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学养与境界——纪念陈从周教授

　　从周教授教书育人，恩荫广庇，我是感受最深的人之一。因为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都是他。
　　学生纪念老师，这是道德义务。但我想，这纪念的意义，主要还是在于建筑系今天在校的和将来的同学们。同学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陈从周教授，是一位可以令他们自豪的教授；像他这样的教授，在同济校史上是不多的。
　　他是同济著作最多的教授之一。在好多年里，他每年至少要出一部书。他创作勤奋，笔耕不断，思想又极为敏捷，落笔如行云流水，引经据典随笔而出，很少搜查。他批评学生写文章像做填空题，为用引文而找引文，肚子里没有现货供应。像他这样乐于写作的人，到晚年竟然中风，以至手不能提笔，这样的日子长达八年，其痛苦可想而知。
　　他也是同济知名度最大的教授之一。他不通外语，但有很多国际上的交往，因为他的学问纯粹是中国的，外国人不容易做。他指导苏州园林进入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他是贝聿铭事务所的顾问，他的《说园》译成了外文版在海外流传。他的名气超越了专业界，可算是社会名流了。他的社会交往极广，有梁思成这样专业领域里的权威，也有普通的园林工人。我曾经与他同去泰安，路过一家文物商店，他进去报了自己的名字，负责人马上出来接待，取出珍藏的书画请他鉴定。他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件，信封上只写着“四平路陈从周收”的字样。
　　同济有许多老教授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从周教授从未留洋，他学的是中文，那些园林的学问硬是自己求教与积养所成。在同济的环境中，他的学问与行为都显得很特别。但他被社会承认了。文物界和建筑历史学界都承认他，他的园林文章不断地在媒体发表，叶圣陶、贝聿铭、陈植、苏步青等著名学者对他的学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成功是从社会开始的，有人把这叫做墙里开花墙外香，他自己说是农村包围城市，可见，他的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顺畅的。从周教授最终还是在同济取得了成功，这显示了同济大学的识见和气度。一所高品质的大学应该能够容纳和欣赏各种风格的教授。
　　从周教授毕生致力于古建筑园林研究，这是一门困难的学问，它不是工科、农林学科，也不是文科，而是一门综合学科。事实上，专业分类只是知识的分类，但我们研究的对象，包括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都不是按专业发生的。所以，学术研究从来不排斥人们自由的探索。中国古园林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工程技术只是其环节上的问题。从周教授以文史治学，深得传统造园的要领，他对园林的看法与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士的看法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建筑系整体学术实力的标志。有园林专业的学校很多，而从周教授的园林研究是独到的，他把这种独到成就献给了同济大学建筑系。
　　对于建筑学或园林专业的人来说，中国传统园林研究的难点不在于造园技术，而在于境界，因为它对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园冶》以后，没有一部真正属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造园理论专著，从周教授的《说园》填补了这里的空缺，《说园》犹如中国园林，形神兼备，相当于诗词界的《人间词话》，所以会感动许多非专业的人，但它不是通俗作品。境界之说是以文化为背景的，传统文化情趣在趋向衰落，境界之说也在失传，有些人喜欢《说园》，是出于对其文笔和知识的爱好，这真是善意的误解。现在的人好注重外形，不太理会内涵，这是文化转变的缘故，但不一定是进步。在修复豫园东部时，他提出的设计要求是“积水弥漫”、“空灵”这样一些概念，他注重的是文化精神，是景观的意境。这不同于工程师的环境设计。现在的园林设计，无论是建筑、假山还是绿化，一律叫做工程项目，无论是业主还是设计师，多半看重经济效益。文化在园林中衰落了。
　　从周教授一直以为园林是要有特殊的人去做的，只有知识或技能但缺乏文化修养、缺乏灵气的人，或刻板、俗气的人，都不适宜做园林。所以，他要求学生学戏曲、书画或古文献，培养情操。在工科大学，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培养要求，这些做法，现在都已废除了。确实，从周教授不擅长制图，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假如他有建筑设计的技能，那会更加成功。
　　雅俗境界，在从周教授那里表现得很特别。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他是个很朴素随和的人，就像造园所追求的自然境界。从教师、员工到校外的交警、店员，都有他的朋友。在做园林工程的时候，他用的是工人的伙食，看他十分耐心地对工人讲造园的道理，俨然就像一位老师傅。他每天上午到学校走一圈，先取走一大摞信件报刊，然后像开慢车似地到办公室、教研室、裱画间等各处停靠一会儿。因为他经常发表文章，别人写他的文章更多，他常去图书馆复印几份。他每天总有新鲜的事、新鲜话题、新鲜想法，谈资丰富，话出他口，又总是那么风趣幽默。所以，他所到之处，总有人与他聊上一会儿。这短短的回家路程，对他来说总是漫长的。有一次我在校园里遇见他，可能他有些累了，就拉着我到北楼东端的阶梯上坐了下来。一位老师见此很惊讶，说你这堂堂的大教授，竟然席地而坐。而他那怡然自得、毫不做作的神情，让人觉得不坐在地上倒像不正常似的。他写文章，往往不用书桌，几张稿纸放在膝盖上，就像现在用掌上电脑的样子，很随意。他的书房大概七个平方米，朝北靠窗放着一张八仙桌，吃饭画图都在这上面。房里还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真正的书桌，上面放满了砚台、图章、印泥、笔墨等，墙角堆着纸儿。这书房也是卧室和餐室，而且显得有点散杂，但这么多雅洁作品，就是从那里出来的。而且，它有个很雅的名字叫“梓室”。
　　从周教授是极其认真和勤奋的人。我见过他早年的手稿，小楷字写得真是漂亮，字字端庄工整。他说早年他曾大段大段地把《清式营造则例》背给梁思成听。他把每件有心得的事记录下来，几十年的坚持，集成了《梓室余墨》，他说这本书等他死后才能出版。在豫园东部修复时，我常住工地，他三五天来一次。有时，他刚从工地回家，就来电话，把最新的想法告诉我。他是在潜心创作，时刻在思考着景观的问题。他是苦行僧，毕生苦心经营着园林事业，这一面，绝不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无序和散漫。
　　他也有严厉的一面。对于造园，他的要求极为严格，有时甚至挑剔。巨大的假山石，硬是被他拆了又堆，直至满意。我在建筑系读本科的时，有一次与几个同学在北楼前的草地上踢球，正被他遇见，他大叫着阻止，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他追皮球，又拉着一位同学去校长那里评理。当时我们觉得他迂得有点过分，现在想来，这种执着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正是我们现在缺少的。事实上，他管的这类闲事非常多，他管过浙江南北湖风景区的炸山采石，一直把信写到了国家主席那里，他管过泰山顶上的缆车、上海豫园的湖心亭。凡到一个地方，发现有文物或环境破坏的现象，他都会去管，都要发脾气，有时弄得人家很尴尬，他也不姑息。有些事他管成了，很多事他管了也没有用，为此，他会埋怨、失望，但以后还会去管。晚年，他好激动，经常发怒，批评人很厉害。记得有个年初一上午，我陪他参加学校的新年团拜会，他兴致很高，拄着拐杖，领导讲完话，坐在后排的他举手要求发言，然后颤巍巍地走上主席台，讲起了新年学校发财，但要培养人才、不要钱财之类的妙语，讲着讲着，竟激动得脸色发青手颤抖起来，大家马上把他扶下了讲台。
　　他是孤独的卫士，坚守着一种道行，不断地进行着呼吁和抗争。直到他精疲力竭，得了三次中风，不能写不能说的时候，才变得平静了。晚年的他，总是静静地躺着，他只剩下说服自己的力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