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明：大运河——中国古代水利成就之巅峰

谭徐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所所长

　　大运河的水利工程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代表？

　　谭徐明（以下简称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穿越自然河流最多的水道，仅会通河（山东运河）段就比加拿大里多运河（R i d e a uC a n a l）还要长。特有的地形地势，造成了我国主要江河自西而东的流向，制约了天然河流水运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大运河主要为南北向的自然因素。穿越天然河道势必遭遇两个主要工程问题，即：地形高差和水源供给问题。它们发生在运河穿越自然河流之间的分水岭，以及运河与天然河流相交的运口。在没有石化动力的时代，地形高差超过50cm就会制约船只通行。大运河一般地形差在5m上下，最大高差发生在会通河，高达50m，其次是通惠河（北京段），这两段运河都有完善的水源工程保障运河供水，水道上有连续节制闸，通过闸的联动调度水量，使船只能够翻山越岭。这两段运河曾被称为“闸河”，最多时会通河有40处闸，通惠河有20多处。运河的水源工程是现代水利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有引水渠、蓄水水柜（水库）。北京的运河水源工程造就了北京市的河湖水系，对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有很深的影响。

　　大运河最困难的河段是与大河相交的运口。例如黄河，这是一条高含沙的河流，泥沙淤积塑造了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一旦决口，就会造成局部或长或短时间的改道，或多条分支，洪水随之冲决运河，造成运河中断。为了保证漕运畅通，在运河穿越黄河、淮河的淮安进行了长达500年的治河活动，产生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工程体系洪泽湖—清口枢纽，在黄河泥沙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作用下，产生了洪泽湖、微山湖、骆马湖等，并且改变了淮北平原的面貌。
中国大运河还有一个特点是水道受黄河影响大。隋唐运河，黄河北行，黄淮之间运河和海河流域的运河呈“人”形；12世纪黄河改道，开始黄河夺淮700多年的历史。黄河南行侵占了黄淮之间的汴河（隋唐运河的通济渠）、泗水。元代不得不另开新河，这就是会通河。这条运河连通黄淮海三大流域，大运河水道由此纵贯南北，缩短了行程。明清时期为了避开黄河，开泇河、中运河。1855年黄河大改道，再次北入渤海。新黄河形成阶段频繁决口，侵扰山东运河。因此从自然条件来说，中国大运河所面临的工程问题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也赋予了大运河技术创造的机会。大运河集中了水利工程所有类型，我们的水利规划、水工建筑、水利工程管理，在17世纪前一直是领先世界的，水利规划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也是少有被超越的。

　　正如您刚才谈到的，运河有过多次改道，那么大运河保护范围应该依据什么来界定呢？

　　谭：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究竟要保护大运河的什么？因为受黄河的影响，运河的水道很不稳定。造就了运河沿线的城市、乡镇，乃至田野景观，并形成了特殊的人文景观。所以从价值的角度来评价的话，所有河道都很重要，都是历史见证和遗存。就遗产保护来说，我们必须有所侧重。还是应该基于技术价值来选择有代表性的水道和工程遗址。代表性的水道，建议以18世纪为准，清乾隆时期以后黄河改道频繁，到道光时期开始，运河过淮河、黄河已经很困难了。运河和相应的工程设施是十年一变，后来几乎年年改变。界定一条具有代表性的水道很重要，遗产保护对象才能清晰，工程和非工程措施部署才有针对性。

　　因为大运河申遗在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隋唐运河、浙东运河。根据记载新汴河和旧汴河都是治淮时期开挖的，汴河下游应该还有一些遗存，但究竟哪条河道是运河还需要考证。尽管已经考古发掘了柳孜码头，但因为淮河流域很多河都是通船的，所以仅发掘了码头还不足以判断运河河道。为了申遗，考证每一个细节可能是困难的。

　　根据《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第一部分立即列入项目中，包括了65个遗产点、31条重点河段，其中与水利工程直接相关的遗产点占了多大的比例？

　　谭：这份预备名单的保护数量和对象是需要再讨论的。一个单体工程，如一座闸、一座桥可以算一个点，那么具有多种效益和价值的枢纽应该算几个点？例如会通河戴村坝—南旺枢纽包含了戴村坝、斗门、闸、堤、龙王庙等多类型遗址。运河遗产的水利工程保护与普通文物的保护还是有所区别的，只有整体保护才有价值。此外遗产点登录时也要仔细考证每一个点的历史沿革和主要功能。例如会通闸，是闸上建桥，却以月径桥命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遗产的保护也会因为认知不准确，而不能实施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

　　就整条京杭大运河来说，还有多少传统的河道沿用下来了？

　　谭：整体来看，大体上还是都沿用下来了的，局部被黄河、长江、钱塘江的泥沙湮废。即使部分河道现在没有了水运功能，但演变为其他功能的水道，具有防洪、灌溉、排涝等功能。随着有些河道的扩展，运河上的闸也就消失了，但会通河河道基本没有改变，所以传统的水利工程大多都保留下来了。运河穿城而过的地段也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起初城镇在运河两岸发展，但河在城中间会影响交通，所以运河就会改道城市外围，原有的河道成为城河，或者运河的支线。城河在江南运河比较明显。

　　但也有一些很讽刺的现象。在天津把南运河称为“北京的排污河”。北京通州的部分沿河地段，为了拉动房地产，修筑堤坝把水蓄起来，然后用中水补充。运河本身的河道其实是很窄的，但北关闸以上都成为人工湖了。

　　据了解，由您带领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团队正在进行《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水利专项规划》，请问该规划有何侧重？与大运河的其他保护规划是怎样衔接的？

　　谭：《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水利专项规划》是主要从水利工程的角度出发，按照工程体系和工程相关的周边历史环境的关系，制定规划。我们不希望只是画一条不具备可操性保护线。这也是一些保护规划不为水利部门接受的原因，我们希望水利管理部门的基层人员不断提高文化素质，树立保护水利遗产的使命感，在常规的工程管理中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工程和文化遗产。2002年戴村坝被洪水冲毁了，水利部门如果从防洪效益出发，完全可以不修复。但是黄委的主管领导意识到这个工程非同一般的价值，汛后全面修复了戴村坝。由于基层负责单位完全没有文化遗产价值观，结果把坝头和乾隆纪事碑碑座用水泥抹上了，保护是保护了，遗产的价值被部分削弱了。以文物部门以点的形式保护水利遗产，如果是遗址还好处理一些，如果工程还在服役，还有工程效益，就要权衡，要有多重措施才可以。我们不能把大运河全都圈起来，运河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保护与现有的功能利用得到兼顾。

　　我们也希望《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水利专项规划》能与其他规划之间有所衔接，这方面的工作也正在推进。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总体协调的工作组，汇集各个方面的专家的意见，如果就某一问题有分歧，大家能继续讨论寻求解决的方案。

　　例如南水北调这样的现代大型水利工程会对大运河遗产造成影响吗？

　　谭：主要看文化价值观如何体现在工程上。还有运河本身就具有输水功能，保护性的利用不是很好吗？南水北调选线时我们建议尽量利用运河水道。但是工程预算时发现成本太高。因为运河沿线城镇很密集，污染很严重，还不如挖条新河来得简单。所以合理利用是可取的，对大运河的保护不能一味地把现代的建设排除在外。法国的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也是与当代城市建设融为一体的，但是运河的断面没有改变，标示体系非常清晰。

　　例如米迪运河等国外先进的运河保护或者管理的方法有哪些地方可以借鉴给大运河？

　　谭：首先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很骄傲，所以能对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分外珍惜。此外，米迪运河的历史也相对较短，它建设的时候已经开始采用钢筋、水泥这些建筑材料了，很多水利工程都是永久性建筑，所以保护的难度要相对小一些。

　　法国的运河也是多个部门在共同管理，水道是运输部门在管理、景观是环境部门在管理、旅游是旅游部门在管理，但是所有部门能形成一种合力。但现在国内还没有这样的共识，水利部门认为，申遗，只要文物部门去申报就可以了，但是不要把水利工程拿来申遗，因为水利部门还有很多工程计划要实施。文物部门强调遗产的“原真性”，但刚才讲到了，运河在历史上受到黄河的多次影响，运河也是在一直改变着的，大运河的“原真性”很难界定。但“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应该保留的，例如河道的断面形式、传统工程的形式、两岸原有的景观特征。

　　大运河从20 0 6年被列国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也仅短短6年的时间，面对2014年的申遗，我们如何能找到合适的保护方法呢？

　　谭：虽然时间很仓促，但总比不推动的好。不然的话，大运河只停留在我们的历史书中，我们这代人、还有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几人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呢？如果再不积极推动保护，再过十几年，大运河可能就真的不存在了。如果把时间往前提20年、30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大运河可能完全是另外的景象了。随着时代，大家的意识也在进步，我们相信大运河终将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工程而永存。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2，（03），总23期：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