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情趣
王澍（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师）
近日，好友童明将其祖父童寯先生英文旧著《东南园墅》以中文重译，托我作序，我在讶异之余，欣然应允。
所以讶异，是因为《东南园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有中文旧译，我应该是最早一批读到这个译本的几个读者之一。正式出版之前，当时负责编辑的东南大学出版社的晏隆余先生还曾就书中一些关于园林植物的照片内容托我帮助核对。我对江南旧园林的态度，从原来觉得老套重复且已经在今天失去意义到重新发生热情与兴趣，如果说阅读更早一些出版的《童寯文选》算是预热，那么读到一九九七年《东南园墅》第一个中文译本，就是真正的思想转折。有意思的是，《童寯文选》原文也是英文。一九八七年，在《童寯文选》出版之前，也是晏老师托我将译稿带去北京，让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汪坦先生帮助校对。我还记得汪先生家住在清华大学那栋很新潮的低层高密度阶梯住宅楼里，印象最深的是他家客厅里的一棵大树，已经撑满客厅，满墙书架的书房就被挤在向客厅敞开的一个三米见方的朝阳小间里。当时只是感觉特别好，现在回想起来，汪先生家的那一小方天地，何尝不是一处最小的文人园林呢？不过，那一天的印象不只是视觉的，汪先生已经看过我的硕士论文，是我去之前寄到他家里的。他很高兴，留我吃中饭，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西洋式烤面包，也是第一次见到烤面包机，现在的回忆里，嘴里似乎还带着汪先生家的面包香味。
回忆这些并不是跑题，因为园林不只是视觉对象，更是身体经验，曾经的园林主人在园中经年度日，岁月悠悠，生活是有味道的。童寯先生的文章能让我重新发生对园林的兴趣，就在于他不是掉书袋，不是去解释，而是以一个出色建筑师的眼睛和身体去发现园林的意趣，这和建筑史研究的角度很不同。以往国内的园林研究，尽管最早是由童寯先生开启，但后来主要是建筑史学者在做，以记录、测绘和历史考证以及图像解释为主，这种研究里没有问题，只有所谓方法，意义逐渐封闭，甚至让人疲倦。我至今仍然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我在还未正式出版的《童寯文选》中读到“中国的园林建筑布置如此错落有致，即使没有花草树木，也成园林”这句话，心中那种豁然贯通的感觉。印象太深，写这句话时我没有查资料，是背诵的。这句话对做设计的建筑师是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为它带出了园林的抽象结构，使得园林语言和西方现代建筑语言之间形成可能的对话关系。让我印象深刻的另外一句，出自《东南园墅》，是一个问句，质问假山石上的洞，大意是“一个正常的人怎么能住进那么小的洞中？”。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当时浑身一激灵，脑袋轰的一下。这个看似幼稚的问题，切中园林语言的特殊逻辑，这是我以往没有想到的。如果按解释的路子，可以说那么小的洞是给想象中的仙人住的，于是一定有人去翻阅古籍，去研究园林和道家仙人思想的关系，但童先生的这个问题了不得，它让我一下子理解到园林语言中那种小与大并存的矛盾的尺度逻辑。这种问题是建筑史学者不会问也问不出来的，只有像童先生那种对设计过程有深刻体会的建筑师才会问得出来。这种发问的方式对我的影响不仅止于此。实际上，我经常比较稚拙，譬如，我读童先生这句话时，脑海里就会出现丰子恺先生漫画般天真的场景：童先生站在园林里一座假山前，用眼睛望着，也用手指着那上面的一个异形小洞。问题是，这就点出了园林语言中视线和差异空间的现场关系，明白了这个，深浅、进退、开阖、高下、疏密、小大……这些和园林有关的术语才会有活的意义。有国外建筑学者曾经评价说我发明了一种特别和视线移动有关的建筑语言，应该说，这种思考，其实特别和中国山水画的绘画语言有关，而我对山水画产生新认识，最早就是被童寯先生的《东南园墅》一书内的问题给刺激出来的。童寯先生也是在这本书里，直接讨论了园林与山水画的关系。我没有考证过童先生的这个讨论是不是近代国内最早的，这对我也不重要，对我重要的是，童先生的讨论才是真正懂中国画的人的讨论，只有这种讨论才对我有意义。刘敦桢先生在《江南园林志》序中说童先生知六法，所言不虚。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关于这种思考与发问的关系。无论《童寯文选》还是《东南园墅》，原文都是英文，前者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童寯先生那时应该是在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利用周末去苏州访园，同行的经常有外国友人。可以想象，一定发生过非常有趣的讨论，刚才谈到的那个幼稚问题就相当可能和这种漫游有关，童先生这一批用英文写的讨论苏州园林的文章就是那个时候为上海的英文杂志写的。《东南园墅》写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是写得断断续续，最后完成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同样用英文写，既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一组文章有继承关系，应该也和“文革”末期的处境有关。让我感慨的是，童先生这种天真发问的精神，居然能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这就见出“情趣”一词的重要，一九九七年，我在把《东南园墅》反复读了六遍之后，兴致盎然，就把童先生的《江南园林志》拿出来重读，于是，“情趣”二字跃入眼帘，直中我心。我意识到，园林营造不从理论开始，不由方法左右，和重要与否无关，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情趣。建筑师的道路总是困苦艰难，什么能支撑你一直有感觉地做下去？是什么理论吗？重大价值吗？方法吗？我体会都不是，情趣，童先生说出的这两个字，轻轻飘飘，但最能持久，因为它活色生香，是不断生发的。
童寯，来自：ikuku
我和童明成为好友，首先和他是一个好人有关，我们是同济大学一九九五年建筑博士班的同学，住同一栋宿舍。刚认识他时，他并不是一个有趣的人，也不喜欢建筑，典型“理工男”一个。如果说童先生的“情趣说”传染了我，那么我对重读童先生园林著作的热情也一定传染了童明。他后来就开始做整理出版童先生旧著的工作，也曾托我整理童先生《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两部书稿。我也很想做，但我实在是太懒散，不是这块料，很辜负朋友所托。而童明则逐渐对建筑发生了热情，对园林研究逐渐痴迷，并把童寯先生几乎所有旧著整理出版了一遍。难以想象这是怎样海量的工作，不佩服都不行。
《东南园墅》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对我建筑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童寯先生的英文原文也写得非常简洁清楚。第一个中译本的翻译可以说是忠实于原文的感觉的，所以我看到童明的新译才觉得讶异：译文有点像旧骈体文，对偶句、排比句连串，很多人也一样可能读不习惯。但我并没有急于判断，因为童明做学问一向是很严肃的。
我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翻译”，不是在一般意思上谈，而是从多个角度谈。童寯先生的原文都是英文，最早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人默认的文化语境在外国读者那里不管用了，怎么让读者理解？什么是跨文化、跨世纪的语境的解释？我前面说过，解释的方法越来越不管用，所以童寯先生用了一种发现式的讨论方法，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见一样。传统文化背景和建筑学专业背景当然也在起作用，但童寯先生的写作有一点我很认同，他在写作时非常有理论自觉，没有什么概念是不经讨论就拿来用的。如果说园林是立体的中国画，是时间加空间的四维诗歌，从这种意义上说，脱开原有文化语境的发现式写作，就像是一种创造性翻译，这是翻译诗歌时的办法。我对园林和中国画的一系列新看法就特别受益于童寯先生的这种“翻译”。
第二个关键词是“文体”。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现代语言学观念引发的思想变革，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个深刻发现就是：在表达解释与意义之前，文体从结构的深刻层次预先决定着意义的语境，也就决定性地决定了意义。实际上，用什么文体讨论园林更合适，很少有人问，但它确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譬如，计成就认为用骈体文写《园冶》是最合适的选择，我猜测童明用这种接近骈体文的文体再次翻译，就有这种意图。但童明的文体并不是骈体文，结构像，但词汇简明，完全不是骈体文惯用的绮丽文字。反过来想，童明的新译肯定让我们意识到，童寯先生的英文文体本身就是对园林的一种文体介入，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留园，来自：维基百科
第三个关键词是“接受”。无论原文还是翻译，作者都不可能忽略读者的存在。童寯先生的英文原文最早就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就需要想办法让外国人读懂，反而就写得特别清晰明了。冯友兰著、涂又光译的《中国哲学简史》也是同一种情况，效果也不错。这种文体还有特殊的一点，好像总有人在不停发问，先生就耐心地回答，文字之间，即使没有用问答体，也可以体会到那种问答的语气。我不认为用英文或者第一个中译本翻译用的白话文写园林就不能达到园林的真意，实际上，童先生的英文就很有明朝小品文的气质，译文也把这层意思相当好地传达了出来。从这层意思上，童先生的写作在试图让人理解园林时，已经催生出了一些新东西。罗兰·巴特就认为，这种以理解性为目的的写作活动，其结果往往是新东西的诞生。就像童先生的文字在我身上发生的化学反应。巴特的“写作”概念特别强调这个，要求读者如写作一样阅读，这就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童先生的视线指向太湖石上的小洞时，那个看似不在的仙人实际上也看着他。不要忘记，读者作为旁观者也总是在场的。所以，我觉得童明新译的特殊文体意味着这不是一般的翻译，而是关于园林理解的一个新的文体实验，因为对今日的园林来说，骈体文和白话文一样遥远。
第四个关键词是“质地”。我不想在这里直接讨论童明新译的种种细节，避免在“接受”的意义上干扰读者的阅读乐趣，但我忍不住要指出他的新译本开始几句中一个词的特殊意味，那个词就是“弱径”。英文原文里是小径的意思，但童明肯定认为翻译成“小径”完全不能传达园林里那种路径质地的意思，这种质地不仅是指材料质感，我觉得，也指线条的笔感、状态，和文人画上那种虚实有致的意思对应，我们会说这是一种味道，一种情趣。童明选择这个词是自觉的，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这个翻译中的意义遗漏被他敏锐地指出了，第一个中译本译文的用词质地显然还不够，所以，可以想象童明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字斟句酌、一个字也不放过的样子，这个译本见证了童明对园林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也可以对比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里文采斐然的文字，去想象如果童寯先生自己用中文重新写一遍《东南园墅》，又会是什么结果。当“情趣”这个羸弱的词成为中心词汇，就可以理解童寯先生说园林不可度量是什么意思。不可度量就不可设计，的确，一条小径可以度量，一条“弱径”又如何度量呢？
当然，假山也难以度量，所以童寯先生也同意历来文人的见解，把堆假山列为园林中第一有难度的操作。但假山毕竟仍然可以操作，另外一种园林中真正难以度量的事物就是植物，我觉得，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先生“中国园林没有植物也成园林”的判断相比，晚年的童先生对植物在园林中的地位的看法已经变化了，所以他才试图在《东南园墅》中补充关于植物的部分，尽管在前一个中译本中，那种罗列植物图片的方式未必是童先生的本意。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则是，童先生最早在《江南园林志》一书的一张图片的图注文字里已经透露出一层特殊的意思，那张图片上起伏的曲墙接续了茂盛的紫藤，童先生写道：“这墙在哪里结束？植物又从哪里开始？”如果说，植物和墙在园林的完整理解上是处在不可分的状态，那就意味着园林总是鲜活地生发着，这是一种难以被固定理解的特殊的建筑学。
按这个意思去读童明这个新译本，读者就一定惊喜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