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镛院士：心念植物50载 一蓑烟雨任平生

1958年，陈焕镛（左二）与著名的植物学家塔赫他间院士（左一）和地植物学家拉弗连珂（右一）在研讨。 

　　他长着一副外国人的相貌，却有着一颗纯粹的中国心。他专心于植物研究50多个春秋，甘之如饴。为了研究透那花、那叶、那果、那根，他生死不顾、忍辱负重。 
 
　　41年，陈焕镛院士已经离开了这么久，提起他与植物的渊源，无论是子女还是后辈学人还无不感叹：“植物在他的眼中比儿子还亲”，“他生下来就是为了研究植物的”。 
 
　　阳光灿烂的5月，我们来到了华南植物园，这里绿树成荫，大树参天，广阔宁静。56年前，陈焕镛院士亲自规划建设了这片占地4500亩的土地，目前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徜徉于植物园中，领略世界各地植物的神奇和瑰丽。走进僻静阴凉的标本馆，我们看到一楼大厅的橱窗展示着陈焕镛院士的事迹；登上二楼，走廊道上树立着他的铜像，那专注的眼神一如生前凝视着前方——他与植物园之间的深厚情感从未间断，他与所热爱的学术领域须臾没有分离。
 
　　吴德邻研究员在办公室等候多时。满头白发的他埋首于堆积如山的书籍之间，他曾是陈焕镛年轻的同事，他数十年如一日参与陈焕镛院士未竟的事业，完成了《广东植物志》的主编工作和《中国植物志》的部分编撰工作。
 
　　1.出生入死，奔赴各地采集标本
 
　　陈焕镛生于官宦之家，父亲陈蔼亭曾任清政府驻古巴领事，母亲是古巴籍西班牙人。15岁时父亲去世，几年后，他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就读，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林学硕士学位。
 
　　江门日报：吴老师，您给我们谈谈陈焕镛院士上海南岛的情况吧，他是怎么想到去那儿的呢？
 
　　吴德邻：当时，中国的植物资源已经被国外采集200年。到中国最早的一批传教士、海关官员等，都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惊叹，一批批远道而来，又一批批运走。欧洲流行一个说法，“没有中国的花卉，不成为庭院”，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陈焕镛很痛心。毕业时，陈焕镛的论文获得奖金500美元，按惯例，这笔钱用于获奖人前往欧洲游历，陈焕镛却提出要到中国采集标本。1919年10月，陈焕镛只身前往还没有人采集过标本的海南岛，开启了中国现代植物学分类研究的图卷。
 
　　江门日报：他在海南遇到了什么？
 
　　吴德邻：当时的海南岛交通非常不便，生活极其艰苦，但陈焕镛依然坚持了下来。有一次在采集时，他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又感染恶性疟疾，高烧至40多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像带着拳击手套。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了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第一次采集，他就几乎丢了性命。
 
　　江门日报：这些没有阻止他前行的脚步？
 
　　吴德邻：没有。1922年夏，他和钱崇澍在南京筹得500元经费，与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只可惜，采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套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仓库，于1924年失火被焚。1927年他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
 
　　江门日报：是不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个馆的前身？（我们穿上蓝色的鞋套，来到标本室。这里四季恒温恒湿，许多宽大的铁制文件柜有序地排列着，柜子的侧面贴着标本所属科的编号。管理人员小心奕奕地取出第207383号标本，这就是被称之为“活化石”的银杉。陈焕镛与匡可任于1957年鉴定发表它，引起了全球植物界的关注。）
 
　　吴德邻：是的。标本馆开始建立时规模很小，陈焕镛却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只要在采集人、编号、植物名、标本号码或采集地点之中知道其中一二，就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标本。这种管理方法，为今日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基础。如今，这里的馆藏已达百万号，成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江门日报：陈焕镛院士为什么一直那么重视国际交流？
 
　　吴德邻：他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负有促进对外学术交流和提高祖国学术地位的使命。1935年，他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世界植物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正式聘为植物分类组副主席，后又被推为该会植物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委员。该会之有中国委员，陈焕镛为第一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认为国际交流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不是单向引进，更不是盲目崇拜外国。当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定数量、质量的标本，要在短短几年内得到那么多珍贵的国外标本是不可能的。
 
　　2.忍辱负重，战火中保护珍贵文物
 
　　抗战时期，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陈焕镛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他却蒙冤受屈，被一些人污告为“文化汉奸”。
 
　　江门日报：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吴德邻：这一段历史早有公论。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办事处。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办事处被查封。陈焕镛心急如焚。此时，伪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还。这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他们同意了林汝珩的计划，但声明研究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
 
　　江门日报：一片赤子情怀令人动容，后来呢？
 
　　吴德邻：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1946年，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至1947年当局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
 
　　3.执著追求，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
 
　　陈焕镛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立下豪言壮语：“中国一定要有自已的植物学、植物园、植物研究所、植物志。”他的一生都在为此而奋斗。 
 
　　江门日报：您认为陈焕镛院士一生所作出的贡献主要有哪些？
 
　　吴德邻：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他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总体来说，有五大贡献值得称道：提出建立中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设立华南最大的植物标本馆，建设华南植物园，创立了华南最有价值的植物专业图书馆，参与组织编写了几部植物志，包括《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中国植物志》。
 
　　江门日报：他对编撰植物志这件事怎么看？
 
　　吴德邻：他曾生动地比喻说：“植物志是植物的户口册，有了它人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们派上用场。”“假如不真正把所有原始资料变成中国文字，则这门学科不能发展，不能使它成为群众的东西，而只能是少数人操纵的、专利的。”陈焕镛做副主编的时候，《中国植物志》只完成了数卷。2010年1月，这套历经四代科学家、耗费半个世纪，拥有126卷册的浩繁巨著终于完成，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完成了陈老的遗愿，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说着，吴德邻拿出完整的植物志，激动地向我们展示。）
 
　　院士小传
 
　　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陈焕镛（1890—1971），祖籍新会潮连(现蓬江区潮连街道办事处)，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创建了中山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发现100多个新种，10多个新属，其中裸子植物银杉属和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科孑遗植物观光木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他从事教学数十年，培养出了秦仁昌、蒋英、陈封怀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这其中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早年的助手。
 
　　后辈学人眼中的陈焕镛
 
　　循循善诱的良师
 
　　吴德邻（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1955年，刚认识陈老时我是小字辈，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他任所长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他已是学术大家。
 
　　1962年我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的时候，在标本馆发现了2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当我向他汇报这一发现，经确认我的鉴定无误。我很兴奋，准备立即发表。陈老却不以为然：“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1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专著性论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我担心没有外国标本，陈老当即写信（由我执笔）给当时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先生，后来孙先生果然寄来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1963年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在京召开，经他安排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后来他还亲自帮我修改英文摘要并安排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
 
　　讲道理的性情中人
 
　　黄观程（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1958年，陈老到前苏联考察3个月，我担任他的秘书兼翻译。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有天我们一起等车，他手上有英俄对照的小册子，一边看一边跟旁边的人聊起来，当时是5月份，天有点凉，我看他手上空空，就跑回去把他的大衣拿回来。一见面，他就批评我：“有没搞错，是我等你还是你等我？”等我把大衣给他，他又道歉了：“对不起，有时候是应该我来等你。”
 
　　他对俄罗斯文学很感兴趣，但看的是英文版。我们高兴时会一起喝点酒。出国时我只带了一条领带，他看我来来去去都是同一条红色领带，就找出一条有植物图案的送给我，“你不能每天都戴一条领带，我送你一条。”那条领带很有朝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策划 / 谭乐生 钟筱村 黄创快
 
　　统筹 / 傅健 谭月韶
 
　　文 / 江门日报记者 傅健
 
　　图 / 江门日报记者 王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