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快速城市化时期 如何规划出让市民满意的好城市

　　“我曾经那么接近底层的上海，也深刻地了解，飞速发展的光鲜，已经将底层人群越隔越远。但是，以平衡社会利益为职能的规划师，做了多少？又应该做什么呢？”“当这些激动人心的课题以工程项目的形式摆在规划师面前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史无前例。”刚刚踏入而立之年的陈雨作为城市规划设计师已经参与了许多城市的规划项目，并将自己的工作小结在《规划笔记》一书中，边实践，边反思。适逢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阶段，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将有机会长期参与诸多城市格局、形态的塑造。陈雨先后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就读，他自小学习美术，曾任同济大学学校文学社社长，对自己职业路向的构想颇为清晰--出于城市规划设计人的责任，也可能是童年时底层生活经验为他的思考提供了相关背景，他说自己更倾向“往小里做”，不贪图大项目，力求做出更多好的城市设计，而且是“市民的好城市”。 

　　自主选择“规划设计”道路

　　《设计家》：在您的《规划笔记》里，有一篇《上海一家人》，通过家庭故事的讲述，对上海这些年来的住宅改造作了一个剪影，对城市底层人民生活空间有比较多的关注，您的自身经历如何影响到这一视角？

　　陈雨：我的经历在同龄人里算是有点坎坷的。我父母是上海到内蒙古宁城插队并在当地落户的知青，很清贫，我生下来的时候，奶奶就力主小孩要在上海培养。那时候我是借读生，父母离得又远，加之经济上压力大，奶奶还得贴补着养我。我学画多年，上初中时就学做推销员，挣钱去学。因为机会来之不易，自己也画的比较认真，比较花心思。这样的成长经历虽然跟别人不一样，但也没什么不好。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我住在南市区，就在城隍庙旁边，对底层上海人的生活体会很深。越是经历过上海的底层生活，越有这样的感觉--上海这个辉煌城市，是否和穷人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将来在我的职业（城市设计）生涯里还是有不少事情可以做，也希望可以做好。

　　《设计家》：您在少年时期里，有没有过对将来的设想，或者说理想？

　　陈雨：自打学美术后，我就想做设计了。我的语文成绩也不错，在上海市中学生作文竞赛（后来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我参加四届都拿了奖，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去读复旦新闻系或中文系。但我物理也很好，在市里比赛拿过几次奖。我想文理都好的话，那就不要读中文，也不要读纯理科。加上美术又很好，那就考同济。高考志愿，我从清华建筑系开始填起，一直填到上海铁道大学建筑系，从头到尾都没出建筑这个圈子。当时我上了清华的最低录取线，但离清华建筑系还差一点。我不愿意读没有兴趣的专业，填了不服从调剂。进入同济大学是我人生的一道分水岭，社会给了自己比较明确的定位--你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专业人士，也给了这个定位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在上海，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进了同济，等于从最下面的生活圈子里走了出来。[NextPage]

　　《设计家》：进同济之后，您的发展道路是怎样的？

　　陈雨：在同济念书有个优点，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做实际的项目，像我读本科毕业设计就是一个真题，跟着我们院长吴志强在做上海世纪大道的城市设计。后来，吴院长把我推荐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院读硕士，他认为那边实践的机会更好一些。在同济，做大项目的机会没有我现在的总院多，所以不妨到总院去。在总院读研的那几年里，我到美国EDSA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过将近一年，去学一些外国事务所做事的方法。有段时间自己还开过一个很小的工作室，但又要兼顾学业，又要开公司，就没有做下去。毕业的时候想，究竟是自己开公司，还是留院工作？当时我们总院院长李晓江给我一句话，他说：“我当年留院的时候，老院长跟我讲过一句话，‘想做规划的话，应该就在中规院’，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听了他的话，我就留下来了。

　　《设计家》：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不是说，留在这样的大院里，做规划的机会更多？

　　陈雨：做大项目的机会多。坦白讲，我自己也做过小公司，觉得体制外的公司的生存其实很艰难，首先要满足生存需要，其次才谈发展。随着市场越来越规范，体制外公司的生存可能越来越艰难。我选择在体制内增加自己的实践机会，再接着发展。用我们院长的话说，“你要尽快的成长起来”，将来的话，我会选择出国再学习一下，然后再回到国内，多做点好东西出来，也就可以了。

　　《设计家》：在规划这个领域里可能更明显一些，但对于一些建筑项目来说，个人事务所还是很有竞争力和生存空间。特别是一些要求个性的建筑项目，大设计院不愿意做，一般的公司又做不好。

　　陈雨：一般来说，我们规划领域，小项目也做不出太多成果，可能出了体制，要更艰难一些。因为规划本身是需要体制来决策的。

　　在“大院”寻找成长空间

　　《设计家》：您在《规划笔记》里纪录了一些自己参与过的规划设计项目并引发了一些思考，这背后有什么考虑？作为一个刚刚30岁的规划设计师，您现在的工作状态怎样？

　　陈雨：本身我的兴趣都集中在城市设计这方面。“城市设计”这个语汇在圈内经常出现，很多人到国外去学这个专业。在国内，通过城市设计做出来的作品也有一些，但成功的极少。比如陆家嘴这种规划，当时做出来人们觉得很兴奋，现在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失败的。我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新作品会超越前人，不要去重复他们的失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要“两条腿走路”，不断去做出好作品，同时在有了思考和反思之后，隔几年自我总结一下，出一本书，让大家娱乐也好、骂骂也好，都无所谓。《规划笔记》出了，看的人也还不少，我觉得可能这是不错的途径。

　　作为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不太会出现像前卫建筑师马岩松做的那些作品，我们工作的体制不允许你来实验，必须按照计划来进行。体制内设计院本身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院里已经推导了几十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我们觉得也有好处，有一个完善的系统，这让你有更多精力去完善和创新。我们这样的设计院内部机制还不错，你做好了，自然会有人来承认你，给你机会。我在我们院读研究生、工作，一共也没几年，就做了很多比较大型的项目，包括像博鳌亚洲论坛相关项目，长沙的中央商务区（CBD）竞标，深圳申请2008年“大运会”体育新城这些，都拿到头一名。[NextPage] 

　　《设计家》：这是因为许多大院的内部也在变化，体制没变，机制在变。 

　　陈雨：对，机制在变，外面的环境也在变。许多外国事务所到中国来，他们有很多理念。不过后来我们发现，外国事务所的优势逐渐缩小，在规划设计界是这样。可能在建筑设计这个领域，还没有那么明显？ 

　　《设计家》：境外事务所在建筑领域的优势现在也慢慢在缩小，现在大家从以前盲目的崇拜慢慢的朝理性回归。从你们的工作实务出发，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陈雨：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现在很多境外设计院里的骨干都是从中国招的，我们也有很多同学在外国事务所工作。如果要说他们所和我们设计院的区别，可能是在于老总不同。但现在外国城市建设的速度那么慢，他们的经验未必比我们好。尤其是，跟建筑、景观设计相比，城市规划太特殊，前者可能比较强调它造出来是什么样子，但城市规划更多地是通过城市规划管理的一套体制将规划方案落实下去，如果你对那套管理体制不太清楚，做出来的设计很难有操作性。正因如此，很多境外事务所刚进来的时候，理念很新，我们可能都没听说过，一下子能把很多人抓住。但当设计往下落的时候，就碰到很多问题--第一，他不熟悉中国的文化；第二，他们不熟悉我们中国的体制和行为方式。我们曾经有一个项目，需要直接跟当地的市长汇报。当时一个外国事务所也在那里，两块地我们各做一块。我看过一些资料，他们做得还不错，但后来向领导一汇报，马上被否定了。我们汇报的效果就很好，因为我们是先研究了市长的思路，再往下去做。这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性，权力的意志在那。 

　　现在，中国一些本土设计院，特别是比较顶尖的设计院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大。外国事务所不但没有压缩我们的空间，反而帮我们把收费标准抬高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没有我们的好，我们的收费肯定要比他们的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功利的说法，无关于职业理想。但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机会也不错。中规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就不用说了，我们院去年在上海新成立分院，分院院长和总工两位都没有满40，是行业内比较新锐的一些中生代骨干力量。我属于我们领导下一层的技术骨干，几个骨干也都和我年龄相仿。我刚到上海分院一年，做的项目都在各地大城市，像长沙、南昌，福州、宁波，株洲……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小城市的项目都还没有碰，上海分院将来的成长空间很大。 

　　做出“市民的好城市”：规划设计师重任在肩 

　　《设计家》：城市规划设计的流程是怎样的，规划设计中都有哪些执行的阶段？ 

　　陈雨：规划分很多层。一个城市规划的最高层面就是“总体规划”（总规），起统领作用。接下来，每块地可能会做一些详细的设计--也就是大家常看到的国际投标竞赛，或通过这样的方式吸收很多思想进来，为外国事务所和年轻的设计师提供了创作的空间。等详细的城市设计确定下来，会有一个控制性城市规划（控规），把城市设计的思想往下落。做完具体的控规之后，地就批出去了。控规的标准会提供给开发商，它不限制具体的建筑过程，但要给出具体的控制思路，比如房子不能做成什么样，地标在哪里，绿地总体的轮廓线等。这个出来之后，才去做单体建筑。[NextPage]

　　《设计家》：你们的规划进行到哪一个层面？是物理形态的，还是社会形态的？

　　陈雨：全都有，既要规划物理的形态，也要规划社会的形态。物理形态，是指对空间做出一些限制和引导；所谓社会形态，就是对开发者（主要是领导）明确这个土地开发的总思路和行动纲领。我们的圈子里有句话，叫“向权力讲述真理”。规划是笼统的，人们可能不能直观看到。在直观能看到的规划设计里，陆家嘴可以算一个，静安寺这边也可以算一个，还有世纪大道--当然这个设计比较失败。再往小里去，还有更详细的规划，比如说一个公园的规划，小区的规划。简而言之，越往小做，越倾向于物理形态；越往大做，越倾向于社会形态。

　　有的设计师兴趣是往上做，从一个城市的总规到全国的城镇几级分化。我的兴趣点是偏向于物理的层面，往下做，做城市设计、做一条街、做个公园规划设计，我希望我做的东西人们能看到。我们这一代人正好处在城市规划的黄金期。当城市化超过30%的时候，规划会飞速发展。中国正好在这个槛上--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是40%，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再有30年就到70%。我从30岁做到60岁，正好在这一代里把它全部做完。我只希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能真正出一些好的作品，不要有城市毁在我手上。城市规划一旦确定下来，以后再改就很难，所以我们责任很大，每个项目做下来都殚精竭虑。

　　《设计家》：做规划设计的话，所在地块的社会形态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我们采访过商业策划的公司，他们的工作是为一些失败的规划做一些纠正，比如说张江的一些园区，原来做了规划，但后来产业形态发生了改变。您怎么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陈雨：我现在做规划，不太主张破坏原来的原生态的东西。包括在城市里做规划也是，看起来那些房子破破烂烂的，很不怎么样，但这是人家建了几十年的结果，有很多社会形态充实在里面。如果把它全拆平，像陆家嘴、浦东那样，你会发现在里面买东西很难、找吃饭的地方很难。晚上下班后，那边就很荒凉，像一个死城一样。而且因为它造死了，很难去造新的东西，可能永远就这样下去了。在浦西，基本很少有平地起来的区域。设计界有一个说法，叫“精明增长”--城市这边破败了，推倒这一片，每建一片都要研究周边的形态。现在浦东的房价起伏最大，就是这个道理，它是新区，原来的形态没有了。你可以把它的规划说得很好，但如果成不了，这边原本就是一片农田，凭什么现在卖到这个价？我们有很多错误的教训可以吸取，包括在上海。现在我们有很多项目往内陆推，我们也希望把上海的经验和世界的经验移植到内陆城市去。有个典型的例子，长沙要做CBD，我们经过论证，决定不要平地起，就在原来的城市里改造，相当于在上海的南京路和外滩进行内部的翻修整治。[NextPage]

　　《设计家》：你们的工作方式是以团队为主，还是个人形式？

　　陈雨：主要取决于项目大小。项目越大，对团队的要求越高；项目越小，团队就可以越小。我这个长沙CBD的项目，一共两个半人做。我们拿到了头一名。大的项目，比如福州总规，如果没有大的团队，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很糟糕。

　　《设计家》：您刚才谈到，现在你们上海分院在做很多内陆城市的项目。城市规划设计的工作，地域性还是很强的，你们在外地的工作怎样进行？

　　陈雨：这里有一些项目上的分工。其他城市会选择性的把项目给我们做，这跟上海把一部分项目拿出来给境外事务所做，是一个道理。有些地比较重要，当地设计院有技术局限性的话就要借外脑。当然有些项目他们自己做起来比我们更有优势，比如现状特别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了解就没有那么深。

　　《设计家》：那么是否能这样理解：做规划就是一种交流？

　　陈雨：对，而且我们现在的交流还不够，设计师更多是在跟领导交流，在国外更多的牵涉到跟民众交流的问题。这跟社会体制有关。在外国，相关社团、党派可以出来挑问题，但在国内，领导的思路很容易贯通下去。为了追求效率，民众的想法暂时看起来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其实也不对，至少要给民众知情权和表达的机会。不过，现在城市发展得太快，民众的意识跟不上，现在我们这方面的交流做得还不够，将来可能会好一些。

　　《设计家》：在您从事城市设计以来这段时间，政府的决策机制，以及民众参与意识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陈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听不懂。可能需要一个良好的交互界面，让民众可以理解规划的成果，一看就知道你想干啥。上海做了一个城市规划馆，但民众去那里，主要还是去看我家的房子在哪里，除此之外大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像国外有社区规划师，受聘于社区，懂得规划，会作为社区的代表去呼吁社区需要什么。在中国没有这种机制，像NGO这样的组织很不发达。不过这对我们做设计的人来说，这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反对的意见太多，设计方案会改得面目全非，本身方案已经很理性了，再改会更没有特点。 [NextPage]

　　《设计家》：越是在这样，设计师的责任就越大，所以设计师要注意自己的底线，素养和自觉性都要更强。时下中国的知识阶层，或者说文化阶层对城市规划都有不少批评，您怎么看待？

　　陈雨：基本上，很多地方的规划局每年都要被舆论批评，因为要替领导背很多黑锅。其实现在国内很多规划都是领导的想法贯彻下来，但造完后都说是规划方面没做好。作为我们这样的设计院来说，可能要好一点，因为别人是把你当外脑的性质请来的，有一定的话语权。最糟糕的是有些基层的规划设计院，基本上都是政府领导的一支笔，最后黑锅还得规划方面来背。其实在规划方面，应该加大宣传，让大家有渠道把不满反馈上来。现在做规划的程序里，不存在“老百姓反馈”这一项资料收集，不是我们不想要，是根本拿不到。现有能参考的只有左右两边，一是现状资料、相关的规划，一是领导的想法。这也没办法--规划设计的社会性太强，所以只能是我们力图做得完美一些。但受制于现有的很多条件，常常实际做出来和初衷不一样。

　　《设计家》：站在规划设计师的立场上，如果您的思路与决策方（政府领导）的发生冲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陈雨：我个人很少碰到这个问题。我主要做城市设计，人家就是想要你的创意和开发思路。当然我们很多思路也是作为参考的性质。但我们有些同事碰到过这些问题，特别像做总体规划的时候，有的领导希望做完规划之后能拿到更多的土地，这时候矛盾就来了--因为我们院的另外一个职能是作为建设部的智囊团，部里对于全国城市的控制是要通过我们院来实现的，土地的使用突破了要求，就很要命。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设计师确实有道理，院里也会支持。基本上，还是通过协调解决，我们要理解他们，他们也要知道有些事并不合适做。

　　《设计家》：如果一个您觉得很好的思路被改掉，换成一个明显是错的，怎么解决？

　　陈雨：如果项目已经结掉了，那就没办法了，但如果没结掉，还是要反复磋商。我们作为国家级的大院，包括外国事务所，别人请你来，还是有期待的，你没必要都听对方的，但也要了解他的宏观思路，别南辕北辙。作为专家，第一水平要高，第二要有自己的立场。一味唯设计费是不对的，有悖于自己的职业理想。因为设计师的职业理想不在于挣多少钱，而是几十年里能做出多少好的城市设计，而且是市民的好城市，不一定是领导的好城市。领导眼中的“好城市”未必是可持续发展的，因为任期就几年，常常导致后面有很多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