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建筑师话语权突破的路径之一　乡村城市化的尝试

聚源规划方案鸟瞰图


 

　　虽然李晓东教授在乡村持续操作了多次建筑尝试，但是他一直坚持认为自己与慈善事业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尝试仅是为了实现个人设计理想和对建筑师话语权的突破。这次，李晓东教授提出在更大范围内可实现的乡村实验，改变城市化进程以城市为主的思路，试图从另一个路径以乡村与城市平衡化协合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对于中国城乡发展而言的价值与否依然有赖于社会和历史的验证。在新农村建设发展尚存有政策分歧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记者：您一直在中国乡村做田野调查和设计实践，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农民面临“回不去的故土，离不开的城市”的尴尬局面，其后代教育、身份认知和社会融入等问题都值得学者思考。您如何看待乡村现状？

　　李晓东：我在两个层面上做出尝试：一是在建筑设计层面，对弱势群体提供可能性和帮助；二是在城市设计层面，思考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可行性。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忽略了农村的城市化过程，而将思路都集中于城市。城市发展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人才和物质一边倒，农村自然发展不平衡。试问，我们可否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兼顾两者，在农村也占有一些社会资源的同时又不破坏农村的已有资源？如果我们更平衡地分配资源，在城市化中，保留农村的优势，完善农村自身的不足，就能在城市化中找到一个城乡平衡点，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如果农村发展得好，乡村优势明显化后，甚至城市人口可以向农村流动。

　　诚然，从建筑设计上难以达成这一想法，但从体系上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改变经济管理模式，同时确保农田保持不变，在城市形态上做一些新的尝试，可以实现这些。

　　记者：您的这一思路的立足点是什么？主要以解决哪些问题为主？

　　李晓东：中国的可利用土地相对较少，只有三分之一土地可种植粮食和定居生活，其他面积均是沙漠和山峦。“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内的粮食不够、“闹革命”引起经济发展迟滞，大量年轻人被要求到农村去生活，减少当时的城市压力。

　　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城市化不同，基础设施要实现高效的、全面的共享的前提是在政策上确定能否保证现有土地资源不被消减，甚至有所增加。我们通过这一建议为修正已有的农业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提供设计层面的方案。如果对农用土地的流转不加限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不加节制，未来的粮食问题就会成为隐患。目前，有4亿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农村用地变为城市，如果经济在未来某一个阶段增长放缓，这些留驻城市的乡村人口没有退路，就业和吃饭就成为问题。

　　记者：您的这一想法已经在实践中实现了吗？在与哪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机制框架下合作？农民逐渐减少粮食种植的主要原因是当下农业比较效益过低，因为自然和技术等原因，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李晓东：我们现在实施的实际项目位于成都附近的林盘地区，我们团队和政府正在合作中推进这一计划。我们团队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组合，包括经济学、景观学、植物学和农业学等学科内学者，这一计划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

　　我们实施的具体项目所在地的原有土地面积为20平方公里，居住有近3000家住户，每户人家拥有1亩宅基地。我们将其3000亩宅基地总体重新规划，通过组团化建造集合住宅，省出来的面积就可以建造公共设施和公路。土地整体面积不减，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减少，但基础设施建设所占土地增加，提升了生活质量。我们将农村作为一个大型企业进行管理，资金易于到位。除耕种农民外，剩余人口可以从事农业深加工、旅游和服务业工作。这些集合住宅可以部分地租给城市市民。市民租赁或买卖住宅后，可以租赁土地自种有机蔬菜花果。农民可以以收费为前提帮其打理，并继续对种植作物成果进行深加工，这样农民收入可以提高很多倍。

　　该计划可在理论层面获得推广，但是具体形态要根据具体环境实践。

　　记者：东南大学的周武忠教授曾经提出“新乡村主义”的理论，认为乡村应该保存乡村风貌，在形式上应顺应乡村生活方式变化而发展，他的建议主要围绕乡村建造的问题提出意见，您怎么看？

　　李晓东：农村的审美层面的问题并不重要，农村面临的更多是经济和运作问题，中国农业的最主要问题是小农经济不可持续。单一小农经济的土地价值难以提升，欧美地区在农村发展中将城市化纳入其中，农村资源可以掌握更多可能性。经过深加工后的土地价值可以提高2到30倍。例如，在荷兰，农民对乳制品的深加工可将原农业价值提升30倍。

　　美国土地广袤，不存在土地节约问题，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切入点不同，我们方案的目的在于最大化实现土地价值。中国最需要做的是推进本土化，而不是全球化，因此农村要实现本地化，保持地域性。农民不能依赖外来经济，但可以为城市提供粮食和生活用品，即改变小农经济的模式，但是依然以自给自足作为基点。目前的农用地使用权流转政策是错误的，政府将部分农民变为城市人口，大部分农民没有竞争力适应城市生活，也没有城市认同感。这些人未来会产生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成本。农民一直是弱势群体，其群体组织结构是松散的，不掌握任何资源（土地也是国家的）。农民并不是主观上认同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如果政府组织新的运营形式提升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农民就不必全部进入城市务工。我们在宏观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拉动内需从提高农民收入开始。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土地被流转。中国政府的管理架构中，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其也会有利益冲突，争执点在于：土地减少，人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最近几年，政府已经明确限制耕种土地流转使用权。针对城市化规模，立法机构要明确法规，未来建成的城市面积是有限制的，不能发展超过限定范围，不可侵占耕地。农业应该是国家统一管理的环节，要整治有关耕地面积和粮食供应的分布现状，国家应加大农业补贴的政策力度。如果所有农民都种高经济回报率的农作物，那粮食储备总量就会下降。高效农业和低效农业要搭配得当，我们在进行乡村规划后要跟进农业规划，进行种植作物和种植周期流转的分析和规划。

　　记者：一方面，一些地区和城镇的产业结构和历史现状决定了其发展需要纳入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在农村一些地区，粮食种植业主要以老人和女性劳动力为主，这对于务实粮食大国的根基而言是危险的，此中关系如何平衡？您如何通过这种模式来提高青壮年农民务农的积极性？

　　李晓东：经济发展有瓶颈，城市没有无限增长的就业需求，城市人口本身已经完全可以支撑服务行业的工作需求，城市也就难以消化那么多农业人口。城市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思维上要转换思路，可以从做简单的工作起步。（这是否会带来脑体倒挂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过度，目前社会最需要的是技术培训人才，社会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市场供求没有形成有效关系。中国现在有两千多所大学，供大于求，高端培养人才过多。农业本土化后，公司化经营能消耗这么多劳动力，也就相当于解决就业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个体能力、技术都不如群体的整合经营产生的价值大。当人的认同感、自尊和收入没有获得认可的时候，是没有幸福感可言的。农业产业化必然比个人务农的效率要高。如果务农经济回报高，年轻人自然会回到乡村。而针对具体的土地和社会资源利用途径和方式，年轻人可以在利益驱动下有自己的创造性的发挥空间，我们提倡年轻人在农业公司化运营模式中自主创新。

　　记者：这样做是否会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转变的路径，而成为阶层间流动和社会资源转化的限制因素？

　　李晓东：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因是交通产生的碳排放量过大，而中国人的流动性太快，碳排放值相应也很高，所以我建议乡村人口尽量在本地解决就业问题，以减少交通中的碳排放。全球化已经带来过度的资源消耗和浪费，如果所有人都就近解决交通和就业问题，那至少这方面的资源利用就会下降。这是重新谈本土化和地域化的意义所在。

　　社会平衡最重要的方面是达到各要素之间的制衡，也就是中庸的意思。现在人们已经不大谈GDP，因为对GDP的追求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向着发展方向走，对其他方面的关注缺失已造成失衡。地球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每个人怎么做，国家政策也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做出取舍。经济发展直接等同于资源消耗，中国的发展必然不能和美国、新加坡一样，中国不可能14亿人每人都过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中国不能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我们在国内指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问题，利益分配不均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高端和奢侈的生活方式。

　　记者：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在农业方面坚持倡导的方向是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您借由土地种植来提高农民就业的设计是否与农业发展方向有差异？

　　李晓东：东北地区适合农业规模化，但是江南和华南地区并不适合。中国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能用一种政策解决所有问题，要因地制宜。

　　记者：可否将您的设想理解为是将乡村生产“公社化”？这种做法是否会滋生腐败？

　　李晓东：任何组织模式都有可能滋生腐败，这取决于机制设置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健全管理体系，把握管理和农民自主性之间的尺度，实现农民对其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