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策展人方振宁访谈：回归基础

　　记者：方老师，您好！这次您作为第十三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能不能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策展人的征选流程？

　　方振宁：是先在网上公布了全国征选方案，但据说征集来的方案特别不理想，几乎没有可以拿的出手的方案。后来，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电话联系我，问能不能做方案，这才接过来。是邀请做的，我当时不太了解它的推选模式。

　　记者：那邵韦平(BIAD_Ufo/建筑家)、陶娜(艺术家)、王昀(建筑家)、魏春雨(建筑家)和许东亮(空间设计家)这五位参展者，您是怎么挑选出来的，请您也为我们介绍一下选择他们的原因和甄选过程。

　　方振宁：首先，今年的总策展人是戴维x奇普菲尔德（DavidChipperfield），他是一位英国的建筑师，去年得了密斯x凡x德罗奖。他的得奖作品就是去年柏林美术馆那个改建工程，那是一个老博物馆翻新工程，它一直以来就是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他在中国设计的良渚美术馆能体现出他的风格，非常的单纯、有力量，特别能跟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他也是位非常严谨的建筑师。他做策展人的口味正好跟我的特别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创作极简主义艺术的艺术家。

　　本届中国馆的主题——“原初”概念的提出，就是关于原始、原来、最初、最先的，在中文中“原”是关于水流发源的地方。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物理上的，一个是文化史上的概念。物理上的概念大家很明白，文化史上的就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反思。展望未来，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到我们最开始的极点上去思考未来。所以原初的概念就是一个回归，对记忆的追溯，同时也是立脚点，它关系到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点上去思考当代、过去和未来的事情。

　　我一共挑选了五名参展建筑师和艺术家。第一位王昀，主要是处理花园那块儿场地，是一大片露天的空地，所以一开始我跟建筑师就讨论这个问题。选了王昀是因为他的建筑风格，从他早期的，也就是说在日本读博士之后做的建筑，到在中国初期这十年来做的建筑一直都是一种极简主义的风格和思考。挑选王昀的理由是，他是一个学者，他是研究聚落的，十年前就在日本完成了关于聚落的博士论文，这个论文在日本评价很高。我觉得挑选他作为参展建筑师，是表示对建筑师在学术上和设计实践上的双重肯定，这样的建筑师在中国也非常少，他自己又从事教育。我们挑选的建筑师不是通常那些被大众媒体捧红的所谓的明星建筑师，流行的设计风格。王昀他培养了很多学生，也出版了很多书，包括他的论文议题，在中国的建筑学术界都受到公认的，除此以外，也要考虑他作品的影响力，他坚持自己的设计理念从不向开发商妥协，选择他表示策展人对建筑师的实践和他们的风格所持的肯定态度。所以我希望能在国际双年展上介绍他，十几年前我是在东京他在东京大学读书时就认识他，跟踪他的创作实践很久了，他这次的参展作品叫做《方庭》。

　　第二个是邵韦平，他是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执行总建筑师。他在奥运建筑中和诺曼x福斯特合作建造T3航站楼时他是中方的总代表，这个项目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当然奥运建筑结束后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就是接受这个凤凰国际传媒中心的建筑设计，现在正在施工还没有完全竣工，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去年在罗马的二十一世纪国立当代博物馆（MAXXI）展出之后呢，反响很好，还得了一个国际知名网站designboom的世界十大建筑奖。今年选取他的作品，不能说拿成功的项目做介绍，而是把他最初的概念拿出来之后进行解析。所以展出的方式就是把原来一个莫比乌斯环展开之后切成九十多片，这就是邵韦平的作品的基本描述，题目就叫做《序列》。

　　第三个就是魏春雨，他是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当然主要还是一位建筑师。很多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在外省边缘一些。去年我选了他的作品在罗马的MAXXI展出之后，就被很多人所熟知了。他有许多新作比如说张家界博物馆。之前他做的最大的项目是湖大的校园建筑，法学院，计算机学院等等，而且现在还在做，在湖南他可以说是当代建筑设计中影响力最大的建筑师，以后人们可以知道他在湖南当代建筑中的重要性。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平台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创作、设计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即使这样也不能把他新的设计拿来直接展览，我希望他制作一件不是建筑的，而是更侧重观念的设计，经过磨合之后出来的作品是《异化》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现在的作品跟接近于纯粹的艺术或者说数学，也有哲学的含义。描述起来就是一个连续的长方体盒子，放到地上，上面刻有一些数字，看上去没有什么关系的数字，实际上是“质数“，质数是一种自然法则,任何整数要不就是质数,要不然就是几个质数的积。中国古代数学家把质数叫做“数根”,意思是数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质数是世界的“根本”,这就是“质数”和“原初”的关系。质数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是一种无穷变化的数。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质数的状态。装置“异化”,只是截取了质数中的一段,即从541到757。用34个被量化的黑色镜面不锈钢体块来表达质数的关系,这是一件把质数视觉化的作品。在作品一侧的地面上投影质数数字,即从开展到闭馆,每一秒播放一个数字,作品试图用质数的延续来表达作者对原初这一主题的解读。

　　第四个是陶娜，她是79年出生的艺术家，她原来是央美建筑学院毕业的，一个建筑师怎么转换成为一个艺术家，陶娜的作品也能说明这一点。她是中国馆历次参展者中最年轻的参展者。作品是《天阙》，意思是天上的宫殿，作品有三层画面，通过与观众的互动来改变这个画面。第一个是谷歌所拍摄的北京市城区图；第二层就是火星的地表图片；第三层是宇宙的银河系、太阳系之外的星系。我们人类向往未来、向往外太空的愿望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从19世纪末开始到现在21世纪，这种探索一直都未停止。但是探索的时候，是从地球出发后还要返回地球。我记得阿波罗十三号奔月之后，有宇航员从月球返回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惊喜地看到地球是充满着生命、阳光和水的。这是他们在离开地球之后更觉得地球太珍贵了，于是呼吁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家园。地球在宇宙的星河中就是天上的宫殿，那我们现在通过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来反思一下，如果你毁坏这个城市、毁坏这个地球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侧面来反思我们现代的文明和现代的社会，这也很扣原初的主题。

　　第五个就是许东亮的《光塔》，许东亮是一个灯光设计师，他也没有参加过这种国际大展。我启发他用赤裸的材料来制作装置，尽可能去掉装饰，不要太文艺，结果从和他的聊天中聊出LED这个照明用材料，于是就沿着这个话题挖掘下去，我觉得可以通过LED的材料堆起一个塔，这个塔就象征着火的发现和光的发明。许东亮认为要实现这件作品，在技术上是不成问题的，其实18年前我在日本做过一个类似的模型，那时很难实现，可是现在的LED技术，可以轻易的让梦想成真。

　　这件作品应该说是艺术和科技的结合，让我们想起人类原始社会的篝火，这个塔是由红色的LED发光体组合的，你靠近的时候会发亮，离开一点又会变暗。这个也花了不少功夫，由三万多个LED的点构成光塔，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安装，可是作品本身的外表并不复杂，非常单纯，可是视觉上具有很强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用它做了海报来宣传中国国家馆。

　　这就是五件作品选取的过程。

　　记者：那么咱们中国馆的主题“原初”概念和这次的总策展理念“共同基础”是怎么来有效呼应的呢？我们的主题怎么去演绎总的概念？

　　方振宁：虽然奇普菲尔德是一个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师，但是在建筑界或我们的建筑史上，这不是一个唯一的风格，风格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作为策展人应该兼容，不能说只接受类似他的风格的设计。他提出“共同基础”这个概念是向其他风格的作品做出一个承诺，就是我们展出的建筑设计虽然具有不同的手法，但我们的基础是一样的，我们是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我们的美学、人类的价值观，如何通过建筑服务于社会，这一点是共通的。

　　那么“基础”在中文里面，其实是由两个意义构成的，“基”，就是指地基，地面以下的部分，它支撑着建筑，主要是承重，非常重要。“础”，就是柱础。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就叫“基础”。实际上，我们最早的方案是外面方庭的形状是36块立方体，就叫做基础的”基”，属于地面以下的部分，为建造者的建筑，那么”础”呢?外面展示方块，而在有油罐的室内展出两根横的柱子，横长为23米，视为墩础，这是基和础的部分。我当时考虑这个空间布展是希望从字和词的意思出发来决定形式，这样可以将中文的文化特征和空间装置有机的、睿智的柔和在一起。因为基和础就是建房子最基本的概念，那么基础也就是原初的意思。“原初”还具有文化的含意，基础只是建筑在物理上的感觉，这个是向上的文化的概念，更宽广，也是对现实社会很多问题的反思，我是这么考虑的。

　　记者：您现在是职业的策展人，今年您同时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策展工作。能不能把您现在进行的工作介绍一下？

　　方振宁：我因为回国的时间比较晚，和那些在中国做策展已有十几年的人相比我策展的时间很短，很多人从上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策展。但我原来的职业是艺术家，然后我也做评论和批评。策展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的。06年第一个展览是个小展览，是一位年轻建筑师在威尼斯的展览。当时我是策展人之一，其实没做什么工作，我主要是负责在中国国内的宣传部分。真正开始做是07年底，在北京798第一个展览叫“天行健——中国当代艺术前沿展”，这个是我做策展工作第一个正式亮相的展览。这次展览选了大概35名艺术家，当时开幕式的时候来了两千人，同时做了一本大的画册，200多页，由我来编辑、设计的。这个展览从策划到画册的出版只用了五周的时间，这个速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吧，展览五周的时间其中一周我还去了纽约出差。我自己也没想到以这样的速度做这么大一个展览，这个经历奠定了之后我做策展的基础。

　　08年虽然没做成展览，但还是接受了一个在比利时做的展览，那是中国被列为“欧罗巴利亚艺术节”的主宾国。08年开始做方案，经过一年的准备到09年秋才开幕。这个展览叫“心造——中国当代建筑前沿展”。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做中国建筑展，所以经验不足。包括印书、材料的使用等都不知怎么做，属于摸索阶段。由于我看到展览空间很有限，我就把重点放在出版一本英文版的画册上，后来这本画册一出来就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展览的概念在比利时得到认可，比利时策展人说：这是中国的策展人和建筑评论家第一次从他们的角度来挑选这些建筑师和项目，说是我帮助他们跨越了欧洲中心的鸿沟。然后，比利时一本重要的知识分子看的杂志《自由人》的评论说：“中国很快的学会了现代主义。”

　　后来2009年，在马德里做了一个叫“北京时间”的展览，这个展览是一个当代艺术展。是西班牙政府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叫“亚洲之家”委托我做的。这个展览规模也非常大，虽然有16个人参加，但是空间有两千平米，展出时间好几个月，后来到了外地巡回展，参观的人非常多，这是个非常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活动，超过以往历次中国在西班牙介绍的规模。那一年做了两个展览，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马德里。但这个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作为策展人的这个身份，因为我很多展览是在国外做的。

　　那么2010年就做了一个中瑞文化年的活动，就是中国在瑞士举办中国文化年。像这类文化年的活动是由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府之间签署的，在瑞士是由胡锦涛主席，而2011年的意大利中国文化年是由温总理签署的外交文书。在瑞士的2010中国文化年活动有两个重要的项目，第一个就是在世界很有名的维特拉设计博物馆举办的“东风－中国新建筑/2000-2010“展，也是“心造”巡回展的继续。每次展览我们都会充实新的建筑项目和内容。

　　为什么瑞士的中国文化年会在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做展览呢？虽然这个馆是在德国，而文化节的开幕是在巴塞尔举行的。巴塞尔和维特拉设计博物馆的距离非常的近。这个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在设计界特别是在椅子博物馆里知名度非常高的。在那周围有个博物馆群，这些现代建筑群的设计者大部分都是普利兹克奖的得主。比如说扎哈x哈迪德、妹岛和世、弗兰克x盖里、安藤忠雄等等，还有一些已经去世的，反正大概有七八栋房子都是普利兹克奖得主做的。我们展览的地方是福勒设计的穹顶。这空间对我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空间，里面什么展览设施都没有空荡荡。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开始不相信我们，他们甚至认为，做中国的建筑展会降低他们美术馆的声誉，在展览的准备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他们把展览方案否定的通知，实在是太突然了。后来文化部主管这个展览的人通过特殊渠道又把局面挽回了。但最后事实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开幕式的当天，美术馆方面的人向中国使馆方面的人表示，说他们认为这个展览非常成功，而且中国策展团队的效率和质量获得他们一致评价。第二天，博物馆展览主要负责人找我谈将来继续合作的问题。

　　你看，中国的建筑展在国外或者欧洲范围内进行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他们说我们跟日本的、香港的、台湾的、东南亚国家的人都打过交道，没有跟大陆的中国人打过交道，不知道怎么打，打过一次之后呢，我们的水平和敬业精神都已经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说策展人或者我们任何的展览项目出现的时候，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把握、追求、效率、姿态非常重要。几乎同时开幕的还有在列支敦士登大学也举办了“东风”中国新建筑展的姊妹展，参展的内容和在维特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展览是在2010年做的活动。

　　到了2011年，就是在罗马举办“向东方”中国建筑景观展，这个规模就比以前要大得多了，一个是空间大，由扎哈x哈迪德设计的超现代的空间，也非常难以驾驭，因为它这个展览空间跟传统空间不一样，它的形状，它的层高，包括它的墙壁都是斜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个博物馆正在举办意大利战后的贫穷艺术展，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巡回展，这个展览从展品到反响都非常高，对我来说就形成一种对比。如果做得不好，人家就会认为，你看，中国水平就是不行。

　　那么怎么做，由于这个美术馆是个当代艺术馆，它不希望建筑的展示方式只是一种文献展，就是把文字、模型组合放到一起，说能不能把这变成一个跟艺术有关的展览。其实最大的功夫都下在如何把建筑的模型和建筑的想法转变成一种装置的形式向观众呈现。最后在开幕式上得到的评价非常高。美术馆方面其实也一直在观察中国这个展览的进度，布展的过程、想法。最后开幕式的时候，意大利方面的助理策展人说当时派他到中国跟我们来谈这个展览的事情时，场地还一片空白。本来不是他策展，是另外一个人策展，那个人做不了这个展览，就推了，不做了。这个年轻的策展人接了。她看了以后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个地方将来会展出什么东西，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开幕式那天的派对上想起来感到非常感慨。

　　在开幕式上有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官员，MAXXI美术馆基金会的主席说：“这是一个用热情做出的展览，超出我们的想象”，他其中加了一条，说“通过这个展览我们看到了策展人个人的魅力”，他们说通过这个展览，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两面性，因为展览是由国家承接的项目，但是做是由独立策展人来做，其中包括我要拉三分之二的布展的资金，他们就觉得不能想象，这个国家展为什么不是由拨款而是由个人来垫钱做这个展览，当然也是我没有拉赞助的能力。

　　作为策展人想把展览做好，做的有规模，可是资金的预算又不足，这是一对矛盾，当时资金如果不到位和无法向意方做出承诺的话，就没法和意大利方面在北京签署合同。我开始动用了买房子的尾款，于是晚交了银行的钱，展览做了三个月之后才去交的，回来补了这个洞。我把策展看做是一个赌，成功不成功就这一把了。

　　今年在进行的项目在国内第一个是孔宁的个展在798，第二个是阿克雅这个意大利建筑事务所的展览，规模也很大，大家看着反应也特别好，表示没见过这样的建筑展，因为本来在北京建筑展就很少。现在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工作在开展，然后九月中旬要在德国的曼海姆莱斯-艾格尔博物馆（Reiss-EngelhornMuseen(REM)）开幕一个“建筑中国100”（ArchitectureChina-The100ContemporaryProjects）的展览。如果没有变化，年内要在莫斯科策划一个“青春艺术中国展”，选的都是70后、80后的艺术作品，这是一个当代艺术展。因为我的团队人非常少，一般只有四个人，大规模的展同时做。

　　记者：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建中国馆，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回展了吧，那么结合前几次中国馆的表现和经验，您对这次的策展工作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虑？

　　方振宁：我是2000年第一次去看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当时是意大利建筑师福克萨斯策划的。这个双年展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的每一届的建筑双年展我都会去看，艺术双年展我不会每次去看但大部分都会去看，所以我大概看了十次左右，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可能我是看威尼斯双年展最多的了吧。而且每次看我都会有详细的报道。我的威尼斯双年展评论有几次我蒙对了，比如说当时写过丹麦馆的这个详细的报道，之后他们这个馆得奖了。多次看威尼斯双年展之后，对展览的方式，每一年的主题和这些参展的人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怎么宣传报道？演讲什么？这些都比较清楚。但是，从没想过我会来做中国馆这个策展人。

　　2000年我去报道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主要报道张永和和张智强作为中国建筑师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后来知道还有一位马清运，当时我不知道他。

　　从这个报道中很多中国人知道国际上开始关注中国的建筑了。当时我就预测中国建筑可能有三步走，第一个就是中国建筑师个人参展，建筑师受到国际上的瞩目；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建筑项目受到国际注目，就是2002年“长城脚下的公社”得奖；第三步就是中国馆的建立，03年开始中国馆就进入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了，当年是由于非典没参加，但作品都选好了。正式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馆是从2006年王澍的“瓦园”开始。

　　所以说我跟威尼斯双年展是有非常长的交情，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个事情也说明一个人在一个方面的执着就会有回报。因为我开始去看这些展览都是自费的，这个自费费用是非常高的，机票、吃住什么的，当时我在中国也没有多少收入，因为中国的收入比较低嘛，我其实当时没有任何存款，是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看建筑展览，到国外看建筑等等，当时我在中国银行的卡里的存款只有一万块钱左右，所以很多人不能想象，我没有车，当时唯一的资产就是一套房子，我就是这样过来的。那时房价比较便宜，现在我住的地方就是我工作的基地，我是每平米6300元买的毛坯房。在这个圈子里，我应该属于最低收入阶层，我把精力都放在喜欢做的事情上，这就是在六年的时间里，可以成长迅速的秘诀。

　　那中国馆的空间状态是这样？我是一直觉得中国馆的地方非常有限，那么如何利用这个场地，化腐朽为神奇，关键还是展出的作品，策展人的概念，挑选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怎么样。迄今为止，我觉得两届还比较理想。一个就是王澍《瓦园》那一次，比较单纯。第二个就是由侯瀚如策划的那一届，这个展览影响比较大，因为侯瀚如是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策展人，他挑选的艺术家，包括让艺术家怎么和策展人合作，以及陈列方式，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成效。我觉得要促使中国馆继续努力，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水平的话，这个双年展其实是非常好的认知渠道，因为它代表国家形象，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那您刚刚之前也提到把建筑展的这种展陈的方式换成装置，那我们能看到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展出的作品大多都是装置作品，与我们熟知的建筑图纸、建筑模型展示的方式不一样。我想请您谈谈建筑装置作品与艺术装置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别。

　　方振宁：首先，建筑这个行业要做建筑展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建筑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大体量的，不可能把它搬到一个有限的房间里去展览。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建筑展，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这就是策展人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可是中国到目前为止，除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在国际上成功举办建筑展的先例，虽然深圳也做双年展，北京也做过建筑双年展，但都是非常地域性的，地域性就是说国际上没有影响力，展览的项目和建筑师的知名度，包括双年展的所提供的服务，都存在着很多问题。

　　艺术的装置和建筑的装置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其实不是很大，难就难在艺术装置它比较单纯，我有想法做出来就行了。但是建筑师呢，比较难的是他脑子里老想着功能的问题，建筑空间都是有功能性的，为一个业主服务的，不管这业主是个人还是政府，是企业还是国家，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目的来解决问题。如果让建筑师不考虑这些功能，单独做一个艺术有关的装置，他们有很多是没有这种经验的。所以说，这次展览虽然很多是艺术装置，它也实现了我个人的愿望，我是做艺术的，以前也做过很多装置，包括在公共空间里。我帮助他们、启发他们来实现和原初有关的想法。这样做不是让建筑师变成艺术家，而是启发他们，在你设计建筑之前，在你脑子里最初形成的雏形非常重要，那就是艺术的。

　　首先，我觉得他们不要有多余的那些手法，要很单纯，用原材料来展示，这样赤裸裸的会给观众一个冲击力。我和许东亮商讨他的作品，就提出这样的意见，我说不要做一些罩子等过多的修饰，但是也不能流于一般的照明。应该把它做成一种带有意味的装置。“意味”这两个字是我们在艺术中所强调的，它应该有含义，不能只是一个视觉上的好看。我对建筑师说，要在作品的艺术内涵方面下功夫，应该有精神的含义，有含金量，不能只是一个材料的堆砌。

　　我跟过去历届建筑策展人的区别只是我是杂家，什么都做过，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围绕一个核心，那就是艺术。很多策展人自己不做作品，有的建筑师是做作品，但不做艺术。我做艺术、做策展，又做评论，很多方面的能力混搭在一起。做一个好的策展人其实是非常大的考验，需要有多元的综合能力。当然我已经不年轻了，如果是二十年前我也做不到现在这样。因为有了这种知识的积累，包括跟人的交往，还有与国外打交道的经验积累。有些事情就像是外交，你必须代表国家利益来应对西方人别人提出的非常奇怪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带政治性、歧视性的问题，去考虑怎么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位置，因此国际展的策展和国内展策展的经验是非常不一样的。总之，人需要到一个大舞台上去锻炼。

　　我在美院讲过怎么策展，但只是讲座，这觉得美院需要开设真正的策展课程，需要有业绩和在第一线策展的人来教授课程，这是当下非常需要的一门职业。这次做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其实，展览无论大小经验都不一样。这次需要的费用非常高，活动的级别也不一样，可以说是世界建筑界的大聚会，很多专业人士会在很短时间聚集在一起，所以展览的水平高低一比就知道。而其中的难易只有谁来做这事儿谁才知道。

　　记者：最后想请您谈谈中国建筑它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想请您就一方面谈谈，比如教学方面、建筑学术研究方面，或者我们现在这种基本的城市建筑发展现状等等。

　　方振宁：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大了。我自己的工作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建筑评论、建筑项目和展览策划、艺术的评论及策展，教学我也都在做。我做不了什么预测，首先我觉得建筑教育应该就像我现在说的“原初”的概念一样，应该注重基础教育，而不是对学生进行这种超级空想的设计训练，不现实地做大型建筑甚至是城市规划。我不赞成这样的教育，因为这个做不了，我们知道对城市起巨大影响的建筑，实际上不是一个建筑师能完成的，它是跟这个社会的进步、制度、节奏，包括资本的流动，人的欲望还有话语权，人的修养，各方面的因素掺杂在一起，才能实现一个巨大建筑。我觉得在学校里应该扎扎实实学习，好好设计一个房子，不是做建筑而是做房子，房子就是人需要用来生活的，有一些常识性的普通体验。

　　我觉得中国建筑的未来或者是世界建筑的未来，不是大型的标志性公共建筑，而是住宅。这方面最前卫应该是日本，他们从7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所以日本在住宅方面做得非常好，所谓住宅就是为一般人服务，均等地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居住空间，居住的品质首先是需要用居住的环境来提高。所以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多想成为建筑师或者建筑师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考验就是要向二三级城市、向农村，向中国那些贫困山区做有品质的住宅，这是中国建筑未来的方向。而不是拼命建设我们这个CBD或者超高层，显示我们经济实力、显示富有的象征性建筑，这不是城市的真正的形象。

　　一个幸福指数高的国家，不是说它的楼盖得多高，我们说不丹是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它就是贫富差别小，生活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给人提供教养的程度高，这是幸福指数。所以我觉得衡量建筑和城市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幸福指数，它的指标是什么。我对中国建筑未来的思考就是这些。

　　这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没有直接展出中国建筑设计的实际项目，对此有的人说这个展览需要反映中国的现状，我对这个不以为然，我不想把建筑形象直接搬到我们的双年展中国馆中去，中国建筑的设计水平是半斤还是八两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的主题就是呈现对事物的基础性思考，纯粹的、原初的是事物的本源，所谓的“共同基础”不是中国建筑的现实，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普遍生存所应该思考的问题，它是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只是具有中国意义。

　　记者：好的，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