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园城市-新加坡”看中国园林城市建设

1、“花园城市”和“园林城市”
 
“花园城市”的思想从萌芽状态起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性和社会性，也因其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民族与文化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时代观念、文化内涵、民族特征以及不同的地域风貌。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820年由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提出的。在经历了英、美两国的工业城市的种种弊端，目睹了工业化浪潮对自然的毁坏后，英国著名的规划专家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30-1928)于1898年提出了“花园城市”的理论，中心思想是使人们能够生活在既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又有美好的自然环境的新型城市之中。“花园城市”的模式图是一个由核心、六条放射线和几个圈层组合的放射状同心圆结构，每个圈层由中心向外分别是:绿地、市政设施、商业服务区、居住区和外围绿化带，然后在一定的距离内配置工业区。整个城区被绿带网分割成不同的城市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定的人口容量限制(约3万人左右)。新增人口再沿着放射线向外面新城扩展。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随着伦敦附近的莱斯奇沃思花园城、韦林花园城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等一系列花园新村、花园新区、花园城市的规划建设，“花园城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花园城市”从理想走向实践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交流，彼此借鉴、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的伟大积淀。 
“园林城市”评选活动的开展是在1992年由我国建设部发起的，并制定了十大标准，目的是以此来推进各地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环境。
“花园城市”和“园林城市”虽然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 

　　2、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的经验

新加坡位于北纬1度，国土面积为646平方公里，人口为320万，相当于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中国许多热带城市有着相似的气候条件。今年三月作者有幸参加了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主办的“建设和管理一个花园城市”的技术培训，目睹了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建设实践，从新加坡的同仁那里比较系统地了解到其花园城市建设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新加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其良好的绿化环境，这已成为其重要的旅游吸引力之一。但这不是自然的巧合，而是精心规划的结果。其城市规划中专门有一章“绿色和蓝色规划”，相当于我国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该规划为确保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条件下，新加坡仍拥有绿色和清洁的环境，充分利用水体和绿地提高新加坡人的生活质量。在规划和建设中特别注意到建设更多的公园和开放空间；将各主要公园用绿色廊道相连；重视保护自然环境；充分利用海岸线并使岛内的水系适合休闲的需求。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在规划指导下飞速发展，政府部门在着眼于未来的同时，意识到保护好宝贵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于是划定了需要保护的建筑和相关的区域，成立了国家保护局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是植物创造了凉爽遮荫的环境，弱化了钢筋混凝构架和玻璃幕墙僵硬的线条，增加了城市的色彩。新加坡城市建设的目标就是让人们在走出办公室、家或学校时，感到自己身处于一个花园式的城市之中。为此新加坡达到了如下指标：在公寓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建筑用地应低于总用地的40%；在每个房屋开发局建设的镇区中应有一个10公顷的公园；在每个房屋开发局建设的楼房居住区，500米范围内应有一个1.5公顷的公园；在房地产项目中每千人应有0.4公顷的开放空间。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正是看到了欧美等国家在通向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进程中解决城市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在新加坡建设的初期就开始引入“花园城市”的理论，并坚持不懈地予以实施，很好地处理了城市与自然相结合的问题，从而提高了新加坡的知名度，为其发展旅游业，广泛吸引外资，增加对外开放的实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加坡通过花园城市的建设向世人展示了其热带城市的风采，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格，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健康的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1965年新加坡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城市大规模的重建正是从那时开始的，建设花园城市的思想也同时形成。从最早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理念的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新加坡为提高花园城市的建设水平，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有新的目标提出。六十年代提出绿化净化新加坡，大力种植行道树，建设公园，为市民提供开放空间；七十年代制定了道路绿化规划，加强环境绿化中的彩色植物的应用，强调特殊空间(灯柱、人行过街天桥、挡土墙等)的绿化，绿地中增加休闲娱乐设施，对新开发的区域植树造林，进行停车场绿化；八十年代提出种植果树，增设专门的休闲设施，制订长期的战略规划，实现机械化操作和计算机化管理，引进更多色彩鲜艳、香气浓郁的植物种类。九十年代提出建设生态平衡的公园，发展更多各种各样的主题公园，引入刺激性强的娱乐设施，建设连接各公园的廊道系统，加强人行道的遮荫树的种植，减少维护费用，增加机械化操作。由于新加坡政府较早地认识到城市环境的重要性，园林不仅仅能创造“使房地产增值”的经济效益，更是国民综合素质和精神面貌的体现，从而使建设“花园城市”的运动深入人心，与广大民众达成共识。这一切都给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建设注入了活力。　 
景观资源相对匮乏的新加坡通过花园城市、旅游设施和卫生、环保、法制管理的一体化形成了自己城市的特色。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其“花园城市”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对中国“园林城市”的建设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它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但是其“花园城市”的实践是从35年前不发达、人们正在为职业和住房奔波的时候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正处于新加坡的某个发展阶段，我们应结合国情，在奔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少走弯路，通过园林建设使国家和城市获得最大的政治、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3、中国“园林城市”建设的差距

中国“园林城市”的建设实践已有近十年，其间有十二个“园林城市”诞生，还有不少城市正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十二座“园林城市”的绝大多数位于中国东部的发达地区，其中属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北京、南京、杭州，海滨城市有大连、厦门、威海、珠海，地理位置在北回归线以南的有深圳、珠海、中山、南宁，工业城市有马鞍山。合肥市则以完善的绿地系统布局为特色。可见，“园林城市”大都有较强的经济基础，或以优厚的自然条件为依托，或以历史文化遗产为背景，建立起较完善的绿地系统，绿地指标多达到了：建成区的绿地率30%以上，城市绿化覆盖率在35%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它们在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景观与城市风貌保护与建设上，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但较“花园城市”新加坡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各种污染问题，特别是和绿地系统密切相关的水系污染问题，也困扰着“园林城市”的建设。合肥、成都、北京先后由政府斥巨资进行城市水系整治，但目前的状况是：合肥环城公园靠近居住区的黑池坝的河水颜色发黑，散发出微微的异味；成都的府南河整治一年后又恢复了原来臭气熏天的污染状况，只可惜了滨河两岸优美的绿带；北京近日完成了城西水系的治理，开通了水上旅游航线，但护城河，特别是北土城的护城河的污染日趋严重，而同市民休闲密切相关的很多公园、绿地都沿此河布置。
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的开展，成年树木大量被砍伐，造成绿地中遮荫树减少，新建各类绿地中盛行“装饰”之风，过于强调绿地的美化作用，整形修剪的花灌木、草坪及艺术水平一般的雕塑占据大量的空间，忽视了人的基本需求，也降低了城市的绿化覆盖率，而在新加坡近年特别强调对人行步道的遮荫。
新加坡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近三十年间，通过改善和提高公园的设施水平，来满足市民多方面的需求。健身设施、儿童游戏设施及老幼皆宜的参与性活动设施的构思新颖，十分吸引游人。而国内居住区绿地中为居民提供的各种设施明显不足，更别提设计质量和品位了。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被普遍应用于新加坡园林种质资源的管理，通过计算机检索就能对其全国的观赏植物品种、数量及生长状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国家公园局为其所管辖的每一棵树木都建有档案。植物养护工作之细是我们无法比的。
“园林城市”的建设靠的是自始至终的城市领导层的重视，目标确立后，坚持不懈地实施。我们在新加坡向各方人事请教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时候，就提出了建设“花园城市”的战略？最终满意答案的寻求来自对“花园城市”发展历史的探索。花园城市理论和实践是对西方工业化文明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环境巨大破坏的反思，新加坡的领导者正是充分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选择了一条发展的捷径，在汲取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体现在花园城市的建设方面，也反映在新加坡发展的诸多领域。新加坡对城市交通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新加坡通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贯穿全国的地铁、轻轨系统及发达的陆地公交汽车网络系统，来解决市民的出行；以电子收费系统限制公交车以外的车辆在高峰时间进入闹市区；每年有一定限量的轿车购买指标以防止车辆增长的速度过猛；大力进行道路系统、停车场、停车楼的建设。目前新加坡国内的道路用地已占其国土面积的12%。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往往把眼前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牺牲环境，挤占绿地发展房地产来创造产值；盲目发展小汽车，不顾本市的道路状况，以求汽车工业的效益。结果城市的环境指标——污染指数居高不下。中国已有数个大城市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目前不得不花大量的资金财力来治理污染，真是走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 

4、城市中的“自然”

“园林城市”和“花园城市”的本质应是“天人合一”，而非人为第一位，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应同自然界物种的繁衍进化协调进行，最终创造一个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城市。新加坡人深深地感到，城市化高度发达的新加坡留给自然的空间越来越少，因此更要珍视自然，让他们的后代能够看到真正的动植物活体而不仅仅是标本。
从武吉知马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双溪布落自然公园，到一个个分布于公路边的鸟类庇护所，无不体现着新加坡人对自然的关爱。
位于新加坡中部的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占地164公顷，最高点海拔164米。这里是新加坡唯一的一块原始热带雨林区，也是世界上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该保护区始建于1883年，虽历经战乱坎坷，却一直被保留下来，现为新加坡国家公园局管辖。保护区内设有四条不同长度的人行步道和一条自行车环行游览线。保护区中的人行步道以砂土路为主，需设台阶的地方多采用枕木挡砂土砌筑，即便是可行驶机动车的水泥道路的中部，车轮压不到的地方，亦采用覆土种植草坪的方式。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介绍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降低铺装面积，以减少阻断树木根系的机会，避免道路对保护区植物生长的干扰。管理员带着我们一行人进入茂密的雨林区时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以免惊吓动物而减少了我们看见更多动物的机会。保护区中为避免外界人工环境的影响，禁止各种宠物、人工饲养动物的进入，并要求参观者尊重动物的自然进食量，禁止喂食动物，维持保护区内自然的食物链。保护区中在醒目处设立牌子告诫游人为何不能喂食猴子：避免助长其贪婪懒惰的习性，吃惯了喂养食品的猴子会主动向游人进攻。保护区中树牌都用弹簧围挂在树干上，以防止用铁丝等不可伸缩的绳子在树干长粗后，阻断树的韧皮部，影响树木生长。保护区中的大树死后，倒在林地中，除非影响到道路通行，一般都不予清除，保持其自然的状态。因为即便是死树，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
双溪布落自然公园位于新加坡岛的北偏西端，占地87公顷，是一片长满红树林的海边湿地，栖息着众多的鸟类，曾局部被开发为鱼虾养殖场。当有关部门认识到这块湿地对于候鸟的巨大作用，于1989年将这里的养殖者安置后，把这一区域辟为自然公园，并于1993年12月由总理吴作栋主持了开园仪式。全园根据游览路线的长度分为三条碎砂石路和若干木板栈道，无永久性路面，在路边设观鸟站、介绍附近常出没的动物种类的宣传牌，并设有为学生准备的野外教室，在开阔处设瞭望塔、观测平台。公园中要求游人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尽量保持安静；爱护公园财产；不要带宠物、收音机、自行车入园；禁止吸烟；不要离开游览步道。
对这两个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的管理贯穿了一个思想，尊重自然法则，尽量减少对自然区域的人为干扰。
由此想到目前我国盛行的建设野生动物园之风，在全国各地打着保护野生动物的旗号，以赢利为第一目的的投资者们纷纷筹建以散养放养为主要形式的野生动物园。游客往往可以任意喂养园中的动物，经营者也把这作为卖点之一。但在新加坡不光保护区、自然公园中的动物不准游客喂养，即便是在鸟园也是禁止向鸟类投食的。只可向水中驯养的金鱼投食。新加坡动物园安排的游览项目则是观看动物管理员在每天进食时间如何喂养动物。

5、城市中的绿地系统

我国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大力提倡过“点、线、面”相结合的原理，通常的理解为：点，小块绿地、宅旁绿地；线，道路绿化、滨河绿带；面，大公园、规划区内较大面积的山林地。我们许多的绿地系统中“点、线、面”的规划完全停留在理论和图纸上，当进入到市民对绿地体验的层次上，特别是涉及到“线”时，往往空洞无物。因为我们的道路绿化很难被体验为“线”，人们沿城市街道行走，主要感受的是城市的交通，是机动车的尾气、噪音，而无进入绿地的恬静状态。
新加坡城市绿化的点线面的处理有着独道之处。其花园城市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反应在城市的道路上：街道、城市快速路两旁宽阔的绿化带中种植着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植物，体现着赤道附近热带城市的特色。新加坡从九十年代着手建立的连接各大公园、自然保护区、居住区公园的廊道系统，则为居民不受机动车辆的干扰，通过步行、骑自行车游览各公园提供了方便。他们计划建立数条将全国公园都连接起来的“绿色走廊”，该走廊至少六米宽，其中包括四米的路面。目前该项目已进行了三分之一。
新加坡均匀分布的城市公园、居住区公园及其正在实施的“公园廊道”计划，使市民能够充分享用这些休闲地。公园的建设以植物造景为主，体现自然风光，园中完备的儿童的游戏设施和体育健身设施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真正实践着其“为人服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造园宗旨。 

6、城市园林的养护管理

新加坡同样面临着在亚洲经济危机后，巨大的园林管理维护费用的压力。而我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更要考虑经济的承受能力。近年来我国园林界提出生态园林的理论，其核心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最高目标，按照生态学规律，追求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和多方面、多层次的产品，并使园林的生态和美学价值随时间增值。具体到园林植物的应用上即进行合乎自然规律的植物群落配置，以便维持群落的相对稳定，降低人工的养护费用。该理论最早提出于1986年，后经上海园林局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完善，并用以指导上海市的园林建设实践，九十年代中期生态园林的理论和实践在全国达到了高潮。九十年代中期海滨城市大连颇具欧陆风情的城市景观随着其被评为园林城市而风靡一时，国人惊奇地看着用巨大的环境资源的浪费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堆筑起来的景观并刻意地模仿，如今诞生的“园林城市”无不是以庞大的经济支出为基础。“园林城市”——中山市的从市人大政协、市政府门前经过的兴中道的绿化中运用了大量需不断更换的花卉，三公里长的道路一年的养护费就需30万元人民币。同样新加坡亦是对其国门路──由长崎国际机场出发的东海岸大道，每年给予了上亿新元的投资。巨大的养护费支出依仗的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即便在发达的新加坡，也颇感力不从心。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应着力发展节水、节能源、控制污染的园林植物，利用自然植被，摒弃刻意修饰的造园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