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荣访谈:公园是社会平等的载体
王向荣: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多义景观事务所主持设计师。
您去过纽约中央公园吗?
王向荣(以下简称王):没有。
那您对纽约中央公园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印象?
王:19世纪建的公园总体上来说都差不多。在纽约中央公园建造前100年,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中产阶级力量快速崛起,许多过去属于王室和贵族的园林开始向公众开放。这些绿地实际就是早期的公园,只不过它们最初并非公共的性质,也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建造的。但是在形式上,它们影响了后来建造的公园。
1804年,德国慕尼黑开始建造“英国园”,这片360hm2的土地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以向大众开放为目标而设计的大型绿地。随后,在德国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都有公园建造的实践。若干年后,随着美国大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膨胀,作为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重要措施,大量城市公园开始出现,纽约中央公园是其中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公园之一。
这些早期的公园都有着巨大的尺度,它们的目标是使人们从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和枯燥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为人们提供进行散步、骑马、划船、钓鱼等活动的场所……这些公园都展现出自然风景、田园牧歌式的风格,它们后来影响了全世界城市公园的发展。
纽约中央公园设计建造时的使用功能和目的比较单纯,您认为在当今的城市中有可能复制这一经典么?
王:今天看来,这些早期的公园都是城市建设史上的杰作,它们为城市公园做了定义,它们的思想是划时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还要复制它们。
您认为那些是基于那段历史时期的独特产物?
王:对。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今天的城市与市民的生活与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城市中再建造一个乡村化的、如画般的田园风景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今天的公园除了作为大众享受新鲜空气和进行令人愉悦的户外活动的地方外,公园更应该承载着城市生活,渗透到城市之中。公园是社会平等的载体,是城市中极少数的、人人能够完全平等的场所。无论性别、年龄、种族、阶层和经济地位,在公园中每个人都能找到所需,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同样的资源。公园也是医治某些城市问题的良药,它改善了城市的健康状况,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此外,在城市发展中,公园能提高周围土地的价值,促进城市更新和建设。
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在现今城市中有何种意义?其肩负的功能是否越来越多?
王:功能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公园一直在不断地发展。人们对公园有了更多的认识,也进行了许多理论上的探讨。比如,今天的城市是否还需要公园?城市中到底需要多少公园?城市公园多大尺度比较合适?除了田园式,公园的面貌还有哪些可能?公园是否还应有更多的作用?
今天,大型的城市公园的功能更加全面和综合。公园与城市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它承载着更加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也成为人们认知城市、体验城市的场所。公园不仅代表着优美的环境,它更是起到了城市社会改良和生态改善的作用,因此新建公园常常选址于城市中衰败的区域或者已遭到污染或破坏的土地。公园的类型也更加多样,不再有固定的模式和风格,它们是维护城市地域景观和创造景观多样性的载体。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城市中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承担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作用,是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公园的生态完整性、建造的经济性和维护的低成本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大型公园在城市绿地系统中有着何种重要意义?
王:公园的面积越大,会带来更显著的生态效益,也能承载更综合的使用功能。然而,如果一个公园的面积过大,也可能意味着整个城市将占用更多的土地,或者这个城市中的绿地分布非常不均,或者城市的一些部分交通不畅,市民生活不方便,甚至于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我们把大型绿地切分成小块,更均匀地分布到城市之中去,就有可能在城市中形成一个绿色的网络,给城市带来更均质的环境,也为每一个市民带来更方便和舒适的生活。然而这也会丧失那些大型绿地所独具的生态价值和一些综合的使用功能。
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绿地只是城市用地中的一种类型,人们生活在城市中,需要各种各样的土地。一个城市并不一定是绿地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城市需要一个人性化的、方便的、有利健康的尺度。
能否这样理解:您更赞同解决城市绿地问题时应该需要一个分散而系统化的绿地系统?
王:有些城市,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自然条件,已经形成了或将来应该形成大尺度的城市公园,这当然是合理的。但绝大多数城市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在这些城市中我更赞同将更小尺度的绿地尽量均质地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并形成连贯的系统。这样的绿地对于每一个市民来讲更有效,使用更加方便,对城市生活的改善也更为直接,也能更有效地构筑平等的社会。
我们了解得知,欧洲景观对您的影响更为深刻。
王:或许吧,毕竟对欧洲更了解。
我们也看到您对法国拉·维莱特公园(La Villette Park)给予了高度赞扬,是不是相较于中央公园来说,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理念更贴近您自身对城市公园的理解?
王:首先,这两个公园的建造背景不同。早期的公园解决了城市中的很多问题,但它们与城市之间也往往有明显的界限。纽约中央公园建造时,周围还是一片荒凉。而拉·维莱特公园就建造在密集的城市街区之中,在建造之初,它就与城市不可分隔。事实上,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采用的就是一种活的结构,一种可以无限生长的、蔓延到城市中的结构,而公园本身也在各个方向与周边的街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拉·维莱特公园自身也有问题,它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特殊设计,是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总统工程,是一个在高造价基础上产生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很难再出现了。但作为一个城市公园,它有着许多的成功经验。它改变了原来场地恶劣的环境,改善了当地的治安,为周边的居民,特别是大量的移民提供了各种社会生活的可能。它也是一个活的公园,建成以后一直在不断变化、调整和充实,并一直被高强度地使用着。许多人热衷于讨论它的形式,但拉·维莱特公园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它对社会和城市的贡献。
再来谈谈中国,您认为中国有比较出众的城市公园的设计范例么?
王:等到那一天,中国规划师和设计师的眼中有了人,有了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关切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快乐,中国的城市公园就会有优秀设计范例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设计师,包括景观设计师、建筑师、规划师,产品设计师等等,大家要么疲于应付,要么陶醉在自己的设计天地里,又有多少人去关心使用者?
我们的设计师不知道自己肩负设计健康生活和美好生活的责任,也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经常有人问我,中国未来的公园应该是怎样的?也许提问者想要得到一个有关未来公园的风格和形式的答案,或是有关公园理论范围的设想,但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公园肯定会一直存在下去,新的公园也会不断地建造,它们的模样并不重要。好的公园一定是这样的作品:它们能非常方便地到达,能为公众带来健康和舒适的生活,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和协调,每个使用者能在公园中各取所需,他们在公园中展现的都是笑脸。这看似是一个口号,或是一种理想,但景观设计师恰恰能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设计师的心中有每一个普通的人,有改良社会的信心、责任和能力。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2,(01),总21期: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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