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

一、虚无(nothing)问题的引入
　　中国城市空间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特色，在直观印象上，一个城市很难区别于另一个城市。同样的方方正正的、鸟笼式的民居，同样的大型超市或连锁店，同样巍峨雄壮的政府大楼，同样乏味的、充斥着拟像广告的街道景观……香港模仿纽约，北京、上海模仿香港，其它城市模仿北京、上海。城市精神或城市气质荡然无存。住宅社区的售楼广告表现出荒诞的名实乖离，只有广告策划人员面壁虚构才可能想出那些诗意盎然、诱人上当的名头。但是在这些花哨的能指中，人们看到的只是所指的严重匮乏或意义链的断裂。
　　北京的发展典型地再现了中国城市从实在走向虚无的历程。古都北京无论城市设计还是建筑风格，在国际上有口皆碑。吴良镛先生认为：「从城市设计价值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高度结合。这在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中是很独特的，在东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尚无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北京旧城被称为是古代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或『瑰宝』是毫不过分的。」1贝聿铭则以为，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哈佛大学建筑学家萨夫迪在1973年访华时，对北京城叹为观止，事后评论说：「(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协地坚持继承传统与历史的。紫禁城作为城市中最重要、最富纪念性的建筑群隐现于环绕它的低尺度的邻里中。许多街道都十分开阔并绿化成林荫大道。……中国特别是北京表现出未来都市发展的多么好的机会呀。」2杰佛瑞?迈耶虽对北京城市格局所体现的封闭性略有微词，但还是赞扬她有限而持久的形式中蕴藏着无限的文化理想3。
　　建国后前三十年，北京在城市建设上犯了不少错误，对古都景观造成很大破坏，但天翻地覆的大破坏还要数最近十年。北京连同上海等中国城市越来越像「典型的」国际大都会，正是在这「典型化」的过程中，城市的一些非典型的、个性化的东西悄然隐退了。吴良镛先生说：「高楼和高架桥好象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 second-hand city)。」贝聿铭认为，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张开济先生说：「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 Hongkong。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北京的价值在两点，一是平面，可惜城墙拆了;二是在立面，skyline。东方广场体量太大了，把故宫的环境破坏了，这是不应有的错误!巴黎曾盖过几幢高楼，大家反对，就盖到德方斯去了。可是，北京却无动于衷?!现在北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控制高楼。高楼就代表现代化?玻璃幕墙就是现代化?太幼稚了!」4萨夫迪1999年重返北京时，恍如隔世：「一条条排列着高层建筑的大道代表一种新的都市密度与发展模式：写字楼、公寓、酒店和无处不在的汽车……北京在几十年之后重蹈了许多西方、南亚和拉丁美洲城市进化的过程。同样的发展模式，同样的对汽车的依赖，同样的忽视公共交通，以及到处可见的对历史区域的损毁和混乱布局的高层建筑。」
　　不独北京为然，中国城市似乎只有两条路：衰败，或者国际化，而后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衰败。2002年的《华人》月刊第三期是北京疯狂拆毁老城区的专号，封面上赫然印着大标题：「文化的自杀」、「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等等。许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告，但不过如陈丹青所说，「这叫嚣无非是失败的哀鸣」5，淹没在城市建筑工地的隆隆巨响中。这样的城市发展，这样建成后的城市空间，具有甚么社会学意义及后果?这只是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的问题吗?这样的趋势可以扭转吗?

　　二、「虚无」概念的理论化
　　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这一趋势，是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要「与国际接轨」，半主动半被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种症状。全球化固然如凯尔纳所说，是包含着矛盾性和模糊性的，既有进步与解放的特质，也有压制与否定的特质，既是自上而下强迫实施的，又受到自下而上的竞争与重构6。但是下文将会论证，在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影响上，我们不能不强调压制与否定的面相。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成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它使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7。大卫·哈威则强调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空间收缩成了「地球村」或「宇宙飞船地球」，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8。无论时空分延还是时空压缩，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空间的虚无化。只有空间被驱除了具体的、独特的、有时间性的内容，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和列菲弗尔所谓均质化的「抽象空间」，它才可能分延或压缩。此时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否定了所有的差异，否定那些源于自然和历史，以及源自身体、年龄、性别和族群的差异」;「抽象空间相对于时间显露了其强制与压迫的能力。它将时间视为一种抽象予以拋弃……时间被化约成空间的限制」9，通过抽象空间而被取消。
　　乔治.瑞泽尔认为，虚无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消费领域的特征，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向虚无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的普遍历史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虚无」指的是一般由集中创立、控制并且比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虚无是与实在(something)相对应的，而实在被界定为「一般是由本地创立、控制并比较而言富有独特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一种很大程度上在实质上是独特的形式」。瑞泽尔认为虚无包含四种形式：虚无地点、虚无人、虚无产品、虚无服务。实在─虚无序列可按照下列范畴加以区分：
　　独特的(独一无二的) ──── 一般的(可互换的)
　　本地地理的联系 ──── 缺少本地的联系
　　特定时间的 ──── 相对无时间特征的(time-less)
　　人性化的 ──── 去人性化的
　　有魅力的 ──── 无魅力的 10
　　正是国家、公司、组织和其它实体──它们的主要兴趣是要让它们的权力、影响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利润增长遍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式的野心和将自身强加于不同地理区域的欲求，造成了增长全球化(grobalization)。增长全球化与虚无的扩散有着选择性亲和关系，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则更多地与实在相关11。在所有四种虚无中，虚无地点(nonplace)影响尤为深远，如马克·奥热所说，「虚无地点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尺度。」虚无地点就是地点的对立面。
　　雷尔夫认为，地点都是充满独特实质的：「地点……充满了种种含义，充满了种种实物，充满了不断进行的种种活动。它们是个性和共性的重要来源，是人们与之有着深厚情感和心理联系的人类生存的深奥中心。」而无地点特性是「一种没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的环境和那种不承认地点的重要意义的潜在观念。它潜入到地点的最深层面，切断根基，侵蚀象征符号，用单一性取代多样性。」12
　　马克·奥热认为，地点又被称为「人类学地点」(anthropological place)，它被界定为「关系性的、历史的、事关认同的」，而虚无地点则反之。超现代性(supermodernity)造成了虚无地点，这种空间不再能够整合先前的地点，而是把它们罗列出来、加以分类、然后抬举到「记忆地点」(places of memory)的地位上，放到一个受限的、特定的位置去。人们在地点中漫步、交谈，用语言描述其特征，它常指涉一个事件、一个神话或一段历史：总之这是一个象征化的空间。虚无地点是快速信道网所营造而成，它的原型是旅行者的空间13。
　　卡斯特在论述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时说，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locale)。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支配性的趋势是要迈向网络化、非历史的流动空间14。这种流动空间恰是在不停流转中克服了时间性、历史性、本地性，而带来了无时间性、无根性、无个性。这就是空间的虚无化。
　　安东尼·奥罗姆和陈向明认为，地点是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对地点的认识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个人身份认同感，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2)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3)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4)在家里的感觉，舒适感15。
　　综上所述，地点之转变为「虚无地点」(或空间的虚无化)，就是空间的社会属性减少、蜕变成纯粹物理空间的过程，是空间的工具理性增加而沟通理性减少的过程，是系统向生活世界殖民的过程，也是作为身体和意识的自然延伸的空间转变为外在的、异化的、无涉身心的空间的过程。虚无地点仿佛一个巨大的磁场，可以将置身其中的人、物、服务磁化成虚无人、虚无产品和虚无服务。这样的大转变正在中国各城市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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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城市的虚无地点
　　设想一个中产人士，他/她住在房地产商开发的住宅社区里，坐地铁或高速大巴去写字楼上班，中午在快餐店吃饭，晚上或周末到超市或大型商场购物，节假日去人工景点旅游：所有这一切活动，按照上述对虚无地点的界定，竟然无一幸免涉身其中!我们依次看看，为甚么这些空间变成了虚无地点?
　　房地产商开发的住宅社区。冯钢在对成都房地产广告的个案研究中，一方面强调「西方文化强势凸显」， 「从而建构了一个高于中国文化的审美等级」，房地产广告展现的都是欧美的生活方式，中国被遮蔽了;另一方面，「在人们心灵深处和文化心理上，传统文化的力量还是无可抗拒的，仍然具有独特而持久的魅力」，其主要证据在于两点：一是售楼书广告语使用了中国文化的审美术语和中国古代建筑的名词术语，一是有些楼盘开始「重拾民族建筑传统」16。冯钢先生实在是有双重误会。在房地产开发中，所谓的「西方文化」，毋宁说是我们中国人的「西方学」或「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仅仅代表由中国本土所缺乏的特质汇集而成的「他者」而已，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想象，而可能无关乎西方文化本身。这是弱者向强者的认同，所谓「西方文化」，是强者的权力化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审美术语和建筑术语的运用，虽然可能部分是对中国人审美心理和文化心理的一种诉求，但更多的不过是一种行销策略，一种催眠术，所谓「神韵」、「风韵」、「意蕴」、「粉墙黛瓦」、「丝竹管弦」等等，对传播者和受众来说，都不过是一连串的能指，其所指要么是空洞的，要么是模糊的，而能指与所指之不相称更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民族风格」的建筑，同样只是对传统文化某些符号的选择性甚至夸张性的借用，是基于对千篇一律的仿西式建筑的厌倦而寻求新的时尚，也是中上层中产阶级自我身份界定和「区隔」(distinction)于其它阶层的一种工具罢了。这不代表认同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达，或者中国文化复兴的一种征兆，而只是用于强化阶层界线。这里的「中国文化」一如前面的「西方文化」，其实是权力的自我表达。文化的内核空无所有，中式快餐终究是快餐，决不因此而摆脱其「麦当劳化」和「虚无化」的特征。不独建筑风格抽空了建筑的时空特性，就社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中国的住宅社区往往类似于孤岛或飞地，它们本身就是在破坏原有社区、本就衰败的社区或者荒凉之地的基础上建起来的，一些远郊的别墅区，在农村田野和村落的环拱下，简直像是殖民化城市里的租界。社区的命名特意抹杀了它的时空特征，给人感觉是城市里突然冒出的一片世外桃源，有很强的似梦似真的乌托邦意味。
　　快速信道网。顾朝林等人认为，「在21世纪，以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空中走廊、巨大港口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干的快速信道网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内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这种观点着眼于城市体系的网络化，突出了快速信道网的政治经济功能。事实上快速信道网还应该包括城市内部的地铁、轻轨、环城高速路和立交桥等，我们也不应忽视快速信道网在个人的城市体验上造成的影响。地铁和航空最能体现快速信道网的虚无化特征，它们都是由某个中心控制的、消除了个性的社会形式。一旦个人进入地铁，他/她就进入了一个完全均质化的空间，月台与轨道在任何地方都一模一样，除了月台上用文字标示的站名之外。个人除了信任这个控制系统以外别无他法，感觉判断不了身处何地、正当何时。缺乏时空的参考坐标，在个人的感觉中，地点性、时间性隐遁了。地铁中的服务都是自动化的，个人仿佛被放置在生产线的传输带上的物品，不知不觉地被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个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他/她从来不曾被当作一个特殊的人，而只是相当于购票时的一枚硬币。航空与此相类，而更臻极致。机票上的个人身份信息貌似将个人特殊化，实则是将个人化约为一串符号。飞机上的标准化服务也是典型的虚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