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帆：保护文化遗产须强化“核心”价值

　　保护文化遗产，须强化“核心”价值——访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

　　“这些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绩卓著，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了更多话语权。”

　　在中国第８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在京接受记者专访事作出上述表示。

　　巨大改变：从“文物”到“遗产”

　　记者：杜先生，您认为，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是否给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新的气象？

　　杜晓帆：从清华大学所作的调查来看，中国人这些年对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等关注度明显提高。过去的“文物”，成为中国人的“文化遗产”，包含着更多的感情。这种改变，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具有很大关系。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１１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中国媒体几乎没有太多反应。而现在，任何一个项目申遗成功，社会反响都十分强烈。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了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新的文化遗产类型。这反映了中国文化遗产的认知、理念与世界共融。

　　“景观”遗产：带来“喜”与“忧”

　　记者：说到文化景观，很自然让人想到今年中国的申遗项目——红河哈尼梯田。

　　杜晓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项目。我多次去参观考察过。人类在如此生存环境中，以如此智慧创造出了这样令人惊叹的农业遗产。而且，它至今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对于它申遗成功后的前景，我有些忧虑。

　　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后，一定会引来大批旅游者。当民众感到在梯田里劳作，远不如搞旅游的回报时，还愿意在梯田里辛苦耕作吗？假如这些梯田被政府买下来，雇老百姓种，耕种沦为表演了，延续千百年的社会关系、组织也改变了，这种文化景观有何意义？文化传承从何谈起？

　　记者：您这种担忧依据何在？

　　杜晓帆：上世纪末，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申遗成功，涌来大量游客，当地民众很容易获得收入，没人愿意种地了，甚至将梯田加以改造，满足旅游者的需要。结果，每过几年，就被列入濒危名录了。

　　摒弃功利：须认识“核心”价值

　　记者：您怎么看到这些年中国的申遗热？

　　杜晓帆：申遗热不只在中国，出于功利目的申遗的，也不只是中国。日本一家明治维新时期的缫丝厂为了申遗，多年来不惜花费财力人力，直言不讳提出申遗目的是改变当地经济状况。

　　我认为，申遗热不是坏事，对于遗产地的宣传，对于遗产的保护、传承等，都是有好处的。老百姓想通过申遗成功，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无可厚非，难道遗产地的百姓就必须守着千年不变的生活？

　　不否认，文化遗产有经济价值，但是，任何文化遗产都不能变相为文化产业，这违背了申遗的本义。

　　记者：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杜晓帆：最大问题在理论层面，就是如何认识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如何看待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终极意义。在哲学层面上，中国人可能思考少了点，而对于现实的、利益的考虑多了点。正因为如此，当下中国在面临自己的文化遗产时，时常在操作中出现违背核心价值的问题。

　　另外，还须树立这样的意识：所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之责，属于中国政府和１３亿中国人，而不只是遗产地所在政府。比如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后，所有责任都交给了当地，当地既要靠旅游发展经济，又要保护好古城，能做到吗？

　　当务之急：健全法律

　　记者：作为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上所做的工作？

　　杜晓帆：前些年，中国个别世遗项目在旅游开发中出现过问题，但及时进行了改进。应该说，中国在世界遗产项目保护上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几乎涵盖了世界其他国家很难遇到的各种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希望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努力，摸索出好的方法、理念，为世界发展中国家遗产保护作出更大贡献。比如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如何展示敦煌、故宫、长城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采取保护和开放的矛盾？这是需要智慧的。

　　记者：中国要保护好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当务之急是什么？

　　杜晓帆：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比如，新出现的古村落等文化遗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没有提及。

　　现在，中国需要更多的人对此进行认真研究，深入调研。有了充分的理论研究，才可能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完善中提出高水平的指导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