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谈后奥运城市

　　阿尔伯特·施佩尔，与他的父亲——希特勒的私人密友、纳粹德国首席建筑师、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同名。他的职业也与父亲一样：建筑与城市规划师
　　他认为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但他却痛恨键盘，讨厌收发电子邮件。
　　这只是交织在他身上众多矛盾中最微不足道的。
　　最大也最显眼的矛盾，是他名字，小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 Jr.），与他父亲，希特勒的私人密友、纳粹德国首席建筑师、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同名。
　　他的职业也与父亲一样——建筑与城市规划师。
　　这使得这位75岁的老人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被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下。
　　尽管他创立于1964年的AS&P已经成长为德国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但创建初期，他们在首都柏林却几乎没承接过项目。
　　“在当时柏林，大概没有人希望一个建筑与阿尔伯特·施佩尔这个名字扯上关系。”柏林城市发展部的规划师克里斯蒂安·哈杰（Christian Hajer）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在早期创业时，他甚至隐姓埋名匿名参与竞标。后来，他显然找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将重心从前台的建筑设计转移到后台的城市规划。
　　因此，人们会知道慕尼黑安联体育场的建筑设计师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却很少有人知道安联体育场的总体规划师是谁。
　　同样，莫斯科富人们不会知道自己居住的高档度假村是谁规划出来的；法兰克福的商人们也不知道这座欧洲金融中心城市在按着谁的规划扩张。
　　在中东，他为阿拉伯国王和富商规划沙漠里的居住区；在非洲，他为新兴国家描绘整座城市；在尼泊尔和克罗地亚，他的公司提供全套旅游发展规划。
　　1995年，AS&P进入中国，至今已承接了近百项规划和建筑项目。在华东上海，他们规划高科技工业园、港口和德国风情小镇；在华北长春，他们规划一个30万人的国际汽车城，准备打造“东方底特律”；在华中郑州，他们规划了中央商务区的景观大道；在华西的重庆，他们参与了新政府行政区的规划；在华南广东，他们引入“龙脉”这个中国传统理念，为佛山市设计了新的西南中心区；而在首都北京，他们提出了改造这个城市中心区域的南北中轴线概念。
他小心谨慎地回避谈到父亲和自己的家族，有条不紊地扩展着属于自己的事业。

中国绝对不是建筑师的天堂
　　施佩尔小时候有口吃的毛病，他将其归咎为战争的创伤。
　　“父亲对我来说如同幽灵，完全是陌生的，因为他从不在家。可以说我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境中长大的。”施佩尔曾这样说。战争中，老施佩尔忙于为希特勒效力，而战后则因“违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行”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被判刑20年。老施佩尔在柏林斯潘道监狱服刑期间，小施佩尔先是辍学去海德堡当细木工匠学徒，满师后，他在纽伦堡夜校补完高中课程并开始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建筑。1960年，他大学毕业并顺利成为建筑师，先后在法兰克福以及美国、日本、瑞典、土耳其等国的建筑事务所工作。
　　大学毕业后，施佩尔尝试匿名参加国内各种规划竞赛，1964年，他在法兰克福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并在德国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举行的火车站重新选址及城市发展概念规划竞赛中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规划奖项——第二名。
　　这一年，同样是在路德维希港，施佩尔得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同，一个城郊居住区的规划项目。但他在国内的业务并未因此而大有起色，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
　　施佩尔于1966年获得了德国埃森国际建筑贸易展览会的青年建筑师奖，两年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获得了第一个国外项目，利比亚西北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规划案。
　　当时，利比亚仍仍由国王伊德里斯执政，卡扎菲上校尚未上台，这是谈及这段工作经历时，施佩尔必然会强调的事实。卡扎菲夺权后，这个工程历经曲折得以继续。三年后，工程竣工，AS&P没有通过该项目赚到一毛钱，这是施佩尔强调的另一个事实。但他却因此获得了与外国业主打交道的经验。
　　作为最早将目光投向外国的德国建筑师事务所之一，AS&P事务所依靠本地员工的牵线搭桥，成功打入了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他们先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了数个安置点规划项目。随后，他们在世界新崛起的富国沙特阿拉伯赢得了包括首都利雅得外交使馆区规划的数个大规划案。直到　　今天，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仍然是AS&P的重要顾客来源地。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对天津的一个旧城区进行适于现代化要求的改建，他们委托两家德国公司对市区光复道开发土地利用规划做了研究，这件事并未引起多大关注，它甚至没有被光复道所在的河北区政府列入当年的大事记，但施佩尔和AS&P事务所却因为参与此次规划而正式进入中国。

 
　　南方周末：你的座右铭是“生活是一场历险”，对吗？
　　施佩尔：是的，这就是我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　
　　南方周末：你选择利比亚开始你的海外事业，就是一次历险吧？
　　施佩尔：那是比坐在这里更大的历险。
　　但我必须说，不是我选择了利比亚，而是利比亚选择了我。当时我有朋友在那边工作，他们问我是否对一个项目感兴趣。我抓住了这个机遇，利比亚政府派调查团来法兰克福检查我们的情况。当时，我们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办公室，只有可怜的两名员工。
　　我找了个大一点的办公室，把所有的朋友和同学请来。
　　当利比亚的官员到达时，发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20多人在工作。
　　我必须要让这些官员相信，我们正是他们要找的人，能帮助他们解决在区域规划上遇到的困难，不久之后，我们得到了这份合同。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
　　南方周末：您第一次来中国工作是什么时候？
　　施佩尔：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6年前后，但是AS&P真正开始在中国做项目是在1997年，我们的第一个中国项目在上海杨浦区的定海，当时我们做了上海生态模范城规划项目。
　　南方周末：定海？不是天津么？你们曾经参与了1995年位于天津市区的光复道项目？
　　施佩尔：对，我差点忘了，是在天津，但是那一次我们只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与一些来自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一起，为光复道的修复项目——一个意大利风格的租界旧址，做一些策略研究。我们提出的是怎么在将来把这个地区更好的保护下来。 我们当时是和另一家德国公司一起被邀请的，所以那个不算是我们的项目。上海生态模范城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中国项目。
　　南方周末：AS&P上海公司似乎是你们惟一的海外分公司？
　　施佩尔：是的，我们有超过40年的海外工作经验，从利比亚到沙特阿拉伯，从俄罗斯到尼日利亚，所有这些地方，通过我们在法兰克福的总部，我们都能应付自如。但是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成立一个分公司，所以两年前，我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外商独资企业。
　　南方周末：是什么样的经验促使你们作出了这个决定？
　　施佩尔：我们的经验就是，要在中国市场立足，我们必须或者不得不成立一家中国公司，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税务上的，管理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希望得到中国的项目，我们必须经常和中国的伙伴合作，开设分公司可以提高合作效率。
　　　此外，刚开始接中国项目的时候，我们在德国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但后来发现，在中国各项费用要比德国低的多。
　　南方周末：AS&P在中东地区，例如沙特阿拉伯，有大量的项目，为什么不在那里开一个分公司呢？
　　施佩尔：在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我们的人从法兰克福飞过去做前期调研和项目展示，然后他们回到法兰克福工作。我们大部分的工作经验、资源都在法兰克福，所以管理起来方面一点。
　　在中国，我们开始也按这种方法来，但很快发现这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距离法兰克福太远了，旅差费用非常昂贵，而且时区也不一样，中东时间跟德国时间只有三小时的差距，但中国的办公时间跟德国正好倒过来，交流、沟通……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
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这家新公司非常成功。
　　南方周末：中国现在是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师的天堂么？
　　施佩尔: 天堂？不是的，它可能存在于某处，其它任何地方，但中国绝对不是。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辽阔无比的国家，你不能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与这个国家的其它地区相比较，上述中心城市的发展非常了不起，但在这个国家的农村和边远地区，你常常会有时光倒流200年的感觉。
　　我对中国政府怎样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感到非常好奇，同时也由衷的敬佩。我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工作，莫斯科、加里宁格勒，等等，如果你将今天俄罗斯的基建工程，如大学、高速公路、飞机场与中国相比，你会发现，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但整体而言，它比中国落后至少十年。
　　中国的组织能力比俄罗斯强很多，而且现在这里的管理者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能源节约等等将是未来发展的中心问题，并开始着手研究解决方法。他们显然走在了正确的方向。[NextPage]

南北中轴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
　　施佩尔1934年出生于柏林，这一年，他的父亲正式成为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
　　在1936年奥运会前夕，老施佩尔推出了柏林改造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 2008年3月，这一名为“日耳曼尼亚”的计划的模型在柏林重新展出，因德国战败而无法实现的“世界之都”揭开神秘面纱，再次引发人们对希特勒及其建筑师的热议。
　　2002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征集“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方案”，AS&P公司是七家被邀请单位之一，在AS&P的方案中，小施佩尔提出了 “中轴线两端均衡发展”的概念，他认为，奥运会的举办将使中轴线北端成为新的城市发展焦点，但轴线南部缺乏类似的拉动因素，因此，他的规划方案除了北部的奥运区和风力发电区，还重点提出了在轴线南端建设新的中央火车站和生态模范城。
　　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指出，小施佩尔为即将举行奥运会的北京设计了一条南北中轴线，并将其与老施佩尔的“日耳曼尼亚”相提并论。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孙女赫鲁晓娃在英国《卫报》的专栏中更是以“奥林匹克的狂妄野心”为题，对小施佩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人期待着两位名人之后打嘴仗。
　　但施佩尔显然不愿意接这个茬。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规划”出北京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原本就在那里，是北京传统的一部分，自己只是把它重新提了出来。他更加看重在这条中轴线南端规划的火车站，虽然真正建造时，北京南站并没有坐落在中轴线上。
　　

施佩尔并不认为是自己“规划”出了北京南北中轴线，因为这条中轴线原本就在那里　

 
　　南方周末：AS&P除了做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近年来好像也做了很多大型活动的规划，例如世博会和奥运会。
　　施佩尔：大型活动规划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对大型项目的参与开始于慕尼黑安联体育馆的前期规划。2000年，我们成功完成了汉诺威世博会的总体规划。这两次成功经验促使我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各种大型活动和比赛的规划工作。例如世界杯足球赛、田径世锦赛、世博会、当然还有奥运会。
　　我们被德国奥委会选中参与了莱比锡申办2012年奥运会的前期规划和概念设计，很可惜国际奥委会最终选择了伦敦。我们还被邀请去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做类似的规划，他们正在申办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最近我们又签署了一份合同，为慕尼黑申办2018年冬奥会做概念规划。
　　南方周末：你有关注北京奥运会吗？有没有看开幕式表演？
　　施佩尔：我在电视上看了开幕式演出，奥运会的第二周，我在北京。我觉得这次奥运会的组织工作非常成功。建筑上，奥运村和奥运体育场接近完美。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留意开幕式表演开始前的烟花表演，一个名叫蔡国强的艺术家用烟火模拟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它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一路走来。有人说这个北京南北中轴线的概念，来自你的规划？
　　施佩尔：我留意到了那一串大脚印，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概念并非来自我的中轴线规划。或者说，这个概念并不属于我。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
2002年，我们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做了一项顾问性质的工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北京的城市规划有2000年的历史。我们的想法是，通过规划将北京的历史和未来整合在一起，整个概念包括北部的奥运区和风力发电区，以及在南部建设新的中央火车站和生态模范城，轴线外围是农业用地和绿化地带。
　　南方周末：你们的规划概念有多少被采纳了？
　　施佩尔： 奥运区在这条中轴线上，整个区域跟中轴线的结合程度非常非常好，他们建了很漂亮的公园，很好的场馆。但是北京南站没有建在轴上，而是在南部的某处。
这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概念罢了，在传统的老城区做大规模的建造并不是一件现实可行的事，他们采纳了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内容，我已经很高兴了。
　　南方周末：在北京南面规划一个新火车站的初衷是什么，南面是北京最落后的地区，火车道会不会把整个城市截成两半？
　　施佩尔： 当然不会，事实上我的规划正是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我把火车站规划在城市的南边，就是认为它会为整个南部地区带来提升。我们不光规划了一个巨大的火车站，还规划了它的配套设施，这将是一个城市中的城市。在车站旁边，我们规划了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这些新的商业步行街虽然没有完全修好，但因为奥运会的原因提前开放了。我在奥运会期间还去了那一趟，晚上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很热闹。
　　南方周末：这个南北中轴线概念是您在中国最重要的项目吗？
　　施佩尔： 不是，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是正在进行的长春汽车城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进入第二期，50万人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哪儿工作和生活，我们还在为长春做区域性的规划，例如5年后要建的中央火车站。当然我们也在中国的其它地区有很多大项目，例如武汉、上海、重庆……北京中轴只是我个人的兴趣。因为我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有过很多思考和想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尊重历史，并将这些历史元素融入将来的城市规划中去，这也是我觉得北京南站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的原因。
　　南方周末：负责具体设计北京南站的英国建筑师特里·法雷尔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过，与北京相比，伦敦只是一个大玩具。
　　施佩尔：哈哈，我赞同他的看法，建筑的象征意义是城市影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想迟早人们会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将南北中轴线理解为北京的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点。
南方周末：但是有一些英国媒体将这个中轴线与你的父亲在柏林设计的中轴线相提并论。
　　施佩尔:只有英国人才会这么干！这个概念和任何其它中轴线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德国，城市中轴线意味着笔直到头的大街，中间没有任何隔断，但在我的规划里没有任何一条这样的大街，整个中轴只是一个概念。他们是典型的英国人，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南方周末：那您认为今天的柏林需要一条新的中轴线吗？从1990年代德国统一以来，柏林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
　　施佩尔: 我不认为柏林需要一条中轴线，首先，柏林的建设已经大体完成了，德国统一后，柏林中心城区的改造非常成功，他们运用了非常好的方法。另外，柏林的人口没有如预想中有所增长，反而不断下降，德国很多城市都是如此。事实上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在下降，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土地太多而不是太少的问题，所以根本不需要大规模的规划项目。以前我们流行把人口转移到城市周边，但是现在城市中心反而没有人住了。
　　南方周末：当城市人口下降时，有机疏散理论便不再适用了?
　　施佩尔：德国现在不需要再把人口向郊区转移了，从生态角度考虑，在城市中有充足的空间，不需要再向绿地要房子了，现在德国城市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保持城市绿地和郊区的绿化面积。
　　城市规划、生态规划首先从土地利用开始，这是首要目的，在哪儿保持城市景观，哪儿保留农用土地，必须进行严密论证，中国的问题是，在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密度的同时，你们还需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不能让城市过度扩张。在中国，城市规划问题频发只是时间问题，你们届时会疲于应付。

施佩尔提出的规划方案除了北部的奥运区和风力发电区，还重点提出了在轴线南端建设新的中央火车站和生态模范城　 

城市规划中，我们不是独裁者
　　今天，施佩尔大部分时间在世界各地出差，视察AS&P在各地的项目，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出席各种活动。同事和下属更愿意称他为施佩尔教授，从1972年开始，他任教于德国凯泽斯劳滕大学建筑、城市与环境学院，并长时间担任该学院院长直至1997年退休。
　　在城市规划界和学术界，施佩尔名声显赫，但在行业之外，他的大名却鲜有人知。例如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名叫施佩尔的人为慕尼黑著名的新足球场——安联体育场提供了总体规划。他担任了这个轮胎状现代标志性建筑的选址和流程控制工作，后者让鸟巢的设计者，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获得了国际声誉。
　　也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在为自己的城市设计了住宅、商务区或者景观大道。
　　除了城市规划，施佩尔的事务所还提供建筑设计，但是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他承认自己刻意避免建筑设计，但鉴于当时并没有城市规划这一学科，只好学习了建筑。
　　南方周末：2001年，你曾经在中国的一本学术刊物《城市发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当时您提出了降低城市积聚区密度是改善中国城市环境的基本方法？
　　施佩尔：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和德国情况完全不同。
　　我当时澳门参加一个环境会议，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领导在会上听到我的发言后，请我就这个题目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今天拿出来有同样的现实意义，我当时所写的东西今天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更加正确的。7年过去了，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您会选择成为一个城市规划师，而不是一个建筑师呢，因为似乎建筑师的工作　　更容易让人认同，例如很多人都知道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了安联体育场，但很少人知道，你其实也参与了这项重大的工作。
　　施佩尔： 我更愿意做规划师的原因是，与建筑师相比，规划师的工作更为复杂，更为庞大，必须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因素。在我看来，规划师的工作远比建筑师重要，影响力也更大。
　　规划师是为建筑师提供规范的人，这个规范包括建筑高度、容积、公共空间的要求等等。城市是供人栖息的地方，相对于其中的单体建筑而言，整个区域、整个城市的可用性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城市里70%的房子是由一般的建筑公司和事务所建的，只有极少一部分成为明星建筑师的作品。建筑师为自己工作，规划师为社会工作。
　　南方周末：中国客户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么，例如加入更多的传统元素、中国元素？你一般的态度是什么，会有妥协的时候吗？
　　施佩尔：我们在世界各地从事城市规划或环境规划，不管是在哪儿，中国还是德国，最后的成果总是经过前期的概念设计和后期的反复讨论才能产生，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客户、未来的使用者、建筑师、工程师、环境人员，所有人都必须做出妥协。在城市规划中，我们不是独裁者，像GMP这样的建筑师事务所也不是，它是一个讨论的过程，政府权威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最初提出来的概念和设计，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它们按图纸建起来，这只是讨论的开始而已。
　　但当规划完成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尼日利亚的新首都阿布贾，我们负责整个中心城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设计，政府通过了我们的规划。这个规划非常细致，它告诉你每一个街区的大小和功能，可以建造多少房屋，甚至具体到每一个巴士站的设置。
　　这项规划完成半年了，现在第一批投资者已经进去，他们叫嚷着：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我需要更多的土地和空间，我要在这里建更高的房子……本来这已经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但因为我们同时是政府的长期顾问，所以政府部门找说：你看，他们想改这里。我们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规划。你知道，如果一个改动在某个区域发生了，那么更多的更改会接踵而至，所有的人都会要求更改，最后整个规划就会失去控制。
　　无论是新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还是现有城市的更新，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保证所有的规划都按部就班进行，很多时候你得有些权力才行。不然那些政治家通常会过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你看能不能在这做一个例外？
　　每当某个建筑师，团体或者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规划或者建议，我会感到自豪，这就是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当我们为阿布贾做的规划得到了政府高度评价时，我倍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