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爱丁堡大学教授凯瑟琳•沃德•汤普森：建造有益于弱势群体健康的空间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Catharine Ward Thompson），爱丁堡艺术学院景观设计研究教授，爱丁堡艺术学院及赫里奥特-沃特大学开放空间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性城市公园及当代需求的获奖研究项目促使她探索儿童和青年景观、老年人户外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全民健康环境等课题。
 
　　LAC:您从何时起开始关注于户外环境，那些对老年人、儿童和青少年有益健康环境的景观设计呢？这一点与其他景观设计师有很大的不同。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以下简称汤普森）：我对于人在环境生活关系中的这一部分的研究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但是重要的转变是在2001年，我得到了苏格兰政府的研究经费，一笔大学的基金，因为如果研究对于国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开发项目的话，政府就会划拨给研究中心资金。在当时，这个课题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非常重要，但却从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建议成立研究中心，这也就是后来的“开放空间”研究中心（OPENspace）。我们在2001年筹建的研究中心对我们的研究很重要，我们也很关注那些对健康、旅游业、对残疾和边缘人群，以及为儿童和青少年亦很重要的景观。而我们得到了相当多的经费，在3年内获得了差不多50万英镑的资助，来发展我们的研究中心，以健全我们的研究体系，并培养工作人员和博士生。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环境大为不同，我们获得了施展空间，我们可以就这一课题开始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而我最初对与儿童相关的景观产生兴趣的时候，是当我成为母亲之后，看着孩子玩耍的学校操场并不够好，我想：“为什么不为孩子们设计一个更好的游乐场呢？”所以，我对此开始研究。当我受邀做英国林业委员会的一些关于城镇附近的林地工作时，我们和当地人聊了聊他们如何使用林地后才意识到，景观对于各年龄层的人们、对于那些失业的人们而言是非常关键的，我也意识到景观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是何等的重要，包括贫困的人们、无处可去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我对此越发感兴趣，后来我们有机会得到了一些资金，于是便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LAC:据我们所知，您是两个重要组织—“开敞空间”（OPENspace）和“户外空间易达设计”（I'D GO, Inclusive Design for Getting Outdoors）的负责人，您的研究和目标都在关注为每个人提供方便易达的户外空间，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想了解您的观念推广对象是谁？您期望公众更为关注户外空间对其生活的重要性，还是更期望其他景观设计师也多多关注这一问题？

汤普森：其实，都不是。我们主要在于说服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使他们认识到人们居住于良好景观之中的重要性。人们大概都会觉得每天外出时能有一个不错的去处很重要，当我们与人交谈时，他们也大多表示希望能有一个外出的好去处，所以这似乎是民生所愿。但是当我们决定城市服务设施的财政支出时，景观却往往得不到重视。虽然景观设计师应该去关注这些事情，但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说服其他人必须为使人们住所的附近有良好景观而投入资金，不光是那些市中心的重要公园，而应当包括所有地方。这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LAC:您出版的著作似乎在着重强调“体验”，而您也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以了解人们在游览时的感受。您是如何获取和处理结果的？

汤普森：事实上，这两部分工作通常我们都会进行。我们始终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你的设计对象，或者你关注的人们，所以我们一直同当地居民进行交谈，我们研究的是他们如何看待景观，有时候我们会组织小组进行重点问题讨论，并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而且我们也会亲自踏勘场地，有时只是进行专家调查，有时与当地的居民一同外出，列出一些我们想去考察的地方，并向他们询问对于环境的看法。所以，我们通过专家的意见和当地居民走访两种途径获取信息，有时得到的结果非常相似，有时又有所不同。

LAC:如果在某地有一些好的经验结果，您会将其应用在其他地方吗？

汤普森：是的，我们总是在吸取我们先前已有实践中的经验。因此，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林业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也在英国开展了一些有关开放空间的工作，对当地居民我们采用类似的调查问卷、类似的场地调查和方法，所以我们每一次做项目时都在尝试从最近的项目中所获得的经验。

LAC:那么您如何看待设计师的灵感同参观者的体验的关系？

汤普森：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不是比较设计师的灵感，而是比较专业的景观设计师们同当地居民对于场地的评价。通常情况下它们是非常相似的，除了一些安全观念—当你使用景观时，你对其安全性的一些感受，这是人们有否使用景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当地人们的看法往往不同于来自外部的专家，人们了解当地情况，他们会感到什么是更安全的，或者什么是不安全的，他们在这方面要比专家更有发言权。但在品质较高、看起来很漂亮和维护得良好的区域，当地居民的看法则与专家十分相似。

我们主要研究的并非是那些最近设计的，或者有着非常高设计水平的公园或开放空间，而是经常关注那些当地的公园，它们可能并非有着时髦的样子，它们或许仅是有步道贯穿其中的乡土林地，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设计特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谈论那些有必要进行时髦设计，或者精心设计的区域。但对于因历久原因而需要设计投入的区域，我们较少关注设计意图，而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于场地、绿色空间的认识，人们如何使用它们，以及人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因此，我们不问当地居民对于设计意图的看法，我们并不注重这一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对环境的想法、他们想要做什么，以及他们的感受。尽管我认为设计的确很重要，但我们不关心使用者是否理解设计人员的理念，我们关心的是使用者对设计的感受，关心的是这些设计是否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这就像当你开车时，你不会去想设计师在设计汽车时想要的是什么，你只会去想如何来使用这辆车，你能不能用这辆车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和使用公园是一样的。

LAC:您的目标是找到确保户外环境适宜于每个人的途径，不论老少。那么您是通过很好的结合方式以使设计适用于不同年龄层的使用者，还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来分别进行设计？

汤普森：首先，应该说，我们进行的政策指导和场地研究要多于设计。虽然人们使用的大多数地方并不是新的，多为老旧的公园、林地，或其他类似的地方，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完全去做新的设计，往往却是如何去管理、去改变这些老旧的地方。虽然什么是人人皆宜的设计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的确，必须得有一些公园是每一个人使用时都能感觉舒适的，特别是在城市或城镇中心，你需要有这么一些地方，老人、青年人、带着小孩子的人、游客……每个人都能感到宾至如归，舒适自在。但我们也意识到，如果你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你想要有闲逛的去处，也许在同一个场地中时有些老人会感到不舒服，可青少年仍然需要可以释放活力的地方，他们需要有地方可以同朋友们出去玩儿，小孩子们想玩山地自行车或干其他什么事情。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空间能让这些年轻人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有益健康的，是成长的一部分。然而，你可能会说，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欢迎他们的到来，（如果他们没有可玩耍的空间）那么他们就会觉得无聊，他们就会出去惹事，打破窗户，或者酗酒滋事。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多样性，我们需要使人能够独处的场地，它们可以很荒野，而并非是那些维护得很好的景观和场地，它们可以包容每个人，不同的年龄层都可来此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应该给予青少年这样的空间来干一些冒险的事，因为这是健康的，尤其是在一定年龄阶段时，这是一个孩童向成人的过渡中必经的事情，而场地只是一个你可以闲逛、打破东西的地方。因此，我深信在城市中心应该同时拥有荒野凌乱的空间，以及美丽的公园。

LAC:您能否请解释一下关于有益的环境和人体健康的理论？

汤普森：基本上，在整个历史以及西方文化中，人们已经认识到，拥有不错的景观或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19世纪时，人们认为公园是逃离压力、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好去处。因此，在西方传统中，公园以及景观是被视为健康的。但在20世纪，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空气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上，似乎户外环境由于受到污染也变得糟糕，人们关心的是环境所带来的疾病，以及与之相关的药物、手术、高科技的东西，但我们看到在20世纪末期，人们的想法实际上是如何来保持健康，而不是如何去治疗疾病，你需要一些特定的环境，所以易达的景观对于保持健康是很重要的。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居住在绿色环境附近要比其居住在没有绿色环境的都市区更为健康，特别是对那些贫穷的人、困苦的人而言。所以，我们进行的研究就是，如果你评判健康与环境的关系时，你需要考虑环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方面。这就是景观何以重要的本质原因。再回到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机构这方面来，如果他们想让我们保持健康的话，并不必（事后）为生病的人们支付那么多医药费，而需要（提前）为景观设计投入更多的资金。

LAC:我们了解到您有一本专著叫做《户外环境对人的生理活动的影响， 特别是步行》（The Influence of Outdoor Environments on People's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ularly Walking）。您能否就此为我们进一步地阐释？

汤普森：嗯，我一直在和运动科学家及医疗保健者一同工作，也许在中国还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但在西方国家，在那些不爱活动、运动不够，且过度饮食的人们，或者那些已超重又惯于久坐的人们身上已经存在了问题。这些都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会导致心脏病和糖尿病。而每个人几乎都会做的运动就是步行。并非人人都骑自行车，但几乎人人都可以步行。因此，健康学家说，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方法让大家的身体状况比现在更具活力，使各年龄段的人们都保持健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更多的步行。所以在西方国家，欧洲和美国等，都在强调人们应该多走路！步行上班，不坐公车或汽车，或在午餐时间散步等等。要多步行传达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不喜欢走路，这里的原因是什么？环境和场地如何让人们觉得“是的，我们爱走路！”、“我会走下去，不再开车”或“不，我不希望到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关注环境状况和步行的原因。在西方国家我们面对这么严重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过度饮食，并且惯于久坐。而在21世纪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少坐，并进行更多的活动。再一次强调的是，景观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促成一些变化—当然，不是所有变化—我们把糟糕的街道改造得更宜人，促进人们去散步。如果每个人的住处附近都有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他们就更有可能说，“让我们去散步吧！”

最近我们对老年人进行了一些调查，询问他们对其而言什么（在景观中）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些调查方法，并从中找出答案。例如我们知道，如果使用者到公园的路上车流量很大的话会是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人们确实喜欢树木、植物、自然环境、鸟语花香……所以你可以造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环境，人们也喜欢去那里，但是如果那里被大量交通所包围的话，人们就会想“我不想去那里了。”所以，我们鼓励人们使用这些空间，就应该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并要做得很周全。

LAC:您能更好地解释一下关于“为少数民族，以及对经济或社会弱势群体而设计的户外环境”的理念吗？

汤普森：不同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而并没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和环境，了解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喜欢什么。所以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特别是在英国，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一些英格兰中部大城市，并对不同种族群体进行了大型的调查、访谈。对于特定文化族群，我们努力去找出其如何使用环境，以及他们希望从环境中获取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但各族裔群体中的多数是很贫穷的，他们没有能力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常常只能使用他们居所附近的环境。因此，如果我们想使他们也保持健康和良好品质的生活，那么需要考虑在公园中提供一些其他对当地的这些人群有益的东西。因此，我们一直在进行研究，试图找出每个群体各自注重的事物。

更广而言之，我们的部分工作是研究健康的空间形态，我们一直与流行病学专家合作，他们研究总人口的卫生健康格局。因此在全国各地，或地区范围、或城市范围内，他们研究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而非个体的健康状况。他们已经测绘出健康或非健康民众所在的区域。我们知道穷人的健康情况没有富人那么好，这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是穷人，你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中生活，那会更可能导致你不健康。因此，如果你想确保全国每个人都有更好的健康水平，那么你关注贫困人口的话，将会带来最显著的改变。因此，整个欧洲的政策是试图提高最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因此，《苏格兰多重贫困指标》（The Scottish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指的是那些就业状况不佳的人们、生活环境质量较差的人们……在其中还有许多相关的说明。流行病学专家表示，至少在英国，居住在绿地附近的穷人比居住在较少绿色空间的穷人更健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兴趣去了解最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以及我们如何将其与是否有一个良好易达的景观绿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因为这将造成不同的影响。

我们观察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群体，以及绿地中哪些（设计干预）是有效的，哪些是收效甚微的。当然，社区花园和给人们分配的可以种植自家食物的土地，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方式。社区花园或这些分配的土地可以种人们自己的食物或花草，这可能会有助于那些有压力的人群，并促进他们的邻里关系。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景观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贫穷，解决你健康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你变得富有一点儿—给你一份工作，使你有收入—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问题是社会如何为—比如说—为青少年提供适合他们去做的有用的事情，他们中有些很贫困的，家庭背景也不好。这是社会问题，这超出了景观的范畴，但我们可以对此提供帮助。

当然，如果我们为处于压力之中的人们提供机会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得到放松，这似乎是有效的。最近在苏格兰，很多人一直在做相关研究，我们同那些居住在大量绿地，或居住的地方绿地量很少的穷人们交谈。如果这些人感到紧张或烦躁，他们的居住条件有时会十分拥挤，也会有家庭争吵纠纷，喊叫声常常在耳，大家都没钱或是没有工作……如果他们拥有大量绿地，他们可以出去走走，会冷静下来；如果他们没有绿地，他们只能待在家中，或许只能呆在狭窄的空间中，因此这是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们认为，拥有大量绿地有助于健康，是由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放松、舒缓的空间。

我们最近在苏格兰进行了一些研究，试图理解绿色空间和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进行唾液测试，以得到皮质醇—一种反应人压力状况的荷尔蒙。因此我们要求人们来做这个测试，从而比较拥有大量绿地和无绿色空间对穷人的荷尔蒙的影响情况。我们也问他们一些问题，以了解他们的看法，同时我们也通过做这种荷尔蒙测试来客观衡量他们的压力水平。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细小的差别，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个更宏观的抽样调查测试，试图找出真正影响其背后关系的原因，因为对绿地的关注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和实践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做一些研究，以寻求绿地改变前后的差距会有多大、看到绿色空间或者到绿色空间中去是否重要。我们不太知道这些变化的差异究竟会有多大，所以我们还没有去改变景观，但我们鼓励规划者、决策者去考虑应该如何改变它们。因此我们还没有处于根据研究结果来兴建绿地的阶段，我们仍在发掘一些证据，以说服规划者、政府官员在他们的政策或方案计划中考虑改变景观。

　　LAC:您所谓的健康和不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汤普森：我们使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衡量标准，其中包括专家设置的健康和心理评估问题。评估都是单一的问题，比如你的年龄、你认为你的健康状况如何、你最近的非健康状况持续了多长，等等。然后有对于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的询问，比如：你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如何；当你再获得一次生命，你是否会改变很多事情。我们也询问人们在最近一周或一个月内进行了多少运动，或有多少天做了运动，而使你的心跳加速。所以有大量的不同衡量标准，我们视特定的研究、特定的群体来运用我们的问题。

LAC:您还写过另一部专著，《野外探险空间对青少年生活的作用》（The Role of Wild Adventure Space in Young people’s Lives）。然而，如今在一些像北京这样远离林地或山谷的大都市，或孩子的父母都很忙，没有时间带他们去野外探险，孩子们根本没有太多机会接近野外。那么您认为景观设计师应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

汤普森：我认为，城市环境需要大量的绿色基础设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年幼时期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从直觉上讲，我认为这很有道理。如此看来，如果你希望人们关心环境，也能在有压力时利用环境来放松，在景观中享受运动，可如果他们在年幼时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他们在长大后也可能不太很积极。因此，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孩子进入到景观中去。

在英国，现在有时候一些社工会将年轻人带到乡野去，但如果能在他们住处附近拥有一些场地会更好。有些项目提供的或许是一片废弃场地，或许是建成一个社区花园，以使年轻人可以参与其中，在里面种植东西。这类项目看来是成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地方供年轻人使用，并使他们感到自在。

显然，对于小孩子而言，需要与大孩子稍微不同的空间，这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需要一些带小孩的父母可以去的地方，但也要让年龄稍大的孩子可以在那里淘气玩闹，并确保不影响他人。孩子们需要在离家近的地方有些场地，他们可以到那里玩耍，家长也能感到放心，这样孩子们或许就可以感到自由自在。但是如果他们附近的场地条件很差，那么家长们就会不愿意让孩子们到那里去玩耍。景观设计师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这又不仅仅是景观设计师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大的规划问题，也是城市设计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让他们了解城市区域需要我们（景观设计师）介入的意义。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0，（14）：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