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昕：贪婪是美好生态生活之敌

　　景观设计学（LA）：能否就您的研究领域谈谈对“生态”概念的理解？

　　阮昕（以下简称阮）：我仅能在我的学科领域，即建筑领域内讨论这个问题。在前现代时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建筑的根基是宇宙和凡世生活之间的联系。17世纪有关太阳系的科学发现将理想代数学及其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呈现于世人面前。我们人类没有臣服于这一神圣的秩序，而是变得更加贪婪：我们看不到自身认知的局限，我们想要了解一切，而生态正是这其中一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开始流行将建筑比拟为生态。但时间会证明更适合建筑的比拟是什么。

　　景观设计学（LA）：您认为生态能否被设计？人工的生态和自然的生态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阮：我们当然能够修复和改善自然。对于自然生态的人工干预也不都是负面意义的；好的农业就是一个正面的范例。我不知道人工的生态与自然的生态之间的区别。作为一名建筑师，我认为我们更需要一种谦虚的态度，来更敏锐地观察自然生态，从而做到所谓的“紧随生态之脉络”。

　　景观设计学（LA）：您认为当代社会提倡生态设计的出发点有哪些？除了积极的环境意义之外，生态设计还能满足人类的哪些诉求？

　　阮：当然，我们这一时代对于生态设计的提倡是由自然环境的恶化引起的，其中可能也包括了对于有限的化石燃料快速消耗的恐慌。因此，除了积极的环境意义之外（我认为在建筑中至少应该要追求减少污染和能源消耗），建筑中的“生态设计”应该使人们对于季节变换的意识更加强烈。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必须打开窗户，让我们能够聆听到小鸟的歌唱，感受到清新的微风，观看到如画的风景。在我粗浅的想象中，这是拥有“神圣意义”的，是我们人类不可欠缺的。

　　景观设计学（LA）：当前，“建设生态城市”的口号越来越响亮，中国城市的生态却在不断恶化，这成为了中国城市设计中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当代诠释。生态设计不是赶时髦、追时尚，而是应该真正解决人地之间的根本问题，请您谈谈什么样的设计才是真正生态的？
阮：对于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很认同一个观点，即设计行业（比如建筑师和景观师）并非能以一己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一点应取决于意识形态（而不仅是生态环境本身），或换而言之，取决于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如果我们继续迷信经济和认知能力的增长没有上限，过度贪婪—比如说向往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只会加剧生态退化的问题，尤其针对于中国过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这种问题将会尤为凸显。如上所述，设计界不应该追求时髦的“环境装饰”或“高科技装饰”，而是要从应对气候和季节变化的被动式的设计中吸取古老的经验。

　　景观设计学（LA）：纵观中外建筑历史，您认为哪些作品仍在生态方面有着典范的作用，并可供当代设计从中借鉴？

　　阮：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城市尺度。无论是在古代欧洲还是中东以及中国的悠久历史长河中的高密度和低层的内向院落式的城市肌理，在我们这个时代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景观设计学（LA）：要解决生态问题，往往需要从尺度较大的、较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角度着手，建筑从尺度与体量上来说通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您如何看待建筑生态设计在解决大尺度生态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阮：好的法规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关键，但这一点在社会民主制的国家里变得很难，因为需要在众多力量之间协商和博弈。很多东西实际上是由所谓的市场来决定的。但在“市场”背后，也有群体心理的因素以及少数强大个体的操纵。但在中国仍是有希望的：只要少数当权的智者是这样认为的，事情就拥有实现的可能。

　　景观设计学（LA）：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和一些国家，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绿色建筑认证已经成为法定强制标准；在全球的范围内，LEED认证也越来越得到推崇，您认为这能否为推动建筑生态设计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阮：澳大利亚也有非常详细的居住和复合住宅设计的绿色法规。如前所述，我认为好的法规是关键。

　　景观设计学（LA）：在实际的设计、实施过程中，您认为阻碍生态设想实现的因素有哪些？ 

　　阮：这个问题很大。需要进行案例研究才能给出理性的答案。我只想说一点，就是我认为建筑师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的选择要能尽可能地降低维护成本，延长建筑使用寿命。

　　景观设计学（LA）：我们在很多设计竞赛中，看到很大胆、很新奇的设计想象，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很难实现，这时，设计师往往会认为是技术条件的限制阻碍了设计的实现，您如何看待设计理念和技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阮：我不认为好的生态设计必须要样式新奇。就技术而言，我的态度是先进的建造技术已经给予了我们太多的自由度，但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1，（04）：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