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设计与社会思潮的相互呼应

由于城市是社会政治秩序的载体，因此城市的形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政治色彩。这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任何采用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如此。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任何城市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都是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被人为地改造的，是对历史中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反映。所以历史上重要的城市设计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构思，而更多的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物质的基础上，以当时的社会思潮为主导，通过对城市物质形态的规划，试图寻找一种理性的城市形态。 

西方历史上社会形态的频繁更替导致了城市设计模式的多次演变。本文主要以西方城市的发展为例，研究西方城市设计的发展史与西方社会思潮的相互呼应。

1 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潮与古希腊的城市设计 

　　人本主义是古希腊时期最主要的社会思潮。和所有的民族一样，早期的古希脂人也因为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有限对于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用人格化的欲望创造了许多神。但是希腊人认为人和神的秉性是无本质区别的(神折射出的是深层的人性)，这是希腊人的智慧之处。这种观念在城市设计中则表现为古希腊在城市和建筑设计中力求体现人的尺度，追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以人的视觉感受的和谐为构图的基础，以人的视觉联系为群体设计的手段。 

与这种以人为本、民主平等的社会形态对应的是雅典卫城式的城市设计模式。这种模式关注市民公共活动的需要，以营造平等自由的圣地和纪念胜利的地标为空间理念，以市民自发的热情和奴隶的劳动为实施方式，以常年的实地考察和现场建造为设计方法。 

公元前5世纪,“城市规划之父”——古希腊建筑师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的城市设计思想也集中反映了古希腊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和人本主义。他所规划的米利都城(Hi1etuS)和普南城(Priene)都采用方格形道路网、城市的中心广场(Agora)是市民活动的中心。他在空间设计上追求几何形体的和谐、秩序、不对称的均衡。这和中国封建都城的轴线对称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手法，极大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的尊重和理解。

2 大帝国时代与古罗马的城市设计 

如果说在古罗马之前，城市是神和人的城市，那么古罗马之后，城市就转变为君主的城市。当古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以后，古罗马的统治者就以空前的城市建设规模、形式众多的建筑炫耀其国力的强盛。所以古罗马时期，为突出体现政治、军事力量，城市设计强调街道布局，引进了“主要干道”和“次要干道”的概念，公共建筑被作为街道的附属因素，城市广场采用轴线对称，多层纵深布局，发展了纪念性的设计理念，以为宣扬和肯定现存制度服务。 

罗马广场就是日益扩大的君主集权思想的表现。它地处城市的中心地带，通常位于两条交通干道的交汇处，是一片开阔的长方形空地。城市愈大，其广场规模愈宏大。在空旷的广场周边，分布着城市官方奉祀的神庙和与公众生活相关联的法院、市场等重要建筑和场所。随着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众多纪念性建筑的修建使广场得到扩展和修饰，并成为展示中央权威的一种显著标志。自罗马成为疆域覆盖从西班牙到小亚细亚的帝国首都后，诸位皇帝(尤其是从公元1世纪施行统治的奥古斯都到图拉真)均扩建了罗马广场，他们所建的广场都比其前任皇帝所建广场的规模更宏大，装饰也更加精致。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君主集权思想对城市设计的影响。

3 神权统治下的农业社会与中世纪的城市设计 

欧洲中世纪经历了近千年的封建分裂和教会统治，与其封闭割据的社会形态对应的是以教堂为中心的设计模式。城市设计在价值取向上为宗教服务，中世纪的教堂和城堡，都是神统治人的地方，人没有地位，只是神的奴隶。设计在空间上形成宗教与世俗的强烈对比，整个城市的建设都是在教规的约束和宗教信念支配下的自发行为。 

由于在中世纪时期，自然经济(农业)占统治地位，所以城市规模小，空间封闭，尺度宜人。城镇设计是以步行交通为前提的。街道宜于人们步行，广场的形成也是源于那些需要空间的活动：市场交易、集会、军队集结、宗教仪式等。中世纪城市和公共空间的规模、街道的尺度，沿街道和广场的功能分布及建筑物的尺度和细部都与人的知觉和运行模式相协调，为行人自然地往来提供了最佳的条件。

4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设计 

14世纪—16世纪，欧洲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也是欧洲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14世纪—15世纪，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始后，教会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层)迅速崛起。整个社会转向对人的关注，空间理念中融入科学与人文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化的城市模式为城市建设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多的艺术家参与到城市设计中，城市设计也更注重视觉效果。阿尔伯蒂(Leone BattistaAlbert)在《论建筑》一书中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成就。他继承了维特鲁威的思想理论，提出理想城市(IdealCity)设计模式，以便利、美观为城市设计的主要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广场建筑群的规划设计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米开朗基罗(Buonarroti Miche-Langelo)设计的罗马市政广场，以及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等都是杰出的代表。

5 工业革命时代的巴洛克城市－－政治力量的权杖 

工业革命前后，欧洲国家在政治上用中央集权制和君主制取代教会统治，经济上出现商业资本主义和君主商业，形成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能力。新权贵的出现，以及他们对古代帝王的物质和生活享乐的向往，加上文艺复兴之后带来的思想解放、古典建筑理论的兴起，使古典艺术成为附庸风雅的华丽外衣，并日趋雕琢和繁琐。为保障统治者和新权贵的穷奢极欲，要求有绝对服从的军队和臣民。新的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城市规划最高的功能需要。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设计模式——巴洛克式的城市设计模式。巴洛克城市由政府组织实施，设计注重景观与构图，但却忽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它强调纪念性、标志性的构筑物，并以它们的空间位置形成城市的主要结构和主体形象，而不是通过建筑的序列来构成城市形象(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想城市)。欧洲许多国家首都的重建大都基于巴洛克城市模式的一些基本原理。封丹纳(Do—menico Fontana)对罗马的改建、绝对君权时期的巴黎城市改建、凡尔赛的建设、伦敦的改建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

6 后工业革命的社会思潮与“田园城市”的影响 

18世纪—19世纪，工业革命给西方城市带来了城市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城市问题，如工业污染危害城市环境、城市设计缺乏整体观念等。19世纪末，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城市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社会改革思潮，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应运而生。 

“田园城市”的城市设计理论不单纯是对后工业革命时代社会问题及思潮的反映，而是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通过改变物质环境缓解社会问题。它的理论思想基础是通过改变城市形态格局来推进社会深层改革，构建—个以社会公平与民主为核心，与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新型的理想的社会结构。 

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霍华德提出了具有先驱性的规划思想。而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两大社会潮流。其中一类潮流就是社会在进步中，应更加考虑大多数人的基本生理、心理需求，把物质和经济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城市设计领域也形成了以工业化为背景、冲破传统的设计观念。20世纪20年代末，以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倡导的新建筑运动，将工业化的思想大胆地带入了城市规划，主张通过功能秩序解决复杂的现代城市问题(图1)。 

与空间集中的规划理论相对的是反集中的、空间分散的规划理论——“广亩城市”。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看，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部分人对工业化时代的机器化生产的不满，希望强调城市中的人的个性，反对集中主义，寄希望于通过“广亩城市”这样的形式载体来瓦解城市，让美国人走向乡村，让家庭和家庭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以减少接触来保持家庭内部的稳定(图2)。

7 战后时期多种新思潮并起的西方社会与城市设计 

战后的西方社会沉浸在一种和平恢复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氛围之下。从总体上看，主导的社会意识是乐观的。一方面，西方垄断资本与国家机器日益融合，各国政府开始通过编制综合城市规划、提供资助等措施对城市建设进行控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这一时期的城市设计实践主要集中在新城建设、古城保护及商业街区建设等方面，大都以复建、重建为目的，空间理念以现代主义为主，由政府组织实施，设计基本由建筑师完成。这—时期社会思潮的活跃也使更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在城市设计思想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城市模式。

7．1 人文关怀的社会规划学思潮 

战后兴起的人文思潮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规划师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感知和设计战后的新城市。 

20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再次提出了城市设计问题，主张从更多的角度探索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途径。 

美国学者凯文·林奇(Kevin Lynch)对波士顿(Boston)、泽西城(JerseyCity)和洛杉矶(Los Angeles)等城市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并对城市中构成视觉印象的要点，如开放空间、绿化配置、视觉对比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从城市整体出发探讨城市空间的‘秩序”。他提出的“城市意象”一反过去的貌似客观的学院派构图法则，引入市民的心理因素，开创了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