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在有关生态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有人往往言必称“西方”；而早在我国战国时期，以管子为代表的一批早期思想家就表现出了对城市生态领域的关注，并形成了部分理论雏形，体现了我国古人出色的生态智慧。这些理论思想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思想。《管子》一书中渗透了丰富的中国早期生态城市思想，有的反映出管子的生态城市认识观，有的则表现为生态城市建设方法论，其中的许多思想对当代生态城市的研究有着颇大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1、管子的生态城市认识观

1.1 “天人合一”的总体思想  

生态环境是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人口与环境、城市与生态皆密不可分。管子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一生态命题，认为“水者，万物之本原也”(《水地第三十九》)，这比西方泰勒斯提出的生态观点要早一个世纪。管子将自然(即“天”)归结为一种物质—水，即“人生之于水，人之德鄙清邪皆决之于水。由是推之，人必合于水，即必合于自然”。这当然具有认识上的狭隘性，但也反映出了管子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管子善以自然现象来规范城市社会的有序发展，倡导“无违自然”。他在《幼官第八》《宙合第十一》诸篇中翔实记载了“合于天时之人事”，强调了“合作福，不合作祸”，“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第四十一》)的思想。

伴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重新认识“无违自然”，重视“天人合一”，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的途径和对策，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要任务。

1.2 生态要素的分类研究

管子没有停留在“人与天调”这一宏观命题上，而是对影响城市生态环境的要素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研究，并加以展开阐述。

1.2.1 气候因子 

管子认为，“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所以贵风雨者，为其尊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版法解第六十六》)。也就是说，万物生长直接受气候的影响和制约。《四时第四十》中专门论述了“春夏秋冬将何行”，分析了各季节至各时辰气候的更张，其中述及了光、风、雨、霜、雪、温度、湿度等气候因子，充分反映了古人对气候及其对万物生长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的认知程度。

在当代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由于过多的人为干扰，气候异常现象频繁：迅猛发展的工业将大量有害的物质、热量排放到大气中，不断兴建的高层建筑在城市中形成了湍流、风道，影响了正常的大气流动；“热岛效应”、逆温、烟雾的影响等不断加剧；工业发展产生大量的粉尘、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大气污染日益严重；洪涝、沙尘暴频繁发生。在我国，华北地区的干旱及蝗虫灾害、长江以南地区的酸雨也都给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人类对气候的过份干扰，最终还是会惩罚到人类自己身上。

1.2.2 土壤因子 

管子在土壤学和植物学领域颇有造诣，并认识到植物的生长、分布与土壤密切相关。在《地员第五十八》中，他采用分类法，将土壤分为三等九十物，系统地叙述了各种土壤的特性，包括形态、颜色、肥力及适宜栽种的植物。他反对“轻地利”(《权修第三》)，提倡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充分利用土壤这一自然条件。

当代城市化过程中的工业发展导致了废水、废气、废物等三废排放量的增加，直接影响了土壤的质量。据现有的调查资料显示，华东地区已有部分土壤受到手工业发展和其他人为活动的影响，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已普遍高于土壤的本底含量，污染物积累明显，部分田地的土质已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和产品质量。这不但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间接影响到了人类自身的健康。2004年，在对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中，重金属超标率达12.1％；缺钾耕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56％，约50％以上的耕地缺少微量元素；70％～80％的耕地养分不足，20％～30％的耕地氮成分过量，导致了耕地土壤退化，耕层变浅，耕性变差，保水肥能力下降。2004年，西北、华北地区频繁出现的大面积沙尘暴，与耕地理化性状恶化、团粒结构被破坏、沙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因果关系。

1.2.3 地理因子

《形势解第六十四》中记载，桓公“请问国势”，管子以“准时五势之数”答之。他将国土分为“山处”、“下多水”、“山地分”、“漏壤”等五类，并对不同地形出产的谷物数量加以比较，以反映出地形对生物生长、分布的重要影响。

管子认为，城市地理环境是进行城市建设和城市特色塑造的前提和基础，城市的整体规划应与区域的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观相适应，以形成有特色的城市风貌和可视的城市景观。这与美国生态规划的先驱I·L·麦克哈格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然内在的为人类提供利用的机会和限制……应当按照土地的自然演进过程来选择……”(《设计结合自然》)的思想一致。

1.2.4 生物因子

管子从基本的农业实践中认识自然，认为“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八观第十三》)，“草茅弗去，则害禾谷”(《明法解第六十七》)，其中体现了不同营养级之间能量流和生物物种之间竞争思想的萌芽。

植物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惟一的初级生产者。而城市化的过程深刻地改变了城市植被的生境，对植被群落类型、区系特征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应注重自然生态的演替，通过对自然斑块的保留和建设，为生物提供生长和栖息的场所；通过廊道的设置为野生动植物留出通道，为物种的多样性及生态习性的延续创造良好的条件。

1.2.5 人为因子

管子曾告诫桓公：“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度地第五十七》)。也就是说，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生产活动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然后，他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如何防水患于未然的措施，突出了生态系统中人为因子的能动性和特殊性。

人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最特殊的要素，他既可以创造一个各生态因子和谐相生、不断良性循环的城市生态系统，也可以自毁美丽的家园。因而人类的活动必须自觉地遵守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以“生态城市”作为我们的城市建设目标。

2、管子的生态城市方法论

在对生态城市形成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管子将其生态思想进一步综合运用于都城建设政策之中，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政策也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2.1 建城选址 

《乘马第五》的开篇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后被沿袭为中国古人建城的一个基本准则：“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其中，探讨了城市的选址、用水、建设方法等，勾勒出了一座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城市。在《度地》中亦有相似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出了管子朴素的生态安全思想。在建城活动中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方面不会因为建成活动影响自然环境而威胁人类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环境也不会给未来城市带来自然灾害和安全方面的潜在威胁。

现代人在考虑人居环境的选址和建设时，也应当作全面的衡量和评估，不仅要考虑顺应自然以利于自身生存的一面，同时更应关注如何选择一个有利于发展、有足够资源(包括能源)可供使用的区域。此外，还应当关注当地的地质条件是否有利于城市的生态安全，是否有利于城市防灾、防洪和防恐，是否有充足、洁净的水源，是否有利于交通运输等。总之，古代城市选址对人的安全、环境安全的强调，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使然，同时也是现代城市生态安全理念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