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建筑，不应当是遗憾的艺术

城市与建筑是一个社会当下文化，经济和科技状况的真实写照。美国建筑学家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他还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阅读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同样能发现许多东西。　　
十几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揭开了城市发展史的新篇章。整个中国就像个大工地，不断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新建筑。以"日新月异"这句成语来形容城市面貌的变化是非常准确的。在初步形成的东部沿海特大城市地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区有三个：以北京为中心，面向渤海湾的大首都圈和京津城镇群；以上海为中心，长江黄金水道为主干，沪宁杭三足鼎立的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以广洲为中心，向深圳、珠海方面轴向发展，穗港澳一体化的珠江三角洲外向型都市化地区（以上观点引自吴良镛先生等在1996年北京大城市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的大会主旨报告）。这三个地区在全国的位置极为重要，它们的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成为中国当代建筑的"样板"，许多大中小城市的建筑都是从这里："拷贝"过去的。　　
就北京、上海、广洲三在城市地区而言，建筑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单体建筑到建筑群，以及建筑群组成的区域，无论是研究其整体，或是分析其中的片断，都能读出城市的精神。城市的文化是可以用建筑来表达的。从明清遗留的建筑即可看到古都北京的风韵。紫金城气势非凡，建筑群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重合，蔚为壮观，这里演出了多少悲壮的故事。胡同和四合院屋宇参差，古朴庄重，同样构成城市的人文风貌，渗透着历史感。1949年以来，北京经历了革命时代的脱胎换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是完整的政治性、纪念性建筑群体，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以另一套符号体系创造了人民共和国首都的革命形象。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高潮，外滩建筑群和繁华的南京路街景充分展现了上海的城市魅力。30年代建造的国际饭店，高达24层，是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成为上海城市的标志。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到了90年代，上海再度崛起，建筑又为城市发展写下光辉的一页。上海今天的新建筑与近代建筑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它们以一种国际语言讲述关于现代大都市的思考。近代广州凭借地理优势和频繁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广州的洋行、银行、俱乐部、旅馆、教堂、学校和商业建筑大量建造，后巴洛克式、新古典式、券廊式应有尽有，引进很多空间信息，勾勒出南国名城的轮廓。80年代初，广州为中国带来新鲜的现代之风，继这是深圳珠海成为全国建筑师的参观学习之地。广州地区新建筑形式简洁明快，布局灵活多样，又夹着香港建筑的影响。香港建筑传递了当代世界建筑的最新信息，广州地区的新建筑又向内地传递了香港建筑的信息。建筑文化在旅行中不断变异、发展。广州新建筑构成了崭新的、充满生机的空间形态，突出了城市的开放特色，预示新的文明浪潮的到来。　　
这三大城市地区最重要的变化是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单体建筑独语的时代已经过去，建筑群体的组合关系，景观特色、城市的功能与空间结构以及人的活动环境等成为关注的焦点。上海面临着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的重要历史机遇，如何建立21世纪中央商业区和若干个城市副中心显得尤为重要。像上海市中心区城市设计、上海北外滩城市形态设计、浦东陆家嘴规划等，这些规划设计挖掘了上海的特色。为了使新的市中心的建设具备国际水准，深圳市政府组织了深圳市中心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活动，邀请国际建筑与规划设计事务所参与了此项咨询。这次国际咨询活动的负责人朱振辉先生说："在经历了商业文化的发展之后， 我们应当考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文化，寻求一种在传统体制下，不可能生成的新的城市人文空间，进一步则是说，如何从’文化沙漠’中崛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城市文化类型？"　

二

我们如果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城市设计和建筑创作，又会觉得尚有不尽人意之处，常常存在不少遗憾。城市与建筑不应是遗憾的艺术，它们的遗憾将带来诸多问题，留下难以冶愈的硬伤。比如广州、深圳的新建筑如何创造自己的意向空间，如何唤醒文化记忆，而不是复制香港建筑，我们似乎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还需更进一步的探索。
上海的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重大工程，都是国际投标方案中的入选方案和实施方案，某些投标甚至有国际建筑界高手参与，这在中国确实难得。但也有极个别方案，由于评委知识结构老化，观点陈旧，致使有精彩方案名落孙山，殊为可惜。另外，有些境外建筑设计事务所在我国名气很大，但他们在本国建筑界并没有学术地位，他们的建筑设计是一种商业运作，与中国建筑师分一杯羹而已。为了商业目的，他们不惜采用"伪东方"的折衷主义设计来博取甲方的欢心，此类设计缺乏21世纪的新精神，将给城市带来潜在的危机。　　
下面该谈谈北京的建筑设计情况。北京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令人感到兴奋，但美中尚有不足。首先是对"保护古都风貌"的误解。80年代中叶，北京市提出要"保护古都风貌"，到了1993年，北京市有关领导又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措施却很简单，就是给大型新建筑加上大屋顶、小亭子和垂花门，北京新大都饭店、交通部大楼、妇联大楼、三里河银行大楼等等，都顶着沉重的屋顶，而登峰造极的是北京西客站的屋顶，创世界仿古屋顶之最，这个毫无实际用途的大亭子横跨在45米宽的大空间之上，结构极不合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同时，它又是个仿古的形象，对现代交通建筑的快捷便利无疑是讽刺。北京市的大屋顶例子之多，举不胜举。同济大学王方戟博士曾说："我们怎么能一方面将一座风貌各异的传统旧城’改造’成千篇一律’现代化’的纽约式的方形地块城市；另一方面却希望建筑单体去将传统特色夺回来。城市规划如何去尊重传统特色才是首要的问题。"此话可谓一针见血。
1995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市头戴大屋顶的设计逐渐减少(这两年街上到外冒出的大屋、小亭子乃是前些年设计的)，但是这一阶段北京建筑设计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所谓"西洋新古典风格"。如北京东长安街上的恒基中心创意为：据当前世界建筑提倡怀旧风格，在设计上加强了装饰效果，塔楼为中西合璧形式，方尖屋顶。北京某大厦方案，立面造型采用西欧古典建筑风格，拱门、拱窗衬托了银行的华贵。这种风格的盛行，预示了大屋顶泛滥之后出现了双一潮流，这类建筑还被人誉为"高雅艺术"运用西方古典建筑的外在装饰，实质上与运用大屋顶并无二致。盲目地模仿，不论是模仿中国古建筑，或是模仿西洋古典建筑，同样是对创造民族的现代建筑缺乏自信心，都将丧失自己的特征。在建筑多元化的趋势中，出现几幢所谓"西洋新古典建筑"本不足为奇，但如果我们城市的重要建筑的方案都要加上虚假的装饰才能通过，那就不仅仅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而且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当然近两年北京市的建筑创作状况有了改变，我祝北京的城市建筑有新的突破。
北京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些曲折有它的历史原因。1950年2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著名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的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保存旧城，另建新区，梁陈二公对发展北京建设作了详细规划。可惜当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致使北京市新旧建筑混杂，城市建设陷入两难境地。这是当年有关人士缺乏远见卓识留下的历史遗憾。80年代北京市讨论古都风貌时。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在1986年5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怎样保护北京的古都风貌》，他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旧城区和文物建筑的保护；一个是新建筑的风格。只有旧城区和文物才是古都风貌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载体；离开了这些载体，即使所有的高楼大厦都扣上形神俱备的大屋顶，也绝不是古都风貌的要求。《世界建筑》主编曾昭奋在1986年也撰文指出：把旧的"民族形式"（实际上是明清形式或明清宫式）当作建筑样板和标准部件硬塞给我们的建筑师，硬塞给我们的城市，是与城市现代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是对建筑创新和创作自由的束缚和禁锢。但是，北京市有关人士不理睬有识之士的反对意见，企图依靠大屋顶、小亭子大张旗鼓，"夺回古都风貌"。50年代否定梁陈二公的建议是一大失误，80年中期拒绝陈曾等先生的意见是又一失误。这两次失误给我们留下了经验教训，也给城市建筑留下不少遗憾。　　
1950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通过经济、地理等因素来论述上海对外开埠到1949年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阐述上海的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95年，青年学者史明正的专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出版，这部著作论述了1900年至1928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认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变革的相互影响是理解近代北京变迁的关键。这两部著作，一部已成为名著，另一部读者甚少，但它们都给人以启示：研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的当代城市发展演变，分析这些地区的城市建设成就和遗憾，现在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