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夏·约翰逊：项目本身并非设计者才华的纪念碑
遵循生态学原则的科学的空间规划是解决生态问题非常行之有效的手段，这已经毋庸置疑，在《景观设计学》2011年第4期（总第18辑）“设计的生态（上）”中，我们已充分讨论。在本期的论坛里，我们将视角转向尺度相对较小的设计，或者说是艺术化的设计，期望能从视觉感官着手，唤起人们对美好自然的原始记忆，从情感的把脉中，重拾人与环境的平衡相偎。
帕特里夏·约翰逊
帕特里夏·约翰逊，美国环境艺术家和景观设计师，其设计作品将艺术、生态和功能性基础设施与为人类及野生动物而建的公共景观相融合。
景观设计学（LA）：有人将您视作一位“生态艺术家”，您对此有何理解？
帕特里夏·约翰逊（以下简称约翰逊）：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生态艺术家”。我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围绕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而进行，在整合了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同时，创造出了公共空间，并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除了一些观赏性绘画之外，我最关心的就是项目的功能性。由于在每个项目中有很多交叉重叠的关注点，因此就像解多元方程组一样，需要在同一个步调下解决问题。
在40多年前，生态群落成为了我的一种工作模式，这是因为我被生态群落功能的高效性和平衡性所吸引。这也是我将达拉斯的“美丽公园泻湖”（Fair Park Lagoon，1981~1986）设计为一条食物链、而非从美学的角度进行规划的原因。动植物在其中可以成为彼此的食物，只需要投入微少的维护便可以保障生命的延续（这不同于全部需要进行人工维护、动物在笼子中完成生死过程的动物园）。
在“美丽公园泻湖”之中，人们的亲水路径同时也形成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小生境。另外，还可以防止海岸线受到侵蚀。我的一幅绘画展现出了雕塑性元素（比如道路和动物岛屿）是如何作为防线阻挡波浪到达海岸处的，同时这些雕塑性元素沿着海岸线的排布也可以作为一种堤岸的保护铠甲。
美丽泻湖公园在大雨过后，部分雕塑没入水中的景象。现在此地已成为市级的蓄洪水库。© Patricia Johanson 2011
美丽泻湖公园的鸟虫栖息环境吸引着儿童的观察兴趣。© Patricia Johanson 2011
“居鲁士之园”项目，建于1970年，由红杉木材构成，792m长，30cm宽，5cm高。© Patricia Johanson 2011 “居鲁士之园”项目中的红杉已成为了植被的生长基底。 © Patricia Johanson 2011
景观设计学（LA）：以您近期的项目“糖屋河谷”（The Draw at Sugar House）为例，在作品中，您是如何将外部的艺术形态、形式与其内部的生态功能相结合的？
约翰逊：所有的考虑都同步进行，直至设计过程的最终时刻，当了解到所有的工程需求以及我试图解决的具体生态学问题的时候，我才能够选定其特定的形式。我在寻找一种同我欲表达的信息相关、并且可以包容所有的内部功能以及我想付诸于项目的生态策略的具体形式—这就有点像人类的身躯，其容纳所有必要的系统和器官，以保障一个统一、功能顺畅的设计完成。同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一样，所有的部分需要各就各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因此，以“大峡谷”（Canyon）项目为例，在高速公路的另一侧实为“美莲草”（Sego Lily）项目大坝的溢洪通道，为高大建筑物提供了免受洪水的侵袭的抗冲刷高墙，同时加入了鸟类和蝙蝠野生生境，以及通往“摩门之路”（Mormon Trail）的雕塑性元素。所有这些工程结构—高架桥、挡土墙、雨洪控制大坝、泄洪道—为生态系统彼此间提供了连接，而雕塑性的形式使其能够更容易地与陆生哺乳动物、两栖动物、鸟类以及昆虫所需要的广泛微生境融为一体。周边景观则由能够维持乡土特征的乡土植物以及能够在雨洪径流汇入溪流之前对其进行净化的湿地植物构成，而所有的这些都是整个大范围图景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景观设计学（LA）：您对“设计的生态”的概念是如何理解的？
约翰逊：这一概念表明了人类实际上已经可以设计生机勃勃的系统，虽然我们通过学习和模仿具体的自然生态系统，但仅能够达到一个有限的程度。恢复生态学家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探索，取得了累累硕果。需要牢记的重要一点便是，我们的设计之中还没有什么能够如同自然系统一样发挥功效。我们在“高调风格”的设计世界中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声称是“生态的”、尺度相对较小、装饰性的项目，然而设计一个具有真正生态功能的项目将是极其复杂的，并且需要将它与其他的生活系统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与此同时，人类设计师也需要抛弃他们的自负和骄傲，理解“设计的生态”必然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转换。作为一名将事物安设于世界之中，并且设定其发展变化的生态设计师，你要明白的是，项目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自身将成为一个实体的存在—而并非是设计师才华的纪念碑。
景观设计学（LA）：大多数生态艺术家的作品都位于市郊或乡村地区，您认为在城市（人造）环境中建造艺术化的设计的生态项目的可能性如何？
约翰逊：我始终坚信，未来可持续的唯一希望存在于城市景观之中。40多年前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通过平衡人的需求、自然的进化及人类长期生存的目标，重建贯穿城市肌理的生态系统的连续性，重新连接古老的流动结构，构建既使人乐在其中又具有生态功效的公共公园。”在城市之中设计具有功能性的生态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城市房地产业不断增加的利润面前，是否愿意将艺术或者生态群落置于优先的位置。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1，（05）：42-46
约翰逊：两者的差别可以是微小的，也可以是巨大的，这取决于设计师个人以及项目本身。我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方式更像是传统的中医而非西方的外科医生。在我看来，中药是富于想象力的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体，其缓和了身体本身的生命能量（即“气”），促进了进行自我治愈的良性循环。我的设计之中的生态学部分通常采用相同的逻辑—不是在即有的环境中引入粗暴的运作方式，而是建立起一种状态，引领环境朝着健康的方向进行发展。就像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Scranton）的“玛丽花园”（Mary’s Garden）一样，在工业采矿的废弃土地上进行了生命的重建。人们对于我的项目的关注点通常聚焦在与市政工程相关的大型雕塑性元素上，而存在于每一个作品
有可能揭示出深层次的事实以及精神的转变（即“传神”）。我相信在创造成功的生态项目时，艺术就如同科学一样，是一个奏效的出发点。就像传统中药一样，艺术是修复各种元素平衡性的一种体系。
景观设计学（LA）：在您几十年的设计生涯中，伴随着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以及人们对于生态关注意识的提升，哪些因素对您的作品产生了影响？
约翰逊：我现在所有的环境设计理念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生态设计还被认为是一门边缘学科。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和城市通过开发绿色科技、建造对环境破坏性小的项目来认真地对待环境，并转而关注整个生命网络体系，而不再仅仅是人类自身。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将人类的设计架构于生态学以及伦理学背景之中的小型绘画的创作。这些绘画作品就如同种子，经历了开花结果，成就了我今天能够建造的各个大尺度的项目。但是，若要改变市政设计中惯用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时髦、几何式、呆板的“国际风格”—需要那些社会上陶朱之富、位高权重之人转变想法。当时的我血气方刚，不愿等待，而是在我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了“居鲁士之园”（Cyrus Field，1970）。该项目位于一片成熟茂密的森林之中，历经40年之后，如今已经成为了整体生态群落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之中的生态群落则会受到忽视。
同生态学家一样，我也对科学的事实以及对于自然世界的直观观察非常感兴趣。我在每一块具体场地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确保我的设计能够长久地适应于未来。我对生态学的所有方面都非常感兴趣—不仅仅是动植物生态群落与其周边物理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人类与设计如何相互影响（人类生态学），以及如何保护这个生命的世界并将其完好地转交给我们后代们的相关政策。艺术家们总是从自然当中获得灵感，不过，从1969年开始我的很多小的绘画作品的目标就是模拟自然中各种复杂的关系网络，并将城市之中的居民们重新融入到能够进行演变和转化的生态社区群落之中去。我在设计中采用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流体设计，设想我们都是同一自然过程以及同一基因生命来源之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确信自己在理解这些概念的方面尚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一直都很欣赏中国的绘画，并且我总是尝试着利用我头脑中的各种概念进行设计—特别是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即“理”）、季节性层面（即“季”）以及生命的运动（即“生动”）等概念。当一个设计师在观察和模仿比如成长的韵律，或者衰败、侵蚀的韵律时，便有可能揭示出深层次的事实以及精神的转变（即“传神”）。我相信在创造成功的生态项目时，艺术就如同科学一样，是一个奏效的出发点。就像传统中药一样，艺术是修复各种元素平衡性的一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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