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谈后奥运城市：中国不是建筑师的天堂

在城市规划界和学术界，施佩尔名声显赫。

“在当时的柏林，大概没有人希望一个建筑与阿尔伯特·施佩尔这个名字扯上关系。”柏林城市发展部的规划师克里斯蒂安·哈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小阿尔伯特·施佩尔，与他父亲，希特勒的私人密友、纳粹德国首席建筑师、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同名。他的职业也与父亲一样——建筑与城市规划师。

这位75岁的老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父亲的阴影下。

尽管他创立于1964年的AS&P已经是德国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但创建初期，他们在柏林却几乎没承接过项目。施佩尔甚至得匿名参与竞标。

后来，他显然找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将重心建筑设计转移到规划。人们知道慕尼黑安联体育场的建筑设计师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却很少有人知道安联体育场的总体规划师是小施佩尔。

1995年，AS&P进入中国，至今已参与了近百项规划和建筑项目：上海的安亭新镇；长春“东方底特律”国际汽车城；郑州的中央商务区景观大道；重庆的新政府行政区的规划；佛山的新西南中心区，以及“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

2002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征集“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方案”，AS&P公司是七家被邀请单位之一，在AS&P的方案中，小施佩尔提出了“中轴线两端均衡发展”的概念，他认为，奥运会的举办将使中轴线北端成为新的城市发展焦点，但轴线南部缺乏类似的拉动因素，因此，他的规划方案除了北部的奥运区和风力发电区，还重点提出了在轴线南端建设新的中央火车站和生态模范城。

事实上，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有AS&P公司的影子，他们曾提交了上海世博会城市发展概念报告，随后参与了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方案的竞标，不幸在第二轮被刷下来——最终中标的是同济大学联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佩尔并不认为是自己“规划”出了北京南北中轴线，因为这条中轴线原本就在那里图/AS&P

2009年6月30日，宋祖英在鸟巢举行演唱会，她坐在“鸟巢钢琴”前，弹奏《我的祖国》前奏。2009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一周年纪念日当天，意大利超级杯将在鸟巢举行，这将是继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后，在鸟巢举办的首项体育赛事图/CFP

中国不是建筑师的天堂

在纳粹德国的权力中心，小施佩尔的父亲名列第五，前面4位分别是：希特勒、希姆莱、戈林、戈培尔。

但施佩尔与希特勒的私交远胜于前三个人。英国迪耶·萨迪奇将施佩尔描述为“希特勒勤勉的仆人”，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元首的接班人。“父亲对我来说如同幽灵，完全是陌生的，因为他从不在家。”小施佩尔曾这样说。战争中，老施佩尔忙于为希特勒效力，而战后则因“违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行”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被判刑20年。父亲在柏林斯潘道监狱服刑期间，小施佩尔先是辍学去海德堡当细木工匠学徒，满师后在纽伦堡夜校补完高中课程并开始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建筑。1960年，他大学毕业并顺利成为建筑师，先后在法兰克福以及美国、日本、瑞典、土耳其等国的建筑事务所工作。

大学毕业后，小施佩尔匿名参加国内各种规划竞赛，1964年，他在法兰克福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并在德国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举行的火车站重新选址及城市发展概念规划竞赛中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规划奖项——第二名。

这一年，同样是在路德维希港，施佩尔得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同，一个城郊居住区的规划项目。但他在国内的业务并未因此而大有起色，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

小施佩尔于1966年获得了德国埃森国际建筑贸易展览会的青年建筑师奖，两年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获得了第一个国外项目，利比亚西北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规划案。

当时，利比亚仍由国王伊德里斯执政，卡扎菲上校尚未上台，这是谈及这段工作经历时，小施佩尔必然会强调的事实。卡扎菲夺权后，这个工程历经曲折得以继续。三年后，工程竣工，AS&P没有通过该项目赚到一毛钱，这是他强调的另一个事实。但他却因此获得了与外国业主打交道的经验。

作为最早将目光投向外国的德国建筑师事务所之一，AS&P事务所依靠本地员工的牵线搭桥，成功打入了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他们先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了数个安置点规划项目。随后，他们在世界新崛起的富国沙特阿拉伯赢得了包括首都利雅得外交使馆区规划的数个大规划案。直到今天，中东地区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仍然是AS&P的重要顾客来源地。

南方周末：你第一次来中国工作是什么时候？

施佩尔：1996年前后，但是AS&P真正开始在中国做项目是在1997年，我们的第一个中国项目在上海杨浦区的定海，当时我们做了上海生态模范城规划项目。

南方周末：AS&P上海公司似乎是你们惟一的海外分公司？

施佩尔：是的，我们有超过40年的海外工作经验，从利比亚到沙特阿拉伯，从俄罗斯到尼日利亚，所有这些地方，通过我们在法兰克福的总部，我们都能应付自如。但是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在中国市场立足，必须成立一个分公司，这里有税务上的、管理上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希望得到中国的项目，我们必须经常和中国的伙伴合作。

南方周末：中国现在是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师的天堂吗？

施佩尔：天堂？不是的，它可能存在于某处，其他任何地方，但中国绝对不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辽阔无比的国家，你不能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比较，上述中心城市的发展非常了不起，但在这个国家的农村和边远地区，你常常会有时光倒流200年的感觉。

我对中国政府怎样管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非常好奇，同时也由衷地敬佩。我在俄罗斯很多地方工作，俄罗斯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但整体而言，它比中国落后至少十年。中国的组织能力比俄罗斯强很多，而且中国的管理者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能源节约将是未来发展的中心问题，他们显然走在了正确的方向。

中轴线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

小施佩尔1934年出生于柏林，这一年，他的父亲正式成为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

1936年，希特勒正式将改造柏林的任务委托给施佩尔，新柏林建成后，作为第三帝国的首都，将会改名为“日耳曼尼亚”。按照希特勒的构思，施佩尔画出了总体规划图。整座城市的总体布局基于两条中轴线。其中最壮观的南北中轴线长近8公里，宽120米——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宽20米，两端各有一个火车站。南北中轴始于南端火车站，穿过火车站广场上比巴黎凯旋门高两倍的柏林凯旋门，横跨斯普雷河，到达高290米、能容纳15万人的“希特勒圆顶大会堂”，大街在此折而向西，直至北端火车站。沿途建筑全部使用“真实的材料”——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

按计划，所有建筑物将在1950年前竣工，盛况空前的世界博览会也将同时举行。

由于二战全面爆发，纳粹经济吃紧，“日耳曼尼亚”计划搁浅，到今天，柏林城市里，施佩尔负责建设的建筑物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拆除。

2008年3月，“日耳曼尼亚”模型在柏林重新展出，引发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战后的历史资料证明，在改造柏林的过程中，施佩尔主导抄查了23765户犹太人家庭，并将超过75000名犹太人驱逐出柏林。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小施佩尔为即将举行奥运会的北京设计了一条南北中轴线，并将其与老施佩尔的“日耳曼尼亚”相提并论。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孙女赫鲁晓娃在英国《卫报》的专栏中更以“奥林匹克的狂妄野心”为题，对小施佩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小施佩尔并不认为是自己“规划”出了北京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原本就在那里，是北京传统的一部分，自己只是把它重新提了出来。他更加看重在这条中轴线南端规划的火车站，虽然真正建造时，北京南站并没有坐落在中轴线上。

南方周末：你关注过北京奥运会吗？

施佩尔：我在电视上看了开幕式演出，奥运会的第二周我在北京。我觉得这次奥运会的组织工作非常成功。建筑上，奥运村和奥运体育场接近完美。

南方周末：蔡国强用烟火模拟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它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一路走来。有人说这个南北中轴线的概念是你规划的？

施佩尔：我必须说，中轴线这个概念并不属于我。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

2002年，我们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做了一项顾问工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北京的城市规划有2000年的历史。我们的想法是，通过规划将北京的历史和未来整合在一起，整个概念包括北部的奥运区和风力发电区，以及在南部建设新的中央火车站和生态模范城，轴线外围是农业用地和绿化地带。

南方周末：你们的规划概念有多少被采纳了？

施佩尔：奥运区在这条中轴线上，整个区域跟中轴线的结合程度非常非常好，他们建了很漂亮的公园，很好的场馆。但是北京南站没有建在轴上，而是在南部的某处。

这只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概念罢了，在传统的老城区做大规模的建造并不是一件现实可行的事，他们采纳了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内容，我已经很高兴了。

南方周末：在北京南面规划一个新火车站的初衷是什么，南面是北京最落后的地区，火车道会不会把整个城市截成两半？

施佩尔：当然不会，事实上我的规划正是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我把火车站规划在城市的南边，就是认为它会为整个南部地区带来提升。我们不光规划了一个巨大的火车站，还规划了它的配套设施，这将是一个城市中的城市。我们还规划了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这些新的商业步行街虽然没有完全修好，但因为奥运会提前开放了。我在奥运会期间还去了那一趟，晚上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很热闹。

南方周末：负责具体设计北京南站的英国建筑师特里·法雷尔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说过，与北京相比，伦敦只是一个大玩具。

施佩尔：我赞同他的看法，建筑的象征意义是城市影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想迟早人们会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将南北中轴线理解为北京的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点。

南方周末：但是有一些英国媒体将这个中轴线与你的父亲在柏林设计的中轴线相提并论。

施佩尔：只有英国人才会这么干！这个概念和任何其他中轴线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德国，城市中轴线意味着笔直到头的大街，中间没有任何隔断，但在我的规划里没有任何一条这样的大街，整个中轴只是一个概念。

南方周末：今天的柏林还需要一条新的中轴线吗？

施佩尔：我不认为柏林需要一条中轴线，首先，柏林的建设已经大体完成了，德国统一后，柏林中心城区的改造非常成功，他们运用了非常好的方法。另外，柏林的人口不断下降，德国很多城市乃至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在下降，我们必须考虑是土地太多而不是太少的问题，所以根本不需要大规模的规划项目。以前我们流行把人口转移到城市周边，但是现在城市中心反而没有人住了。

南方周末：当城市人口下降时，有机疏散理论便不再适用了？

施佩尔：德国现在不需要再把人口向郊区转移了，城市中有充足的空间，不需要再向绿地要房子了，现在德国城市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保持城市绿地和郊区的绿化面积。

城市规划、生态规划首先从土地利用开始，这是首要目的，在哪儿保持城市景观，哪儿保留农用土地，必须进行严密论证，中国的问题是，在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密度的同时，你们还需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不能让城市过度扩张。在中国，城市规划问题频发只是时间问题，你们届时会疲于应付。

城市规划中，我们不是独裁者

老施佩尔为纳粹德国设计了大量超人尺度的纪念碑式建筑，它们集中体现了极权主义建筑的特征——无论从尺度上还是气质上，而施佩尔则更多地被认为是“人性化”建筑的推崇者和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的实践者。

在城市规划界和学术界，施佩尔名声显赫，但在行业之外，他的名字却鲜有人知。例如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名叫施佩尔的人为慕尼黑著名的新足球场——安联体育场提供了总体规划。他担任了这个轮胎状现代标志性建筑的选址和流程控制工作，后者让鸟巢的设计者，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获得了国际声誉。

也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在为自己的城市设计了住宅、商务区或者景观大道。

除了城市规划，施佩尔的事务所还提供建筑设计，但是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他承认自己刻意避免建筑设计，但鉴于当时并没有城市规划这一学科，只好学习了建筑。

南方周末：2001年，你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当时你提出了降低城市积聚区密度是改善中国城市环境的基本方法？

施佩尔：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和德国情况完全不同。这篇文章今天拿出来有同样的现实意义，我当时所写的东西今天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更加正确的。7年过去了，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南方周末：中国客户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吗，例如加入更多的传统元素、中国元素？你会有妥协的时候吗？

施佩尔：我们在世界各地从事规划，不管是中国还是德国，最后的成果总是经过前期的概念设计和后期的反复讨论才能产生，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客户、未来的使用者、建筑师、环境人员，所有人都必须做出妥协。在城市规划中，我们不是独裁者，像GMP这样的建筑师事务所也不是，政府权威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最初提出来的概念和设计，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它们按图纸建起来，这只是讨论的开始而已。

但当规划完成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尼日利亚的新首都阿布贾，我们负责整个中心城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设计，政府通过了我们的规划。规划非常细致，它告诉你每一个街区的大小和功能，可以建造多少房屋，甚至具体到每一个巴士站的设置。

这项规划完成半年了，现在第一批投资者已经进去，他们叫嚷着：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我需要更多的土地和空间，我要在这里建更高的房子……本来这已经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但因为我们同时是政府的长期顾问，所以政府部门对我们说：你看，他们想改这里。我们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规划。如果改动了一个区域，那所有的人都会要求更改，最后整个规划就会失去控制。

无论是新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还是现有城市的更新，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保证所有规划都按部就班进行，你得有些权力才行。不然那些政治家会过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你看能不能例外？

每当某个建筑师、团体或者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规划或者建议，我会感到自豪，这就是城市规划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