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PTW合伙人Andrew Andersons：建筑师无论几岁，都是年轻的

　　Andrew Andersons从事建筑设计行业超过45年之久，自从1989年加入PTW后，他在澳洲主导设计了无数作品，特别在艺术、住宅和商业项目中颇有造诣。2012年3月，基于PTW与CCDI中建国际在北京“水立方”等项目中的良好合作关系，Andrew Andersons特此来到中国对中建国际的在建及建成项目进行一番参观和考察。当月8号，Archina记者对Andersons进行了一次专访，从他反复对一座年轻时的设计作品进行改建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设计师的对建筑的热爱与追求方式。 
 
　　媒体：CCDI与PTW的合作项目——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安德森先生有没有参与其中？
 
　　Andrew Andersons：虽然很想参加，但由于当时我正忙于其他项目所以很可惜我并没有参与到其中。但因为这个项目的设计是在PTW的悉尼办公室，当时还有CCDI的中方设计师，每天建筑师们都会围着一张大会议桌讨论，所以整个过程我都能听到和看到不少。 
 
　　媒体：在您的了解中，您是如何看待水立方这个项目的？它有哪些出众的地方？
 
　　Andrew Andersons：因为很多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都参与到了这个项目的设计中，所以我本人也比较熟悉这个项目。水立方的成功不仅仅在于结构或者建筑形态，它是两者的有机结合。虽说设计上可能存在不少争议，但我认为它还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PTW本身就设计过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水上中心，这可能就是CCDI会找到我们合作的原因。就水立方的位置来说，旁边已经有了一个弧形的鸟巢，水立方的方形，与弧形的搭配似乎是矛盾的，但正是一曲一方，符合了阴阳相济的中国传统哲学，当时中方在讨论中说，一曲一方也暗喻天圆地方，所以建筑的关系反而更加和谐。
 
　　水立方能够达到今天这个效果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有时召开方案研讨会我也会被邀请过去提供一些意见，所以对整个过程中大家是如何相互配合的我心里非常清楚。首先是奥雅纳这边的结构工程师注意到，泡泡相互接触时会产生一种稳定的结构体系，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作为一名建筑师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这种特质，只能通过结构工程师的视野来发现。我的一个旧同事Criss，在他的研究生课题时就已经涉及到将泡泡结构运用到外立面和高层上。虽然只是研究生的课题，但能够实际运用到水立方中还是很幸运的。
 
　　另外水立方ETFE膜这个新技术的引进是让我很欣喜的。过去我一直以为这个技术至少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投入应用，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而且还成了特色之一。这是一次敢于尝新的经历，因为它是个国际型的竞标项目，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勇于冒险的精神。虽然ETFE生产厂家是德国的，但在建造水立方时也参与到了很多。这项技术对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两个膜之间要保持正压的气体才能让它膨胀起来。这也是现代建筑遇到的问题之一，通过电脑技术总是能做出一些非常炫的图片，但具体如何把它实现出来却成了难题。CCDI在其中负责了从创意方案到建成效果的全程技术设计，当时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实现了建筑的落地。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比起建筑外表，会更关心细部上的技术实现。水立方的建成，说明了双方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媒体：所以说双方彼此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寻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合作伙伴。听说安德森先生是6号来的上海，后面会安排一个怎么样的考察行程呢？
 
　　Andrew Andersons：今天是正式日程的第一天，明天将会对上海进行参观，而后将在深圳逗留两日再北上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我对CCDI实际竣工的项目比较期待，毕竟看效果图与身临其境是完全两种感觉。对于黄浦体育中心我也会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项目也是CCDI与PTW合作的。 
 
　　媒体：来到中国之前有没有对中国的市场进行过了解？中国市场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您？
 
　　Andrew Andersons：我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早先读过一本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书，这本书在二战以前就有出版。中国古代建筑对材料和空间的规格要求非常严格，同时还包含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而澳洲由于很多都是欧洲人移民过去的，所以它的本土文化其实就是原著民的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但随着经济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都在融合，全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庭。20年前澳洲与中国几乎没有贸易上的往来，但这几年中国已经成为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此外，我曾学过风水，我知道风水在中国建筑里的重要性，尽管在理论上它可能不是最为正统的学派，但它会影响到对环境、光线等等的综合利用。特别是当我在澳洲与华裔建筑师合作时就需要特别注意风水这一块，在PTW悉尼办公室有很多华裔背景的建筑师，有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建筑也好，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两个国家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如今中国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目前处于中心的地带，所以我来中国也是看好了中国的市场。
 
　　媒体：您从事建筑行业45年有余，在千变万化的建筑风格中是否有一种不变的规律或是原则？
 
　　Andrew Andersons：有几个原则一直是自我遵循的，而且它们之间也是有连贯性的。首先一定要完全理解业主的任务书，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一位好的建筑师一定是一位好的聆听者，很多建筑师常常会因为没有完全理解业主的意思而做出错误的建筑。另外建筑师还必须对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有充分的了解和熟知，不是说项目本身与基地周围的环境不能形成相对的冲突，只是需要一定的联系，不能凭空放置一个毫无意义的建筑。还有，建筑一定要有可持续性，现在能源越来越少了，必须尽可能地将一些可重复利用的材料翻新使用，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法。
 
　　其次，建筑师除了要在建筑的视觉上给人以良好的体验，还要在技术上与工程师紧密地沟通，借用新的技术达到理想的结果。我比较喜欢和工程师、施工方以及一些专业人士相互交流，将从中获得的广泛的新信息运用到我的设计中。一九六几年的时候我在英国奥雅纳旗下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当时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在一个小的空间里有几个建筑师、几个结构工程师以及其他各种专业的人士在一起。如此一来在一个项目上遇到有问题就可以随时讨论，等于说是把建筑师的视野给放大了。所以四十多年前我就在除了重视视觉上的效果以外，还懂得了很多其他建筑师不了解的一些关于结构、机械、通风等等综合因素的考量，所以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
 
　　谈到风格，我个人比较推崇现代建筑风格，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和历史古典相抗衡，当代设计必须有历史文化背景作为铺垫，甚至从古典建筑中汲取养分。正因为当代设计师的项目基本都是现代建筑风格，所以才更应该与历史相结合。一些剧场的设计就是很好的例子，过去大多建造剧场的技术不是很先进，但做出的效果却很惊人。然而后来很多建筑师往往会忽略这一点，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一些剧院整体效果还不如以前的好。其实一些古老的方法反而是很实用的，但大家很少会去探究它的根源，而是简单地将那些方法模仿照搬直到现在，由此导致了很多不太成功的案例。因此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下来看才对。
 
　　此外，建筑不能只考虑建筑本身，社会、人文等等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都要考虑。说到底建筑师就是通过设计为人们解决现有问题、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质量、使社会环境更为舒适。所以我们要了解各方各面问题的根源，与环境形成融合，以达到最好的结果。
 
　　建筑师一方面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和理念，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接收新的知识。我今年70岁，但在如何成为一名好建筑师的道路上我依旧在学习着，对一名建筑师来说无论到几岁了都一直是年轻的。西班牙有一位著名建筑师今年已经104高龄了，但他还在不停地工作中，在八九十岁的时候还做出了哥本哈根的标志性建筑。作为建筑师一定要有非常充沛的体力、时刻保持敏捷的头脑，这样才能面对不同的项目和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
 
　　在PTW的团队成员一般会分为三种类型，年轻的设计师可以将新鲜的思想带进团队，中间的是经验相对丰富、技术相对过关的中年设计师，另外就是像我这样年纪较大却拥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建筑师来带领团队。这样大家的知识层次和专业技术都能相对全面地得到提升，可以应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项目，激发成员的创造力。一旦建筑师的设计被团队或是业主所采用，这也是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肯定。
 
　　媒体：您过去获得过大大小小的不少奖项，对于自己的成功您是如何自我评价的？
 
　　Andrew Andersons：1968年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带我的教授让我参与设计了一个新南威尔士州的艺术博物馆。当时虽然已经完成了但直到现在我仍在进行对它的改建。40多年前拿到奖项时可能自认为已经做到了最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建筑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回头看那个建筑，所有的东西都和当时一样，当时的决定也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但依然会有提升的空间。我觉得真的非常荣幸，40多年了一直在完善同一个建筑。
 
　　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公共建筑，因为为个人做的建筑在完成后就必须交还给业主，不可能再去参观，而公建项目却可以不停地关注它，同时自己本身也是它的使用者之一。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悉尼演奏厅，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经常会去听演奏。虽然这个建筑在外体上来看很不起眼，但声音效果却非常实用和完美，我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欢。我的这个公建设计让我感觉自己为悉尼这座城市的整个社会文化贡献了力量。按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来看，未来势必也会有更多的公共建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