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空间城市提出者尤纳·弗莱德曼:想象像气球一样漂浮着的即兴空间
早在1956年,弗莱德曼提出了空间城市的标志性理念,将居住者自发设计、建造居所的完全自由代入如 Archigram 插入式城市这样自上而下的巨构建筑思维方式当中。本期“思想之城”专栏中,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同弗莱德曼在他巴黎的家中探讨了空间城市和移动建筑的理论。
Vladimir Belogolovsky(以下简称 VB):我昨天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体验了她的强烈的色彩——蓝色的通风、黄色的电路、绿色的水管和红色的交通流线,还在常设展品看到了您为空间城市创作的绘画和模型。可以谈谈您1970年设计的蓬皮杜中心竞赛方案吗?
尤纳·弗莱德曼(以下简称 YF):那时我需要在方案中提供一个建筑外观设计,我却拿不出一个外观,因为我设计的建筑有二十个甚至更多的面孔,这些外观后来都被广泛发表。空间城市本身没有特定的外观,它的空间布局和相应的外在表现都在时刻变化着。
蓬皮杜中心收藏的是在1959年用玻璃和陶瓷马赛克制作的空间城市的大尺寸研究模型。当时模型在运输过程中受损,我本想说与其简单地把它恢复原样不如重建一个。策展人说不行,因为如果这样做,展品就不是原作忠诚的复制品,和展览的画作不符。我跟策展人解释,空间城市的原理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作为创作者,我认为改变造型重新建造正是忠于项目的设计理念,然而这个提议最终还是被拒了…(笑)
VB:您的作品和伦佐·皮亚诺、理查德·罗杰斯二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否归结于当时追求灵活性和通用性的时代风向呢?
YF:我们的方案其实截然不同。皮亚诺和罗杰斯的设计无关灵活性,而是主流建筑,我把这些称为“鞋盒子。”你知道的,当你任意登上一座塔楼,你会发现塔楼的每一层构造布局都相同,家具摆放却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的使用者在根据自身的需求调整空间。我一直在寻求一种能够满足人们反复试验的设计方法,空间里没有物体或者仅有极少的物体是完全固定的,只有这样的建筑才是真正灵活的建筑。我坚持认为我在建筑领域引入了和传统建筑教育背道而驰的“即兴”概念。建筑一直以来都被强调是为了永恒而建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即兴创造,空间城市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即兴作品,这就是我设想的蓬皮杜中心概念。
空间城市最终没有落地是因为我被告知人们不具备自主规划空间的能力。这也许没错,但这也正是这个过程需要通过反复试验来引导的原因。移动建筑是灵活多变的,就像牧民随着气候迁徙,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我们需要遵循气候节律,而非强力干涉。夏天住在北极,冬天再搬到别的地方去,能省不少钱。(笑)人类无虚消耗大量能源对抗自然环境。
VB:在您看来,为什么已建成的蓬皮杜中心不具备灵活性呢?设计者不正是胜在其灵活性、通用性和互联性吗?
YF:并非如此。皮亚诺和罗杰斯的方案被过度定义了,实际上他们提出的是在每一层建立空白围合,是一个有着确定外形和高度的“鞋盒子。”而空间城市则提议创造空白“空间”,去除整体的围合,是一个极致简化的、没有具体楼层和天花板的立体框架结构。它被设想成一个反重力的装置,上面悬挂着由使用者自行想象创造的一个个体量。没有地面,没有墙,没有屋顶,没有任何预设的容器或者形状,这就是空间城市。使用者本身也是规划师和设计师,可以在装置上置入任何结构,甚至一个塔楼。想象一下吧,一个像气球一样漂浮着的即兴空间。
VB:您经常使用可移动元素、自行规划、没有平面的理想建筑、有序的随机性、不可预知的、无计划的、类家具的、空间基础设施、非艺术性的、非预设的、居住者自由等等字眼,是什么最先启发了这样颠覆性的建筑实验?
YF:你知道的,我是二战的产物。那场剧变时我才21岁,所有学校教给我的知识都不再对这个世界适用。接近战争尾声时,我在布达佩斯参与抵抗,而后被秘密警察关押。但我活了下来。那个冬天很冷酷,住处没有水电暖气,也没有玻璃窗。和我一起的有一百万个人,生命总能在这种时候创造奇迹。那时我就意识到人类的习惯和风俗多么脆弱。我想找回一种自主性,而自主性需要即兴空间。适应是动物的本能,像狗一样移动、改变,为了生存做任何需要做的事。同理,建筑也应当寻求适应现实的方式。这个想法来源于我对灾难的应激反应。
VB:是什么激发了“移动”建筑和漂浮城市这样的想法?
YF:这是非常实用的想法。最初设想时正值战后重建。那时到处都是破坏的痕迹,而空间城市的概念是对土地影响最小的解决方式。几年前一些卡拉卡斯的人询问我能否在那里建设一个小型的空间城市。我说可以呀,你只要在任何可能建造的地方搭建一些路灯柱一样的结构,然后把集装箱挂在上面当住房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前期规划。
同时当代城市密度非常大,但其实在全球性通讯的背景下密度已不再是形成城市的必要因素。起初空间城市设计设想的多层建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VB:您曾说您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空间城市构想。这类在地面建筑物上空伸展、承载私人住宅和公共空间的立体框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否在于独立单元根据居住者需求扩充或者压缩空间的能力?
YF:首先要强调我不是在提出特定的正式的解决办法。我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但同时我也接受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比起主流建筑,我关注的是思维方式。我不反对个性,但弗兰克·盖里和扎哈·哈迪德的建筑仅仅是看上去自由,他们在像雕塑一样创造建筑,但平庸的雕塑未必是好建筑。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预先规划。科技的发展是由反复试验的过程推动的,就像 NASA 建造火箭那样。图面上设计的平面可能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仅此而已。所有事物都需要不断地被测验和改善。
VB:真正的自由隐含在您所说的没有平面的建筑当中吗?
YF:没错。人们应当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贫困地区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没有人代替他们做工。我认识一些住在巴西棚屋区的人,那里有真正的自主规划。这并不是说棚屋就是好的建筑,但它们采用了正确的过程,相比起结果我更着迷于过程。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大学请我去设计经济有效的公共装置,这对于多数机构来说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白色大理石。但很多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中国和印度的委托人认可我的方案,因为这些装置既满足他们的需求,又能提供极具吸引力的低成本。
VB:您有一句非常诗意的话我非常喜欢:“建筑师创造出的不是城市,仅是一堆物体。居住者“发明”了城市;崭新而无人居住的城市只是’废墟。’”您能就您对随机性、自由和居住者自建展开谈谈您的看法吗?
YF:我依据的基本定律是我们只能创造出处于平衡状态的事物,平衡会自动找上门的。平衡不是理想状态,而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状态。我们正面临的世界各地的移民问题也是在寻找平衡。
VB:您在“移动建筑”宣言中提到:“过程至关重要,相反地,能够用绝对的确定性定义的最终结果是不存在的。”您是否认为在建筑过于强调预设的最终结果了?
YF:我是这样认为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最终结果,也没有最终的平衡,只有平衡从一中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没有静止的城市。城市是不断变化的,城市本身就是我们身边不间断的变化。人们应该做自己的主人和设计师。反复试验的过程从思维开始,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基于用自己的脊背和双手谋生存的个人经验。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建筑项目,而是一种风格。
VB:您怎样命名您的风格?
YF:这不重要。哥特人都没给他们的风格起名字。(笑)这种风格无关审美,只关乎实用性。勒·柯布西耶这样关心审美的人开创了他们自己的荒诞规则。我更偏爱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他在书中深入探讨了古老的乡土建筑原理。我很高兴他把我的空间城市项目也收录其中了。任何预设都未必正确,我更倾向于和人们一起工作。当你向人们提供正确的选择时,人们就会对想法感兴趣,还会尝试、讨论不同的可能性…我的同事跟我说让人们参与设计过程是不可能的。也许吧,但我做成过。
VB:您和弗雷·奥托还有 Günter Günschel 等人在1958到1962年间共同创立的 GEAM 移动建筑研究小组为什么没能持久呢?
YF:我上学的地方海法并不接受我关于移动建筑的论题,于是我就把我的观点带去了杜布罗夫尼克的最后一次国际现代建筑大会( CIAM )上。很快我就发表了我的研究并收获了一些关注。1958年我们在鹿特丹创立了 GEAM。它没有持续下去是因为我当时的目的是结识能够超越我的设想的人,而非纯粹地复制我的想法。
VB:您活跃在一个充斥着高涨的热忱和巨型建筑的时代。建筑师以群体为单位合作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跳脱出了建筑形式掣肘,痴迷于建立一个全新的传统城市范例,这其中就包括 Archigram,日本新陈代谢派,汉斯·霍莱因,超级工作室,还有您...但这样的热忱也没有持续下去。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建筑会如此侧重个人愿景?
YF:这就和为什么这么多人沉迷于建筑形式一样。我们往往忽略了形式的寿命是有限的。建筑师需要有一个观念,没有理论基础的建筑不是好建筑。
VB:柯布西耶也认同你的想法,他说过:“我永远不会做您在做的事,但您必须做您在做的事。”他还提醒您大多数您的同事会站在您的对立面,是这样吗?
YF:您看我现在93岁了,但自觉比其它大多数建筑师活得年轻,因为我是个开放的人,我一直都在试着敞开自我。我们在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制定上有所不同。在我看来,任何建筑师想要发明事物的尝试都很滑稽…建筑是具有持续性的。
VB:您近来在忙什么?
YF:我不再教书授课了,但我还在坚持写和画。世界各地的人联系我,我也乐意向世界分享我的想法…你知道的,彼得·库克,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摩西·萨夫迪都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联系过我。
我一直跟年轻人说,你永远无法设计出新的东西,你只能继续像这样继续下去...
VB:但创造新事物是个很诱人的噱头…
VF:我知道…但我已经过了被诱惑的年纪了。(笑)
VLADIMIR BELOGOLOVSKY 是立足纽约的非盈利组织"策展人计划"的创始人,曾就读于纽约Cooper Union建筑系,出版过9部著作,包括《纽约:建筑指南》,《与名人时代的建筑师对话》,和《苏维埃现代主义:1955-1985》。曾策划过大量展览:Harry Seider(自2012年起),Emilio Ambasz (2017-18), Sergei Tchoban (自2016年起)作品世界巡展,哥伦比亚:变化(美国站,2013-15),第11届维纳斯建筑双年展俄罗斯展亭象棋赛(2008)。Belogolovsky也是德国建筑期刊《SPEECH》的美国驻地记者。2018年,他担任北京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曾在超过30个国家的大学和博物馆举办过讲座。
Belogolovsky 的著作,思想之城,将向 Archdaily 的读者介绍近期他与最具创新力的国际建筑师之间的对话。自2002年起,他采访了超过300名建筑师。这些亲密对话将在策展人的近期展场上展出——包括以录音组成的特定装置,和发人深省的引述。
译者:付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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