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大运河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文化遗产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

　　从各种媒体报道可以很容易发现，您对京杭大运河可谓情有独钟，您曾经多次考察京杭大运河，也是在您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期间，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那么能否请您谈谈对京杭大运河的遗产价值的看法？

　　单霁翔（以下简称单）：京杭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了统一的水运网，是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也是贯穿南北流动的血脉。京杭大运河沿岸20余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部因水而生、因水而立、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因水而强的历史，就是一部部“除水害、兴水利”的历史。流淌千年的大运河，见证了沿河历史性城市的成长与变迁，奠定了城市格局、拓展了城市空间、繁荣了城市经济、丰富了城市文化。这些运河沿岸的城市，因傍依水系而充满了变化和生机，凭借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经济得到流通、商品得到交换、文化得以传播。

　　大运河不仅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航运工程体系，同时又是规模巨大的文化遗产廊道，沿岸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包括运河河道，运河上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等水工设施；两侧大量地下遗存的古遗址、古墓葬和历代沉船等；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和商铺等相关设施；依托运河发展起来的城镇乡村，以及古街、古寺、古塔、古庙、古窑、古驿馆等众多历史人文景观和与运河有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名副其实的“古代文化长廊”。这些建筑遗迹是那个时代依托运河所开展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印记，是那个时代人们生存方式的空间符号，也是历史文脉延续的节点。

　　古老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丰碑。她滔滔奔流、千载不息，孕育了多姿多彩的运河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长城、大运河在祖国大地上呈现出气势磅礴的布局。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则是中华民族流动不息的血脉。在这一撇一捺的‘人’字的两侧，西侧有陆地丝绸古道，东侧则有海上丝绸之路，像腰间的彩带飘展开去。正是这样一个脊梁坚挺、血脉流畅、交流开放的“人”，生动地体现出中华民族进步与发展、交流与对话的文明历史。
京杭大运河既是线性文化遗产，也可作为“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廊道”和广义的“工业遗产”，在保护方面均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课题，我国在这些方面的保护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因此，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符合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潮流，是对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贡献，也必将提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和填补文化遗产保护的空白。

　　能否请您谈谈如何可持续地利用京杭大运河遗产资源，如何发扬大运河的遗产价值？

　　单：我们注意到，京杭大运河在保护和申遗方面有其特殊性。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的文化遗产”，有血、有肉、有灵魂。大运河本体是它巨大的身躯，流淌的运河水是它的血脉，运河两岸的文物古迹、历史文化村镇是它的骨肉，而博大精深、绚丽多彩的运河文化则是它不灭的灵魂。因此，京杭大运河的保护与众多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的保护有着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需要我们以科学研究的精神加以不懈的探索。

　　京杭大运河的保护联接着沿线众多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维系着沿岸千百万民众的记忆与情感。因此，京杭大运河的保护要有利于提升沿岸城市的文化品位、维护沿岸城市的历史风貌、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面孔、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要使沿岸民众在保护工作中真正受益，这样才能使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工作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和持续支持。

　　大运河沿线的众多城市，分布在不同的水系流域，经济状况不同，管理水平各异，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时，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其功能随着沿途历史、地理环境变化，随着流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变化，始终发生着变更和调整，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千里运河，千年漕运，孕育出丰富无比、千姿百态的大运河文化，而现在所揭示和认知的仅仅是其表层和局部，更多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还有待人们去认识和发掘。

　　申报世界遗产是促进大运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能否请您谈谈遗产申报中将“京杭大运河”扩展到“中国大运河”的实际意义？

　　单：大运河书写着特定地域的发展历史，孕育了多样化的地方文化和传统，并在线性文化遗产水系的流淌中再现，形成相互关联的文化遗存范围。大运河的部分段落始建于2 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至隋代全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元代取直后形成目前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大运河的历史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有内在的渊源关系，不能隔断和孤立起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保护。因此，2006年12月，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在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明确了大运河的概念，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以及“浙东运河”，这是一个完整科学的概念。

　　隋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并利用既有河道开通，唐、宋、金、元各代均有改建并继续利用。自北向南，大运河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道四大段，其中的永济渠和通济渠均以洛阳为起点，并流经河南西北与东南。近年来，隋唐大运河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已经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逐步加以验证。其中柳孜集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报告出版引人注目。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柳孜集的隋唐大运河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一座宋代石筑码头，并发现一批唐代、宋代沉船，出土了大量隋、唐、宋时期的瓷器，这些发现为研究运河文化、展示运河文明以及探索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由此可见，隋唐大运河凝聚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地下文化遗产宝库，它既是隋、唐、宋各时代的缩影，又是研究中国漕运史、商贸史、陶瓷史，以及隋、唐、宋时代兴衰的历史见证，更是研究隋、唐、宋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载体，值得全面深入研究和加强保护。

　　世界遗产中对“完整性”有明确的要求，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是以重点河段申请的，这样如何保证运河完整性？

　　单：保护大运河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长河，是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大突破，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加快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步伐，二者密不可分。只要积极探索和实践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规律，切实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克服一些地方出现的“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把积极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变为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大运河就一定能够及早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

　　首先，要更加扎实地开展大运河遗址保护综合研究，即以大运河历史遗存的综合保护为研究对象，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运河主干道遗迹的田野考古调查基础上，对保护现状和损失情况进行初步评估，建立档案与信息库。同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针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编制包括保存、研究、修复、利用、展示等相关内容的总体规划和重点措施方案。

　　其次，作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其特殊的文化遗产属性要求必须通过制定保护规划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展示、生态平衡、环境整治等方面提供科学、规范的操作依据。因此要抓紧编制完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这一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地域跨度大、年代跨度长，无论在保护理念上，还是在保护方法上，都具有较强的特殊性，通过保护规划所确立的制度和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使大运河沿线的省、市、县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凝聚力量，在保护工作中更好地分工和合作。

　　第三，为加强大运河的依法保护，满足整体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特殊要求，应尽快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保护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大运河沿线城市曾拥有无法替代的城市特色，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立性格。但是今天这些城市的文化特征和风貌正在迅速走向趋同，大运河因此所拥有的独特价值逐渐消弱。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大运河文化遗产已经并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沿线的开发建设也使其背景环境受到威胁，急需通过相关法律加以规范。

　　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不是一次所谓的“打造”工程，而是一次科学严谨的文化实践。无论是全面调查、勘察测绘、遗产登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制定保护规划、制定专项法规，还是环境综合整治、开展社会宣传教育，编写申报文本以及文物本体保护等各项工作都需要明确目标、明确计划、明确分工、明确责任，都需要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实际工作。在这个艰苦不懈的努力和扎实细致的求索过程中，各级文物部门必须尽心竭力地做好应当承担的各项工作。

　　中国大运河保护和申遗面临哪些挑战？

　　单：正因为大运河是一幅活的历史画卷、一条流动的文化走廊，因此，大运河的保护与众多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的保护有着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好大运河的历史故道；如何保护和切实管理好现在使用的大运河本体；如何解决河道淤积、水源短缺、水质污染、湿地修复等问题；如何加强对大运河沿岸的文物、景观、生态实施综合保护；如何使那些充满魅力的古城、古镇、古村与大运河交相辉映，这些都是需要从整体上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长期以来，作为文化遗产的大运河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而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由于相关部门和单位缺少沟通协作机制，致使调查评估成果不够全面和深入。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工作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严重影响了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不利于航运和地方建设的协调发展。大运河资源调查和价值评估是长期的工作，涉及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需要通过法律加以保障和规范。

　　大运河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由于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和几百年来的取直疏浚，各段河道有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尤其是全线河道漫长，各河段高低不一，淤积湮涸常有发生。除有历史上的洪水决口、泥沙堵塞、水量减少等自然原因，更有管理不善、乱开支渠、截流用水等人为原因，再加上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监督管理不到位，一些地区甚至把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大运河，致使水质不断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自然和人文景观损毁、旅游和休闲功能衰退、文化遗存不断消失，毁旧建新等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城市化快速发展给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带来挑战。伴随城市化的进程，不少大运河沿岸城市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贯穿的运河风光已成记忆。在资源利用上，人们只注意“黄金水道”内河货运量的增长与否，却很少关心运河文化对生态环境、特色风貌、建筑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同时，作为流动着的传统文脉，大运河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积淀，附载在大运河两岸的民族民间文化，例如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由于缺少详细调查和保护措施，有逐渐销声匿迹的危险，没有了故事的大运河将逐渐失去魅力。

　　一些地方不注意对文化资源的积极利用，未将城市规划建设和文化资源保护齐举并重，没有树立长远战略眼光来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些地方为了吸引游客，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大量修建旅游服务设施，以及大量商业网点、宾馆、别墅等，超载开发使大运河文化遗产地不堪重负，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破坏了大运河的生存环境，引起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

　　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对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各种元素、环境风貌、生态系统又是一次较大的人工干扰，大规模建设对文化遗产本体构成现实威胁，城市化带来沿河居民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其中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对京杭大运河保护既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可能带来积极的贡献。因此，要只争朝夕地做好工程实施中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文物本体保护；同时谨慎考虑、周密部署南水北调工程的每一步实施，在工程中努力增加文化含量，延续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文脉，使今日这一造福社会的国家重点工程，成为明天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否请您描绘一下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宏图远景？

　　单：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也是一项庞大的、影响广泛而又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大运河连通五大水系，跨越众多省市，更需要统筹和协调。设立一个有权威的、协调有效的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的领导协调机构，促使国家相关部门和有关省市政府更加紧密的通力合作，以及全社会更加广泛的动员都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

　　大运河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廊道，应将文化资源的保护置于首位，同时关注经济功能的发挥和生态系统的维护，使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生态环境三者并举。“我国遗产界对遗产功能的研究，往往重于静态遗产，而疏于活态遗产。一般来说，活态遗产比静态遗产有更多和更复杂的功能”。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而是一个涉及到交通、运输、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廊道。大运河遗产保护是一项超大型的保护工程。据不完全统计，大运河沿线6省2市的文物遗存有654处之多。其保护工程规模，维修技术方案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前所未有的。

　　2006年5月，大运河列入了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同时，开展了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系列考察和研讨活动，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大运河沿线城市政府一致认为，保护大运河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长河，是保障可持续发展千秋伟业的盛举，也是我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应作出的承诺和贡献。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研究，并开始了保护实践探索。

　　今天，在南水北调工程的背景下，就大运河整体保护而言，无论是从文化遗产角度来看，还是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角度来看，都迫在眉睫。应正确认识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对大运河保护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可能给予的贡献。南水北调工程给大运河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其大规模调水可以激活古代水系的功能，不仅能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能对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实施系统保护，从而为整体保护大运河带来难得的机遇。

　　驾驭机遇，趋利避害，关键在于系统全面的规划和管理，切勿单一目标导向。因此，大运河沿线文物部门积极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挑战，明智地加以规划研究，制订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并纳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确保工程涉及的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努力增加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化含量，延续大运河的历史文脉，使今日造福社会的国家重点基本建设工程，成为明天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应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知识，激发沿线社区和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培养用科学的态度审视文化遗产，提高保护意识并参与保护活动，引导社会各界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待文化线路遗产保护。

　　只有实施大运河综合保护，使保护工作有利于提升沿岸城市的文化品位，维护沿岸城市的历史风貌，使大运河的每一方水域、每一寸岸线、每一块绿地、每一条道路，都作为公共资源，还河于民、造福于民，改善沿岸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品质，让人们更好地亲近运河、感受运河、品味运河，实现公共资源利用效益的优化，使沿岸民众在保护工作中真正受益，这样才能使大运河的保护工作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和持续支持。

　　大运河2006年才被列入全国文物保护重点单位，随后才开展各项保护建设工作，2013年就需要完成申遗的各项准备工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如此重点的地段进行“整治”，是否太过仓促，反而“揠苗助长”？申遗的时间能否延迟？

　　单：提出对大运河的整体保护行动，相对于长城来说起步较晚，甚至晚于丝绸之路，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达成社会共识，得到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包括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保护规划编制、考古遗址和文物建筑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环境保护与整治等，这些工作的确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但是，面对大运河沿线不断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持续活跃的城乡建设，大运河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面临亟待协调的突出矛盾。为此，及早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强大运河的整体保护，无疑有利于动员更广泛的力量关注大运河的保护。近年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例如2011年西湖成功申遗，带来西湖文化景观整体保护新的面貌。至今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当初西湖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会发生什么。近年来杭州的地价、房价在全国最高，甚至高过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一定会有很多建设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希望建设在西湖附近，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西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市民众的共识，有城市管理者的正确决策和文化担当，有社会各界的共同监督和积极参与，保住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市文化特色和优质文化景观。今天无论是漫步苏堤、白堤，还是荡舟西湖，都看不到任何新的建设项目侵入西湖文化景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城市中，这不能说不是奇迹。同时，杭州的城市建设也没有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受到影响，反而得到促进。使城市建设重点坚定地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 使老城保护和新城建设各得其所，相映成辉。我想，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应视为必要的过程，无论在申报的过程中，还是申报成功后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中，都应该使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得以延续，大运河的文化景观得以保全。只要保护工作到位，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将成功，大运河的未来必将更加美好！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2，（03），总23期：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