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城市可不可以民办化

　　主持人：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非常迅速，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1%。但是我们在城市化建设当中也存在些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先生在他的演讲“城市化要吸取工业化的教训”中提出：城市化不应该仅仅是看这个城市的物理外观建设，而更应该注重社会权利的建设，也就是人们有权利对较高的生活做反映，有权利移动过去，有权利到哪里去居住，到哪里去创业，到哪里去工作。

　　周其仁：城市化有好多纬度，一个纬度是物理外观上的，就是国土上冒出了更多的城市，冒出了更多的地表性的建筑，冒出了更多高楼大厦，需要有更密集的基础设施支撑这个高密度的经济活动，生活生产。这是城市化的纬度，城市化很容易想到这个外观。但是，城市化还有一个纬度是非常抽象的社会权利方面的变化，所谓社会权利也是城市化，城市化无非是普通人对经济收入较高的机会做反映，为什么城市总的趋势是往城市走呢？因为聚到一起以后，需求集中以后，分工程度可以提高，收入创造的水平可以提高，这是城市吸引人的地方。你要城市化起来，它一定要冲破原来的很多社会成员权利方面的障碍，哪里有时候你不让它动，没有城市化。如果有地缘、水源、人生依附关系充斥了这么一种社会，不可能有城市化，城市化是有权利对较高的生活做反映，有权利移动过去，有权利到哪里去居住，到哪里去创业，到哪里去工作。这个纬度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是后来者，可以看看前面国家走的步子，但是后来者也容易出问题，容易看错重点，容易从物理外观看城市化，不容易从社会层面的权利的界定，权利的协调看城市化。这样在城市化建设当中就可能出现偏差，这个迹象刚才吴老师已经讲了。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最近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当中，这个苗头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点展望未来十年的时候，应该提醒注意这个问题，一方面很大的机会，一方面这个里头可能有偏差。

　　为什么说看看工业化的教训呢？工业化是我们曾经的一个主导型的经济建设的口号，工业国转成工业国了，农业的收入就是比较低，搞了制造业，搞了工业，这个经济就起来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工业非常容易注意它的物理外观，比如所有工业当中，钢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注意物理外观，不注意经济关系要变化，钢的需求和别的需求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炼钢跟各种要素的供给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你只管一点，强力去推，最后结果是事与愿违。所以，1958年的大跃进是失败的，多少亿多少人白天晚上的劳动努力，那个支付没有回报，财政补贴最后是发票子解决的，引起当时计划时代隐性的通胀的一个根源。我们国家工业化的阶段，因为是后发，就看的比较清楚，政府就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这个一般讲讲没有问题。

　　但是，政府作用到底放在哪里起？制定了工业化，强制性动员，过去的经验证明不是太好。我们过去部委定过多少点？我们国家工业化，你不能说没有成就，基本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搞了两弹一星，国防起来，这是成就的一笔。但是，代价就是投入太大，老百姓的实惠太少，什么道理？就是以为看的很清楚，用计划，用强制去做，最后的效果不太好。你到温州看低压电器，当年国家做过部署，遵义、上海、西安搞一片，最后发现三片加一起，不如整个温州几个镇上的产出量。所以，目标很清楚，机制不对就会留下教训。高楼建错了，这个损失很小现在看，城市建错了，损失会很大的。我们现在的行政主导，就在权利方面，一方面其实中国城市化加速的经验就是权利系统做了变化，80年代最早城镇化是怎么起来？就是允许农民进城，当时有粮食体系，户口、粮食，房子也不能随便住，也不能随便创业，80年代这是底层冒出来的。一些农民地不够种，要到镇里面务工，那是当时的顶层吸收了这个经验，允许农民进城，没有粮食，背粮食去，自带口粮到城镇务工经商，有了这个政策，就起来了。但是，这个经济现在回头看，发育的是及其不健全，人可以流动，但是跟人流动配套的整体不健全。整体看，还是一个高度行政主导、审批主导、权力主导的一个过程。人可以流动，但是能不能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不行，这个不行很多东西是深层的。财政就不行，这个认不是本地人，这个财政不含对你的公共服务，你怎么可以到这儿来看病、上学，这是很大的问题。讲起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讲起来国家承诺有义务教育，有一定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可是现在这个保障第一水平很低，第二不能流动，人一流动，跑到外头去打工，那一点一点医疗费要新年带回家乡报销，更不可能深入进去，50亿当中，真正的城镇居民35万，还有很多是在这里落落脚，不能真正转为城市居民。土地高度行政垄断，全世界没有这种土地市场，政府一手把农民地拿进来，一手他再去拍，这个导致社会关系的扭曲，政治和社会的紧张我的看法已经到了临界值，这个要不改，物理外观的城市化起的越快，裂痕就越深，鸿沟就越大。

　　主持人：高楼建错了损失小，而城市建错了，损失将会是巨大的。周其仁在演讲中提出一个观点，要从所谓注重物理外观的城市化，转到体制、机制，转到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转到用法制来维护这些自由权利，你只要不侵犯他们的自由，要让这种自由尽可能的扩大，增加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

　　周其仁：中国怎么定城市？行政审批的结果，没有一组客观的符合指标就可以登记设立为城市，一会儿县改市，所以有些地方农民叫城市人民，有些地方叫镇，叫村，没有一套公开透明的程序来说明哪些地域，哪些地貌，哪些空间符合哪些条件就可以叫城市。日本5万人以上的居住点都叫城市，光最小的城市好几万户，构成了整个城市化体系的一个底部结构。我们这里不行，广东这么发达的地方，很多镇，广东人口2万，外来人口100万，长期居住在那里，这些问题不解决，光推进物理外观的城市化有问题。所以，我发言的题目叫“吸取工业化的教训”。工业化是一个追赶，后发优势可以把这个路线看的很清楚，但是不能忽略权利方面，人和人关系方面，体制机制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工业化是通过改革以后的再工业化消化掉了，重组，厂房、工人、工程师都流动了，形成新的工业竞争的竞争力，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我们城市化将来会不会要再城市化呢？能不能不要让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沟坎像工业化、再工业化变成一个巨大的资源的投入过程，投入出错再纠错，能不能小一点呢？能不能从改革以后的再工业化当中吸取一点营养，能让正在展开的城市化健康一点？

　　再工业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辩论就是民营工业起来了，原来是国家看中了国家干，最后发现国家看中了国家干，这个动员能力强度很高，效率不高，很多市场需求照顾不到，民营工业起来，整个工业的面貌就不同了，城市化当中民间的力量起什么作用？能不能有民办的城市？这个话今天讲起来都是很离谱的，谁也没有想象到可以也民办的城市，但是事实上确实有城市注册。一个地方的某一个指标达到，就可以注册为城市，当然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在中国今天的体制下谈这个问题太早，但是在中国的城市化下一步的展开当中，能不能增加民办的因素？能不能在城市的设立，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建设当中除了行政力量，要增加民办的自发的力量的参与？这些问题我认为如果展望十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中国实际的这些城镇化的经验当中，这些苗头已经起来了，我们看过很多工业园区，城市的开发园区大量是官办，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民办的，也有办的非常好的。

　　这些实践当中是应该提炼出政策元素，提炼出立法元素，就是要增加我们所谓注重物理外观的城市化，转到体制、机制，转到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转到用法制来维护这些自由权利，你只要不侵犯他们的自由，要让这种自由尽可能的扩大，来增加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现在政府主导的土地城市化它是收入分配不公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为什么很多干部被拖下水，就是权利设置的太多，应该从基本产权格局入手，国有土地可以流转，农民的经济土地也可以扭转，要一个统一的市场来完成这个扭转。政府统一来维持这个秩序，抽取适当的税收，不能政府自己带着强制力就冲进这个市场拿地，乐此不疲，会弯曲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然后巨大利益掌握在政府机构手里，又变成我们防腐的一个怎么防都防不住的一个难点。像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考虑，有一个体制性、制度性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东来一头抓一个案子，西来一头抓一个案子。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展望未来十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化这个变量方面，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一条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当口要注意吸收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尤其要从过去的国家工业化高度注重物理外观的指标轻视权利、人际关系的指标，要注意防止那个偏颇，来保证我们未来展开的这个城市化会促进这个现代化的发展，会提高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的水平，能够让这个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一个更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