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就是集思广益

　　公众参与城乡规划，让规划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参与城乡规划，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在参与过程中，表述自己的意见、要求和利益，实现了公众的参与权。——在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看来，这就是公众参与的两大作用。它们最终都将有利于规划符合各方利益和要求。 

　　公众参与城乡规划并不是突如其来。马向明向记者描述了公众参与在我国城乡规划史上这样一条轨迹：一开始是某个领导说了算，然后从单个部门到多个部门会审，再从单级部门到多级部门，然后从政府内部走向外部，专家、学者加入到决策讨论行列，最后进一步向一般市民扩散。因此，对于“公众”一词的理解，马向明把它表述为不仅指自然人，还可以是专家、社会学者、社团组织以及政府部门。 

　　公众参与是一种思想工作 

　　不论从理论或是实践来说，任何规划都会面临困难。马向明认为，关键是需要通过某种途径让老百姓（公众）知道困难所在，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即通常所说的集思广益。参与进来的人越多，问题就越容易得到解决。因为在参与过程中将化解一些矛盾，形成某些共识。拆迁问题也不例外。 

　　前段时间，最牛钉子户事件令举国关注。有人认为此举为个人保障自身的权利无可厚非；也有人觉得，钉子户使开发与建设停止，从而使公众利益受损。马向明认为，之所　以有这样的分歧，是缘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范围不同。公众参与，首先把利益主体的利益纳入整体规划之中，然后让所有的利益主体进入到更广更宽的视野（即公共利益），去思考自己的利益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利益主体即公众的主张或思想很可能发生变化或调整。西方国家尤其重视公众参与这个过程。他们的政府首先向公众公布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教育说服公众加入进来，让公众明白政府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困难。 

　　“说白了，公众参与就是一种思想工作。”马向明说，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说教，而是一种双向交流：作为个体的公众可以表述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规划也要吸纳公众的思想符合大众利益。最终的结果将是公众在长远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对于个体利益的重新理解与取舍。 

　　从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抓起 

　　我们的城市在发布规划向公众咨询时，得到的回应很少。而在国外，每公布一个规划总会引起热烈的讨论。在英国伦敦学习期间，有一件事情令马向明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伦敦市政府在其网站上将新制定的战略规划进行公示，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可持续发展组织、环保组织迅速从自身角度出发在该网站进行回应，同时，在不同组织之间又形成热烈回应。 

　　在中国，公众对与自己日常利益相比显得比较遥远的事物比如规划很少有参与的积极性，这种表现可称之为宏观事件下缺乏应有的响应机制。在公众的参与意识与积极性还不高的前提下，一旦打开了公众参与之门，很可能会变成某些利益团体强化利益的手段。为此，马向明建议，广东的公众参与城乡规划工作，首先应从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开始抓起。 

　　比如像垃圾中转站、公厕或变电站等设施（规划界业内称之为厌恶性设施），其实大家都知道建设是必需，但建在哪里都会遭到反对。由于真正受益的老百姓没有站出来说“是”，结果，政府管理部门听到的声音全都是“不是”。如此一来，直接导致了政府的决策困难，甚至可能使这些设施永远没法建成。马向明呼吁，对于真正符合公众利益的规划，公众要勇于站出来说“是”。 

　　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在西方，首先在制度设计上，会通过完善的发布渠道，让信息便于公众接触、理解。然后就是需要持续的做法去推动，第一次可能不理想，第二次有改善，第三次更好…… 

　　健全公众参与的组织机构 

　　纵观国外公众参与的优秀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健全的组织机构。正如马向明所说，公众参与是通过某种制度来表达。每个人的意见被听到、收集的过程，需要有一种制度设计。在英国，非政府组织比如各种社团就起到了听取和收集意见的作用，这在制度上保障了公众参与的实施。 

　　公众参与不仅仅指老百姓个体的问题，也包括团体、商会等不同的组织。公众参与需要不同的参与体制，才能做到效果最好。因此，马向明建议，广东所要走的公众参与之路，也应该发挥不同领域的社团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的作用。从现在开始，有关部门应该研究如何发挥这些组织在公众意见组织、研讨与表述的作用。他提醒说，特别是面对宏观议题的时候，这些团体或组织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比如广州的珠江治理，这显然不是普通民众所关注的话题。 

　　公众参与，需要经过各团体或民众的充分讨论，可能会使决策程序拉长，有人因此会直接怀疑效率低了。其实并不能完全这么认为，马向明解释说，从决策的效益或回报来考虑，实际上是使效益增加了，因为经过了充分讨论后的决策，减少了乌龙决策，减少了不必要的投资，整体回报大大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