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昕：设计者谈辛亥革命纪念碑创作经历 曾面临资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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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8
来源：景观中国网
几个月前，在位于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前方的辛亥革命纪念碑施工现场，经常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时而拿笔勾画草图；时而和施工方负责人交谈；又时而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直到工地收工被劝走为止。“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像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很欣慰。”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者、XD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东昕说。
时隔百年，今日武汉，借助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为契机，一项项重大的城市建设投资，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几个月前，在位于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前方的辛亥革命纪念碑施工现场，经常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时而拿笔勾画草图；时而和施工方负责人交谈；又时而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直到工地收工被劝走为止。“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像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很欣慰。”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者、XD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东昕说。
2009年，对徐东昕来说，是命运发生转变的一年。
之前，尽管他已是一名从事了多年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曾先后任职于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SOHO中国有限公司；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欧洲知名建筑事务所；国内具备开创精神的建筑事务所；但他仍感觉没找到挥洒自己青春和才华的舞台。
2008年12月25日，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最后一个高薪的职位，开始创业，一位日本同事对他说：“恭喜你，选择这一天获得重生。”
“其实当时创业并没想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对中国地产行业的影响。”但徐东昕选择了创业之路，正如他所说的一句话：燃烧自己，透支生命，轰轰烈烈地活。
2009年2月10日，两个多月没有联系到一个项目的的徐东昕在网上很偶然地发现由武汉市政府、武汉市规划局、武汉地产集团为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组织的辛亥革命纪念碑的国际设计竞赛。于是，徐东昕像一个无声无息地潜伏在草丛中很久的猎手，终于等来了猎物的出现，经过近一年的比拼，多轮评选，在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233个方案中，最终力拔头筹，成为最后中标的实施方案。这个设计将作为武汉迈入一线城市的标志，成为武汉地区的新地标。
一场意外的胜利，使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设计团队在国内建筑设计圈内一战成名，现在无论是谁，在介绍这位年轻而有叛逆精神的中国新锐建筑师的时候，都会说“这位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师”。
一座纪念碑，更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媒体：辛亥革命纪念碑将作为武汉地区的新地标，请谈谈您当时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徐东昕：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和建筑艺术，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30年，而英国是130年。中国变化之快，就像经常在记录片里看到的影像：在一座静态的高大地标建筑前，它周围城市的一切都是动态着飞速流动变化，而一两百年间，这座简单而经典的地标都会矗立在那些变幻里。一个简单的东西永远不会在变化流转间显得突兀，所以以建筑语言而言，越简单越好。当初设计时没有局限于传统，没有按常规的做法去做一些浮雕或雕刻文字之类的东西，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与历史有关的作品，就一定不用传统的方式表达，一定不拿政治的手法去做设计，而是拿纯粹的建筑语言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讲得漂亮，这是方案能中标的最重要原因。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我对这些有伟大创新思想的前辈们的祭奠。
辛亥革命纪念碑的碑体采用简洁的四棱柱形状，上面有个斜切面，侧面看像一把刀。碑身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镂空的艺术手法，自下而上、从小到大开凿出不规则的三角形镂空孔洞，并使用红色LED照明，象征着辛亥革命的火花有如星星之火。在纪念碑顶端将安装高功率惰性气体集束灯，把一束光打至天空中数千米的高度，在几十公里外都可清晰看到，以此来象征革命之火的生命力。
媒体：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在拥有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辛亥红楼广场、起义门、辛亥首义烈士祠、孙中山辛亥铜像、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公墓、黎元洪墓等大批辛亥革命历史遗迹，但还要再建一座纪念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雄伟纪念碑，由此可见它在武汉人民心中的重要位置。您是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武汉这座城市的？
徐东昕：辛亥革命纪念碑项目从2009年初国际招标，我们就开始做功课，读历史、学习政治等。湖北武汉是中华民主革命的诞生地，清朝末年，张之洞在那里开展洋务运动，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诞生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们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去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工程和交通，所以我觉得武汉是一个拥有良好创新意识群众基础的城市，因为有这个基础，对于新思想的接受度高。所以辛亥革命第一枪能在武汉打响，这和这片土地有着能接受新思想萌芽的土壤有关，新思想被民众接受，并慢慢在民众中普及，才酝酿出这场革命。
媒体：在这个创作期间，有哪些让您最难忘的人和事？
徐东昕：这个过程很艰辛，当时我就带了几个很年轻的设计师，当周围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时，都劝我不要做，他们断定这是没结果或不该是我做的事情，但我就是想干什么事必须干，不干好不行的性格。湖北又是我的老家，当时我就想，对一个创业之初的设计师而言，即使是失败了，也没什么遗憾的，竭尽全力做这件事做到极致就可以了，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推掉了四五个商业项目。
期间摆在我面前的事是创业之初的各种磨难。资金短缺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困难，有段时间，每到月底我就翻电话本到处向亲朋好友借钱。我的母亲是个生活十分节俭的人，但在那段时间，每次回家临走前她都拿出一笔给我准备好的钱，那些钱都是她用来养老的积蓄。每次拿着钱离开家时我的眼睛都是湿润的，母亲无私地给予我的爱让我特别难受，现在公司的盈利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事业中。母亲这种无私的爱是我在创业过程中最温暖的支持。
媒体：辛亥革命纪念碑是通过国际竞赛赢得的一个大型项目，给您的建筑生涯带来什么变化呢？
徐东昕：这是我创业之初拿到的第一个项目，当时状态就是把自己逼到绝路上，背水一战，但世界上很多好的艺术作品都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喜欢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设计作品，又是很难遇到的纪念性建筑，可以说这个项目是我人生重要的里程碑，也让我对自己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之后，又接到的项目，像海南三亚凤凰岛的商业街等，也都很有意思，但这些项目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远远没法和这个纪念碑相比。
成立建筑教育界
第一个慈善基金――“微基金”
媒体：前段时间宋丹丹曾在微博中炮轰潘石屹，认为建外SOHO把北京的景色毁得够呛，您对此怎么看？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建筑师，您认为在中国如何做出好的建筑？
徐东昕：在中国是能够做出好的建筑。但这个“好”怎么去评价？我想好的设计首先要有情感，如果一个设计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去感动别人？能感动别人的作品才是一个好的作品，每个艺术家和设计师从作品里传达出来的信息都是他们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建筑具有社会性，它的社会性不是仅仅给人提供居住的空间，而是在精神层面影响一座城市，影响这座城市中的每个人。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目前做得不够好，而另外一个东方国家――日本，他们的年轻建筑师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和传承，这是值得中国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在设计时特别重视的一个方面。我的很多作品很现代前卫，但骨子里思考的都是东方的问题，我试着用东方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只有把握好传统文化，才能在建筑和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找到人类共通的情感，才能够建造出打动人的好建筑。
媒体：您于2010年12月在北京总部成立以支持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微基金”(The V Foundation)，旨在以微小力量改变未来。作为建筑教育界出现第一个慈善基金，请谈谈成立基金的初衷及相关情况。
徐东昕：取名微基金，是因为我想表达的思想是，以微小的力量改变未来。现在一提到慈善，大家就会想到扶贫、希望工程，涉及面很广。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个特殊的点――中国的建筑教育。其实，教育对人的影响最大。很小的帮助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并且一个孩子可以影响更多的孩子，会有更多的人将这种爱心传递下去。我就是用微基金资助中国有才华、具备未来意识的建筑系学生，让他们参与像英国AA建筑学院、清华大学这样的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建筑教育项目。中国需要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毕竟目前能走出国门学习的学生还是少数，希望微基金能够为他们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现在，微基金的启动资金是由我们事务所投入的。虽然我们成立不到三年，但是以后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为微基金“输血”。当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但是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未来意识的企业参与进来，为中国的建筑教育尽一点绵薄之力。
媒体：目前中国不乏富人，也不乏有些富人广施善行，但像您在创业之初就想到成立慈善基金的实属不多，您富有吗？
徐东昕：这个和我是不是富有没关系，我对物质生活没有过多需求，我更关注我所做的事情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在欧洲工作期间，我花光了所有积蓄，走遍了整个欧洲，这是我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就像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年仅26岁，企业的市值几百亿美元，却每天住在租的房子里想着做最伟大的社交网络，把事情做到极致，这也是我要的状态。
媒体：听说您马上要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您在做企业的同时也在关注国际上的学术研究方向吗？
徐东昕：今年5月，我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邀请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清华大学―东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联合设计工作室，关于东京羽田机场新国际码头微型城市项目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在该学术交流活动中担任客座教师，全程参与在中国清华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评图工作。
此项目由三校学生共同参与。2010年已经合作完成一次，今年是第二次进行。其中东京大学工作室由Kengo Kuma教授主持，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室由Jesse Reiser教授和Nanako Umemoto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工作室由徐卫国教授主持。这个联合设计工作室以日本东京湾为地段探讨关于羽田机场微观城市的另一种可能。按照教学计划，3月份在东大进行中期评图，5月份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终期评图。
这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世界顶级院校与新锐事务所之间的合作，对于中国的建筑教育以及年轻建筑师的建筑实践非常重要。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事务所，我希望打造的是一个最前沿的学术和中国这个特殊市场上的实践紧密结合的建筑研究机构。
我们学习历史，改变现在，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影响未来。
（徐东昕 XD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
几个月前，在位于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前方的辛亥革命纪念碑施工现场，经常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时而拿笔勾画草图；时而和施工方负责人交谈；又时而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直到工地收工被劝走为止。“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像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很欣慰。”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者、XD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东昕说。
2009年，对徐东昕来说，是命运发生转变的一年。
之前，尽管他已是一名从事了多年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曾先后任职于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SOHO中国有限公司；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欧洲知名建筑事务所；国内具备开创精神的建筑事务所；但他仍感觉没找到挥洒自己青春和才华的舞台。
2008年12月25日，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最后一个高薪的职位，开始创业，一位日本同事对他说：“恭喜你，选择这一天获得重生。”
“其实当时创业并没想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对中国地产行业的影响。”但徐东昕选择了创业之路，正如他所说的一句话：燃烧自己，透支生命，轰轰烈烈地活。
2009年2月10日，两个多月没有联系到一个项目的的徐东昕在网上很偶然地发现由武汉市政府、武汉市规划局、武汉地产集团为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组织的辛亥革命纪念碑的国际设计竞赛。于是，徐东昕像一个无声无息地潜伏在草丛中很久的猎手，终于等来了猎物的出现，经过近一年的比拼，多轮评选，在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233个方案中，最终力拔头筹，成为最后中标的实施方案。这个设计将作为武汉迈入一线城市的标志，成为武汉地区的新地标。
一场意外的胜利，使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设计团队在国内建筑设计圈内一战成名，现在无论是谁，在介绍这位年轻而有叛逆精神的中国新锐建筑师的时候，都会说“这位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师”。
一座纪念碑，更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媒体：辛亥革命纪念碑将作为武汉地区的新地标，请谈谈您当时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徐东昕：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和建筑艺术，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30年，而英国是130年。中国变化之快，就像经常在记录片里看到的影像：在一座静态的高大地标建筑前，它周围城市的一切都是动态着飞速流动变化，而一两百年间，这座简单而经典的地标都会矗立在那些变幻里。一个简单的东西永远不会在变化流转间显得突兀，所以以建筑语言而言，越简单越好。当初设计时没有局限于传统，没有按常规的做法去做一些浮雕或雕刻文字之类的东西，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与历史有关的作品，就一定不用传统的方式表达，一定不拿政治的手法去做设计，而是拿纯粹的建筑语言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讲得漂亮，这是方案能中标的最重要原因。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我对这些有伟大创新思想的前辈们的祭奠。
辛亥革命纪念碑的碑体采用简洁的四棱柱形状，上面有个斜切面，侧面看像一把刀。碑身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镂空的艺术手法，自下而上、从小到大开凿出不规则的三角形镂空孔洞，并使用红色LED照明，象征着辛亥革命的火花有如星星之火。在纪念碑顶端将安装高功率惰性气体集束灯，把一束光打至天空中数千米的高度，在几十公里外都可清晰看到，以此来象征革命之火的生命力。
媒体：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在拥有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辛亥红楼广场、起义门、辛亥首义烈士祠、孙中山辛亥铜像、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公墓、黎元洪墓等大批辛亥革命历史遗迹，但还要再建一座纪念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雄伟纪念碑，由此可见它在武汉人民心中的重要位置。您是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武汉这座城市的？
徐东昕：辛亥革命纪念碑项目从2009年初国际招标，我们就开始做功课，读历史、学习政治等。湖北武汉是中华民主革命的诞生地，清朝末年，张之洞在那里开展洋务运动，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诞生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们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去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工程和交通，所以我觉得武汉是一个拥有良好创新意识群众基础的城市，因为有这个基础，对于新思想的接受度高。所以辛亥革命第一枪能在武汉打响，这和这片土地有着能接受新思想萌芽的土壤有关，新思想被民众接受，并慢慢在民众中普及，才酝酿出这场革命。
媒体：在这个创作期间，有哪些让您最难忘的人和事？
徐东昕：这个过程很艰辛，当时我就带了几个很年轻的设计师，当周围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时，都劝我不要做，他们断定这是没结果或不该是我做的事情，但我就是想干什么事必须干，不干好不行的性格。湖北又是我的老家，当时我就想，对一个创业之初的设计师而言，即使是失败了，也没什么遗憾的，竭尽全力做这件事做到极致就可以了，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推掉了四五个商业项目。
期间摆在我面前的事是创业之初的各种磨难。资金短缺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困难，有段时间，每到月底我就翻电话本到处向亲朋好友借钱。我的母亲是个生活十分节俭的人，但在那段时间，每次回家临走前她都拿出一笔给我准备好的钱，那些钱都是她用来养老的积蓄。每次拿着钱离开家时我的眼睛都是湿润的，母亲无私地给予我的爱让我特别难受，现在公司的盈利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事业中。母亲这种无私的爱是我在创业过程中最温暖的支持。
媒体：辛亥革命纪念碑是通过国际竞赛赢得的一个大型项目，给您的建筑生涯带来什么变化呢？
徐东昕：这是我创业之初拿到的第一个项目，当时状态就是把自己逼到绝路上，背水一战，但世界上很多好的艺术作品都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喜欢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设计作品，又是很难遇到的纪念性建筑，可以说这个项目是我人生重要的里程碑，也让我对自己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之后，又接到的项目，像海南三亚凤凰岛的商业街等，也都很有意思，但这些项目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远远没法和这个纪念碑相比。
成立建筑教育界
第一个慈善基金――“微基金”
媒体：前段时间宋丹丹曾在微博中炮轰潘石屹，认为建外SOHO把北京的景色毁得够呛，您对此怎么看？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建筑师，您认为在中国如何做出好的建筑？
徐东昕：在中国是能够做出好的建筑。但这个“好”怎么去评价？我想好的设计首先要有情感，如果一个设计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去感动别人？能感动别人的作品才是一个好的作品，每个艺术家和设计师从作品里传达出来的信息都是他们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建筑具有社会性，它的社会性不是仅仅给人提供居住的空间，而是在精神层面影响一座城市，影响这座城市中的每个人。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目前做得不够好，而另外一个东方国家――日本，他们的年轻建筑师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和传承，这是值得中国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在设计时特别重视的一个方面。我的很多作品很现代前卫，但骨子里思考的都是东方的问题，我试着用东方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只有把握好传统文化，才能在建筑和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找到人类共通的情感，才能够建造出打动人的好建筑。
媒体：您于2010年12月在北京总部成立以支持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微基金”(The V Foundation)，旨在以微小力量改变未来。作为建筑教育界出现第一个慈善基金，请谈谈成立基金的初衷及相关情况。
徐东昕：取名微基金，是因为我想表达的思想是，以微小的力量改变未来。现在一提到慈善，大家就会想到扶贫、希望工程，涉及面很广。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个特殊的点――中国的建筑教育。其实，教育对人的影响最大。很小的帮助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并且一个孩子可以影响更多的孩子，会有更多的人将这种爱心传递下去。我就是用微基金资助中国有才华、具备未来意识的建筑系学生，让他们参与像英国AA建筑学院、清华大学这样的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建筑教育项目。中国需要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毕竟目前能走出国门学习的学生还是少数，希望微基金能够为他们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现在，微基金的启动资金是由我们事务所投入的。虽然我们成立不到三年，但是以后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为微基金“输血”。当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但是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有社会责任感和未来意识的企业参与进来，为中国的建筑教育尽一点绵薄之力。
媒体：目前中国不乏富人，也不乏有些富人广施善行，但像您在创业之初就想到成立慈善基金的实属不多，您富有吗？
徐东昕：这个和我是不是富有没关系，我对物质生活没有过多需求，我更关注我所做的事情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在欧洲工作期间，我花光了所有积蓄，走遍了整个欧洲，这是我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就像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年仅26岁，企业的市值几百亿美元，却每天住在租的房子里想着做最伟大的社交网络，把事情做到极致，这也是我要的状态。
媒体：听说您马上要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您在做企业的同时也在关注国际上的学术研究方向吗？
徐东昕：今年5月，我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邀请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清华大学―东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联合设计工作室，关于东京羽田机场新国际码头微型城市项目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在该学术交流活动中担任客座教师，全程参与在中国清华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评图工作。
此项目由三校学生共同参与。2010年已经合作完成一次，今年是第二次进行。其中东京大学工作室由Kengo Kuma教授主持，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室由Jesse Reiser教授和Nanako Umemoto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工作室由徐卫国教授主持。这个联合设计工作室以日本东京湾为地段探讨关于羽田机场微观城市的另一种可能。按照教学计划，3月份在东大进行中期评图，5月份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终期评图。
这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世界顶级院校与新锐事务所之间的合作，对于中国的建筑教育以及年轻建筑师的建筑实践非常重要。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事务所，我希望打造的是一个最前沿的学术和中国这个特殊市场上的实践紧密结合的建筑研究机构。
我们学习历史，改变现在，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影响未来。
（徐东昕 XD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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