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城市之风应使人自由

　　“我想在中国要做任何城市规划的改革，还是要做很多民主政治的实验，换句话说，其实是如何做到权力逐渐被小心使用、分配的问题。”  ——梁文道

　　在《说文解字》中，“城”指的是“以盛民也”，“市”的解释是“买卖所之也”。所谓城市，正是那些居民富足的买卖交换之地。城市经历着历史的兴衰，逐渐因文明而形成今天的面貌，未来它也会不同。但是城市又是相似的，就是因人的兴衰而变化，开放的城市正是由开放的人缔造的。

　　记者：您在台北曾经办过一本名为《打开》的杂志，您也曾在大陆地区举办过一次同名的社会活动，您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是否符合一个开放社会的面貌？

　　梁文道：城市的开放与否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地方，“市”最初指的是交易的场所。人们的聚集由最初的物品交易逐渐变成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交换，人们在这里相遇、见面和买卖，所以才会有德国人所说的城市之风使人自由。每一个来自不同乡村的人在他们生活的传统社会里慢慢养成习惯和风俗，而进入城市后，他们遭遇到前所未见的风格、人种、建筑、生活方式和信仰崇拜，他们有可能被改变，变得更容易接受不同的事物，更加宽容，所以他们自由了。这一过程的形成是与原初概念相一致的，只是城市的开放过程让很多居民和管理者担心其会失控，这时候才出现了所谓规划。由于城市总是开放着的，充满资本和资讯的交流，于是规划总是需要解决开放与既定蓝图之间的矛盾。

　　而就这个话题而言，我比较关注的是中国目前的城市规划本身开放程度的问题。很明显，就我个人理解而言，是不够开放的。在中国，并非人人有机会了解自己居住的城市是如何被规划的，也很少有人真正参与规划的过程。而在很多国家，很早以前就有市民参与规划的历史，并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目前的中国，我不敢说没有市民参与规划，但至少还是少见的。

　　记者：城市规划在最终决议阶段常常由政府主导，很多专业的城市规划学者都反映，这些规划常常是基于不合理的要求和欠缺专业性和科学性的考量展开的，您对城市规划的制度机制有什么看法？

　　梁文道：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危险。自古以来，大多数的城市规划都是由政府意志来决定的，这不是一件太罕见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城市规划的政府意志能达到的强度是多少？古代的王朝政权没有当代政府如此强的管理能力和意志，在20世纪之后，政府管辖范围被逐渐放大，例如卫生、交通等都被纳入其中。今天的中国，有趣在于，虽然很多问题通过专业学者被解决，但依然拥有一个最有意志和有能力去完成想要做之事的政府，或者换句话说，今天的政府比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独裁，权力更大。

　　另外，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路径中，确定决策的主体并不是一块铁板。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统一意志和决策机制的单位，而是一个权力阶层，它的职能可能是分散的，是由不同官员组成的，其中每个人都有基于不同利益的考虑。从时间上来讲，政府行为没有延续性。很多二三线城市在一届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上任后，便快马加鞭地大兴土木。从权力分布看，政府不同部门的层级都可以干涉规划。我曾经和中国城市的一位规划院院长聊天。例如，他们接受过一个规划项目的申请，是在一个医院旁加盖一栋楼，如果按照要求完成，这一街区的路况条件就会影响整个城市区域的交通流量，但是一个高层领导的回复是，那个医院很重要，因为很多领导都要在那里看病，所以他们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

　　城市规划几乎是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能够参与其中的事情。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书中写的（某些国家的独裁政府如何糟糕和专断）不同，中国社会的问题更为复杂。在规划上，从纵向来看，我们的政府本身没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从横向来看，决策者也不是统一意志的集体，而是不同权力板块的构成。造成中国城市规划现状的原因正是权力至上观念的影响，同时这些权力又非常凌乱。

　　记者：中国的城市规划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而欧美国家的城市规划也有不合理之处，您如何看待基于不同政治结构和社会背景的城市规划的失败案例？

　　梁文道：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很失败的城市规划时期，不然美国的简·雅各布就不会写《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彼时正是现代主义潮流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观点盛行的时期，那些学者认为掌握城市规划的科学精英能够由上而下决定城市的面貌。我们已经看到经由那段时期产生的糟糕影响，Brazillia（巴西利亚，巴西首都）就是那一时代一个很经典的城市规划失败的例子。

　　但是我们忽略了另一个侧面，也就是资本运作的影响。美国演变的整个过程不仅是精英运作的结果，也是资本的影响。一些工业城市的兴起和没落与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甚至是全球的资本流动有关，例如底特律的衰退或者德州的IT重镇城市奥斯汀的崛起。很多城市都在尝试历史建筑的更新、保育和重新利用。试问，是什么人获得这些空间的使用权呢？我们发现这些地区的地租在街区保育后变得很贵。同时，这些地区都有相当好的金融业，围绕这些金融业的专业人员——例如会计师、律师和银行家——都有较相近的生活习惯，而内城地区的历史改造就能够满足这些生活需要。很多金融中心都很容易形成中心区的复活，因为满足了这些少数精英和中上阶层的需要。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城市规划也是基于经济模式的转变而变化的。

　　全球各地从来就没有一个完美的都市规划，所有城市都有它的问题，但是差别在于政府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决心和意志，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些问题在哪里。美国当然有很多问题，但他们中的部分人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尝试解决，甚至已经在解决。美国所谓的都市规划很难说有其共性，每一个州都是相对独立自主的，城市规划取决于选民对市政府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注意到，美国有几座城市，其市民的需求使城市的面貌有所改变，这些城市比较能够摆脱城市精英的操控，比较容易抵挡城市资本的过度操作，比较能够顺应城市市民的需要，让市民参与更多城市空间，例如旧金山和西雅图。

　　记者：您主要从批判性的角度来谈城市规划，有没有一些相对具有建设性的思路或意见？

　　梁文道：我觉得很难。因为今天中国城市规划的问题与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政府的权力太大，而权力又不是真正的集权，它随意分散、转移在不同精英或者官员的手上。以美国为例，一个城市中很多规划地做出要以听取市民意见为前提，如果要完成公民参与的过程，就要开town meeting（镇民大会）或者town hall meeting（市政厅会议）。百姓人多，要求也多，而且观点每天都在变，但仍有一个程序来帮助整理意见，把观点汇总，促成方案，再形成一个决策并被执行。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不需要听百姓的，只听领导的意见就好，领导的意见变化很快。我们很难通过细节化的方式来解决城市规划的问题，需要的是在整个城市规划的布局上，政府应该握有多大权力是需要反复考量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很多城市的官员希望开放给市民空间以促进交流和休闲，但是中国人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不足，有时候容易过度。在什么时间开放，就哪些部分开放或者不开放？这些问题要谨慎对待。如果让当地人决定所有事，那就容易使城市变得非常保守和落后。英国某些案例可说明这一点，让市民主导一切社区规划的结果反而是使社区变得很糟糕，体现的只是部分英国市民的顽固和保守。他们在规划案中写道尽量排除掉同性恋，尽量排除掉移民，尽量排除掉不信基督教的人……我想在中国要做任何城市规划的改革，还是要做很多民主政治的实验，换句话说，其实是如何做到权力逐渐被小心使用、分配的问题。

　　记者：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相当迅速。在这一过程中，造成乡村人口结构性流失，留守儿童和城市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乡村也逐渐发展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平地造城等发展模式，使乡村的聚落形态和文化形态都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您如何看中国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这些问题？

　　梁文道：目前，中国的乡村处于很凋敝的状态。我曾经连续10年每年去同一个乡村短住，我看到它逐步凋败的过程。这样一个去乡村化或者叫城市化的过程，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

　　城乡结合部的外观、功能、设计与城市一致，但里面居住的人的邻里关系是农村的，他们把农村的生活习惯带到具有城市外貌的地区。事实上，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就是有城市外观的农村，会产生很多的适应性问题，也是未来城市的潜在问题。某些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型城市的管理者，谈到这些区域就会想赶之而后快。与此同时，中国出现越来越多富人阶层门禁森严的社区。事实证明，很多欧美国家的这类社区正是社会不安定的潜在诱因，曾经芝加哥的暴动有部分原因是由这种门禁社区的规划造成的。就算市民并不十分富有，住在普通社区内，我们也会发现市民的心态是排外的。城市需要这些所谓的外人从事“低端”工作，但是又不希望他们同样是城市的市民，他们就被压抑掉了。

　　去年，有一群印度学者到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个学者被问到，“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贫民窟，中国的大城市没有贫民窟？”我觉得他的答案很精彩，他说：“印度的穷你是看得见的，中国的穷则是被扫到一边去的，所以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中国是形成不了贫民窟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能不能产生正面的意义，我还在观察。而印度的贫民窟却在某些层面上是好事，现在在印度农村依然盛行种姓制度（虽然宪法不允许，但是在民间根深蒂固），为什么印度大城市增长那么快，因为印度农民摆脱种姓制度的方法就是离开农村，这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这意味着印度对种姓制度的抛弃在加速，对社会的发展而言，影响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