方是不该建的，而我们的市长们和规划局长们整天关心的是建设什么。所以应该制定另一套方法来禁止人干什么。“反规划”的概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它是做一个反过来进行城市规划的方法论，是先做不建设规划、先进行土地的生态格局的研究，做出一个城市和区域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再去考虑城市的建设规划，并不是不做规划。需要一套禁止人干什么的方法，我们现在正在完善这套方法。比如正在浙江台州做这样的规划，那里的市长和规划局都认识到这样的规划很重要，所以他们打算给她立法，像做以往城市的“正规划”一样把“反规划”立法。这件事得要由开拓型的市长和开拓型的城市来实现，但我可以想像这将对未来的中国城市规划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来搞这项研究。 　　记者：城市规划、建设得如何，意义重大而深远，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就更加重要，您曾多次给全国市长研究班的各地市长、书记授课，接触过很多领导，您觉得他们当前最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与建议。　 　　俞教授：科学和民主决策这个问题很重要，掌权者首先应该知道他们不应当充当专家的角色，城市怎么建这个问题应该留给专家去研究。市长是做决策的，他可以提一个设想，而将实现的可能性和途径问题留给专家去解决。专家应该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专家不应该给市长做决策，也就是说规划是多解的而非唯一的，如果是唯一的，就变成决策了。专家而应该针对各种可能的目标和预景，给市长作科学合理的对策。市长应该认识到城市的多元性，而不能指定城市应该做成什么样子。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最后领导拍板的时候专家应该告诉他后果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现代规划方法。市长应该明确自己的地位，是一个决策者而不是一个设计者；是个裁判员，而不是一个运动员；是一位市长而不是一个专家。 　　城市不是为一个人建设的，不能用君主的态度来建设。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是为君主而建的，北京的紫禁城也是以君主的形态来建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态度来建设城市，而是要多元化、平民化、民主化，这个社会的人是平等的，应该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建设城市。 　　记者：据我所知，您的许多设计理念得益于您以前的农村生活或是您的一些特殊感受，那么您认为现在的景观设计者是否需要深入到农村或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中去？规划理念、规划方案很大程度上是规划师的个性特征的反映吗？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和感想。 　　俞教授：农村生活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了解自然，知道如何尊重自然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二是理解生活，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农村生活过才能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在城里生活过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平民时代就需要为平民设计他们所需要的。比如我就反对大马路，我去买菜，穿越大马路是何等的困难，如果只是整天像领导一样坐着车看城市大马路当然会很舒服，但大马路破坏了平民的生活。 　　我知道现在农民和土地的问题是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要害问题，不是农民有问题而是政策有问题。本来农民好好的生活在土地上，和土地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可是我们总是在改变土地政策，农民不知道现有的土地能不能留给自己的后代，也就不可能给这块地施很多的有机肥，反正种了几年可能就不管了。实际上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所以说深入生活深入实践就是理解人和自然，是规划设计师必备的素质，否则这个设计师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绘图机器了。规划师从职业道德来说有两个基本的立场，一个是必须为土地说话，如果规划师不为土地说话，谁为土地说话？必须在土地的立场上认识规划什么是合理的，自然没有嘴，规划的时候你就要为它说话。二是必须为平民说话，如果规划师不为平民说话，谁为平民说话？开发商自然有人为他们说话，但是却没有人为老百姓说话。规划师不但要科学地进行规划，还要成为“看起来并不科学”的各方利益的协调者。 　　记者：您曾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和国外相比，您认为目前国内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科研、教学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 　　俞教授：现在国内普遍还没有认识到景观规划设计（本质上是土地的设计）这个学科的重要性，缺少这方面的专家，专业队伍没有形成，在高校学科设置里是空白，教材很少也很落后。我在回国之后组织翻译了七本权威性的教材，出版了八本专著，我所做的这些就是为了推动学科教育。而全世界设置景观设计专业的大学有一百二十多所，国外的景观设计师，跟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一起，是平等的三个关于城市和人居环境建设的职业。在美国先有景观设计专业，而后才有城市规划设计专业。而在人地关系最紧张、人居环境最亟待改善的中国，景观设计学科居然还是空白。令人感到遗憾而焦虑万分。我们正在做本来不该如此艰难的学科推动工作。 　　我们的优势在于：市场巨大。中国是个很大的试验场，中国的城市建设很需要这类人才，有无限的空间，建设的每一平方米都需要景观设计师去做，这种趋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才，客观上会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新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新的理论、新的观念。学科一定要创新，如果我们现在还像以前一样用园林和风景园林的保守态度来理解中国当代的土地问题，那一定会被社会所淘汰。景观设计是以人和土地的关系为基础，以生态为主流，对整个土地和人类生态系统的设计。景观设计学科对土地的理解水全面的而非某个层面上的：即土地是美、土地是栖居地、土地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土地是人以之为归属的神。 　　记者：听说您最近在提倡“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您能就此具体谈谈吗？ 　　俞教授： 我们提倡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取白话文之意，因为白话文就是把以前的之乎者也的文字、士大夫的文字该用日常生活中交流的文字，让大家都能说，大家都能体会），就是以平民的角度衡量城市，让平民觉得舒服。 　　与“五四”运动时代相比，中国目前面临两大危机：第一是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第二是人地关系危机。而解决这两大危机的出路仍然“五四”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以及反帝反封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来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继续“五四”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城市建设和设计领域，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一是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他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古典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二是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之为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