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访谈：城市与公园，人与大地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候选人　
　

　　LAF:我们通过一些报道了解到，当问及最喜欢的城市的时候您选择了纽约，其中一个原因是纽约是您生活时间最久的一个城市。我们想请您从使用者的角度对纽约中央公园在城市环境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进行评价。

　　朱涛（以下简称朱）：一个游客初到纽约，尤其是到曼哈顿，他会对两组东西产生深刻印象：一组是能从纽约城市天际线上看到的诸如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和自由女神像等摩天楼和标志物—这些都是实体的城市标志；而另外一个就是中央公园，这是巨大的虚的东西，它的整体形象是要有鸟瞰才能看到的。可是大家为什么都喜欢它？纽约中央公园实际上是美国—我相信也是全世界—被游览最频繁的城市公园。原因之一是公园本身内容非常丰富，另一个是因为它处于城市中心，大家在欣赏这座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可以非常便利地来到这个公园。
 

朱涛俯瞰纽约中央公园

　　但对于曼哈顿的居住者来说— 我需要强调另一点：中央公园并不是曼哈顿唯一的公园。曼哈顿大大小小的公园非常多，三四个街区之内就必定会有一个公园—对居民来说，这些公园要比帝国大厦和自由女神像重要得多。他们在里面跑步、遛狗，陪小孩玩，与家人、朋友周末聚会等等。公园是他们户外活动最便利的地方。

　　LAF: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公园已成了曼哈顿居民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朱：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城市公园跟郊野公园是两码事。拿香港前一阵关于西九龙 文娱艺术区规划的一个大型公园的案例来说，当时很多人包括一些建筑师都反对。他们认为香港已有75%的土地都是郊野公园，这些公园即使是从市中心出发也仅需要20~3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而香港只有约25%的土地是用来集中修建城市的，所以没必要在城市中心划出那么大的一块绿地。我认为他们混淆了郊野公园和城市公园所承担的完全不同的职能：香港的郊野公园确实具有很强的易达性，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让公众“散落”到郊野中，去亲近自然，去休闲。而城市公园在城市中营建出景观，除有助于缓冲城市空间的挤迫感外，更重要的职能是鼓励公众活动。它是城市居民交往和互动的场所。

　　这直接联系到另一个重要概念：城市的密度。以洛杉矶和纽约为例，前者其实是美国城市居民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整个洛杉矶城市地面几乎被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独户住宅铺满—一张独户住宅的大地毯，再没有大面积开敞的绿地；而在纽约，曼哈顿摩天楼林立，城市中不乏大型的公园绿地，周边几个区更是开敞。这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的城市规划模式：一种是以低层独户住宅为主的“蔓延式”（Sprawl），可形成分散但各家独有的小型绿地；另一种是以多层、高层为主的“紧凑式”（Compact），形成大片的公共绿地。这两种模式的利弊一直都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认为洛杉矶的独户住宅以及大批美国郊区住宅的发展构成环境破坏和能源浪费，有人则认为这给人带来更自由、更“亲近”自然的居住方式—通过自家的花园，能够直接将自然纳入每一户里。

　　LAF:在150多年后的今天，纽约中央公园仍是大型城市公园的典范，对于这种21世纪的人对19世纪设计模式的“因袭守旧”依旧喜爱的现象，请剖析一下您对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理解？这种经典能否再现？又没有没必要再现？

　　朱：我想先从城市公园的产生说起。城市公园于18世纪在欧洲开始出现，因为当时资本主义 市场对城市开发征地开始加速，残酷的拆迁、改造、开发使城市环境变得很恶劣，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矛盾开始激化—就有点像中国今天的形势，城市美化运动开始出现。人们主张把乡野的景色、把失去的自然重新带到城市里面，来装点城市空间。从社会层面分析，这实际上也是在修复，甚至是掩盖那种对土地剥削、开发的残酷性。或简单说，城市公园最初的功能就是为城市疗伤，起到缓解社会痛苦的作用。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讲，那时的城市公园也逐渐起到了容纳城市公共活动的作用，这一点跟城市空间民主化进程是有关系的。在公园里，大家可以一方面享受自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进行很多体育、文化活动，以及政治活动，比如伦敦的海德公园（Hyde Park）就经常举行
自由演讲等。

　　说完这些由来，我们再来反观中央公园为什么成功。首先，它的背景是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央公园没有过时首先得益于纽约的大都 市地位没有失去。一片规整的、理性的街道网格，组织着像机器一样运转的城市交通，而方格网中间嵌入一个风景如画的大公园，这在这么一个高密集、高能量的都市生活中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另一个确保中央公园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其周边的配套设施非常完善：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The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以及不远处的第五大道购物街、林肯演艺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和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公园周边一连串的公共文化设施对它形成了很重要的支撑，保证了这一地带的游客访问量。

　　这个看起来特别“自然”的公园完全是人工造出来的。它的设计非常巧妙，考虑到了随四季的变化，各层次植物色彩的变化。不管有多少变迁，21世纪的人们仍然会欣赏这样的自然景观。总之，从它的周边环境、内部配置和观感上，我从来也没觉得中央公园过时。但对建筑师、景观设计师来说，今天要设计一个新公园，如果再用19世纪的“自然主义”语言，来造一个极度模仿自然的公园的话，是不合时宜了。

　　21世纪的我们，面对中央公园这座150多年前修的公园杰作，要问自己：现在还需要哪些进一步的工作，还有没有可能超越它？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能只是肤浅地从形式上寻找变化，我们要展开对21世纪城市居住、生活、工作模式的思考，我们要考察城市的公园网络，乃至整座城市的景观体系。我们要积极探讨景观设计如何能与城市中高密度、紧凑性社区的规划，高效的公共交通结合起来，等等。从对城市的整体利益来说，我认为景观的作用比建筑大。因为从开发、设计到建成，建筑的产业模式往往只能生产出单个的建筑体。建筑师往往只考虑自己场地的问题。尤其是高层建筑从孤立的基地上向上拔起，其实更增强它在城市环境中的孤立性。但景观多是软性的、水平连带性的，它连带一系列与城市交通的链接，以及综合性的生态、水系、植被等问题。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景观设计可能是最重要的维持这个城市环境的连续性，包括生态连续性的手段之一，这是建筑所达不到的。

　　LAF:那您认为这会给中国的城市公园设计与建设带来哪些启示呢？

　　朱：首先，我印象中中国很多城市公园的“城市性”不够。比如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严格 上说它还是个郊野公园。不管北京的四环、五环公路内部交通有多拥挤，但一旦到奥林匹克公园边，就会感到它周边的居住密度是不够的，居住社区规划太过松散。公园四周都异常空旷，很不适合轻松步行，所以起不到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作用。

　　再拿深圳的中心公园来讲，它本来是位于郊区的一个苗圃，很多人都看好这块地要搞开发，但深圳政府顶住了巨大压力，保住了这片地，花大钱将它改造成城市公园。但是，这公园总是显得很“败落”。

　　LAF:是否是由于维护的问题？

　　朱：维护得很好，但为什么显得“败落”呢？一是周边的城市规划要配合好，才能保证足够 的人流和日常活动源源不断地为公园充电。二是公园自身的管理不是简单的喷喷水、洒洒杀虫剂就完了，还要以“营造城市公共生活”的观念和方法经营它。这有点像文化宫、博物馆，需要不停地来策划事件，定期举行活动，让市民积极地参与进来，使公园真正地活起来。软件不足是我认为国内的公园最欠缺的方面。公园管理者往往觉得养几片草地，找几把凳子摆在那儿，往湖里扔几条小船就够了。

　　LAF:现在北京的一些公园也在积极地举行一些活动，比如地坛公园的书市。

　　朱：这些书市、庙会等活动都非常好，但在很多新建的公园中往往就缺乏这种文化活动来维持。

　　LAF:大型城市公园除了具有生态功能（城市绿心、绿肺）外，对于通过建立如同城市“名片”般的城市公园（如纽约中央公园之于纽约），来营造城市身份认同感的理念和做法您有怎样的见解？

　　朱：公园不仅仅是自然景观，它还需要具有很强的文化性。然而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的文化性又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就像纽约中央公园的文化性，不仅体现在公园本身的内容，还有整个城市周边的文化来支撑，其它很多城市都很难一下子做到这两点。

　　当然，我倒觉得还有一些“打催化剂”的方式，比如说巴黎东北边的拉·维莱特公园，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巴黎人本身还是挺喜欢那个公园的，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国际声誉。但是在1980年代初，它被列为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主持的一系列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宏大项目之一，通过国际设计竞赛选拔建筑师，最后促成这座公园的设计成了建筑史、景观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范例。换句话说，有效的文化的操作使拉·维莱特公园一下子声名鹊起，然后成为了巴黎的城市名片。但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公园的营造跟城市的综合文化实力有关系，很难通过“揠苗助长”一蹴而就。

　　LAF: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逐步举办国家性的、国际性的赛事、活动，一些城市公园也就 纷纷随之而生，可我们看到的常常不仅是一些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景观，而且市民很难真正从中使用、获益，您对此有怎么的评价？

　　朱：我觉得这现象背后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大量的景观实际上就只是视觉上的东西—所谓的“形象工程”。很多绿地只允许看，不许进入。比如说城市中巨大的道路转盘，中间有那么大一片绿地，修剪得很漂亮，但是人们只可远观，不可近玩。还有另一个相关的时间因素，各种各样的“景观形象工程”实际上是为了配合一个短期事件所匆忙营造出来的，是为了救急，为了装点面子，为了某某事件急需而把城市面貌迅速地改造。这些工程的初衷就不是从长远打算，不是给老百姓日常用的，所以从设计到建设也不会考虑那么细致。像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夏天那么热，哪里需要那么大片开敞的草皮。小树林、小水塘和各种水景才更有用吧。
 

沈阳建筑大学校园设计

　　LAF:读到您的新作《当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1960-2010）一书中的“中国篇”—《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1978-2010》（Architecture in China in the Reform Era: 1978-2010）的文章，您曾讲到“在1978~2010年间，中国建筑的发展，不管有多少缺陷，仍积累出一些启迪人心智的思想和作品，它们汇成我们当代建筑文化演变的重要资源。”1978~2010年，也是中国景观从传统的园林艺术走向公共景观的时代，您如何看待改革时代的中国景观？

　　朱：谈到中国当代景观，我绝对是个外行，只能非常粗浅地谈谈自己的一些观察而已。我对 从传统的园林艺术走向公共景观这个问题很好奇。我想了解中国当代公共景观，在多大成分上是在综合考虑公共的活动、城市生活和生态等问题，而不仅是一种形式化的表达。就我很有限的经验，我看到大量的当代景观作品实际上是从传统的、比较雕琢、象形的自然主义园林，转变到比较抽象的、注重雕塑感、几何形式的景观作品，但很难看到设计师对城市文化生活和对生态资源等思考的转变。

　　我听说俞孔坚在沈阳建筑大学所作的校园稻田项目，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我们到了18世纪欧洲的那种“都市疗伤”的状态。引入这种稻田“农业景观”，是不是实质上起到了装点、或者掩盖残酷的开发征地所激起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里面的含义值得深究：明明大学已经把这块地征用了，但大学又“浪漫地”保留一片农田，然后再雇农民回来耕种。恐怕这稻田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视觉性的景观，因为我猜他们很难“参与”到这景观里—他们并不直接去种地，估计他们也很难在这稻田里产生什么公共交往、互动。

　　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我还有待现场参观才有确切结论，但我的直觉是这样：就是不管设计师初始用意多好，最后实际上成为象征性的姿态了。不管我们多重视、尊重农业文明，但事实是：开发已经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掠夺，以城市取代了农业。如果尚不能发展出一个更宏观、系统地整合二者间关系的策略，我倒认为：与其掩饰实际所发生的、单纯寻求视觉上的满足，或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倒不如更积极地思考和探索城市公共空间的性质和潜能。

　　LAF:您觉得这很反讽是么？

　　朱：我觉得很反讽，跟中国这个大语境结合起来又觉得很有意思。我不能做出任何明确判断，因为我对这个案例的了解实在太粗浅了。像王澍在象山校园的项目中也保留了一些小菜地。那些地虽然已经属于校园了，但还是由农民回来种。学校还限制他们不使用农药、化肥等等，还说那是“有机耕种”，我觉得这多多少少都有点反讽的意味。或者说，它们就是变成了视觉化的“景观”，而失去了很多原初的农业耕种—生产的意义。

　　最后， 我一直好奇但是没有能力做到的，是了解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景观设计的变化。这和中国土地政策、土地使用强度、生态环境、城市规划、人们的生活和审美习惯的变化等等都息息相关。归根结底，景观（Landscape），或者译作“地景”，直接处理大地 （Land）。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师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在迅猛的城市化过程中，努力协调中国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这项工作意义多么重大，我充满敬意！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2，（01），总21期：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