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排斥与整合——以南京市东山新区为例

近年来，在城市化与居住郊区化的进程中，居住社区的分化现象日益凸显。目前国内学术界已有学者开始从空间角度切入分析居住空间分化与社会排斥等问题。本研究认为不仅应将居住空间分化看作分析居住社区的社会排斥问题的现实背景，而且应将空间作为对此问题进行探析的必要视角，进而将居住社区排斥问题嵌入在居住空间分化的框架内，以获取对居住空间分化与排斥问题的空间与社会层面的双向解释。为此，必须将空间一社会视为辩证统一的过程，社会关系既形成并铭刻于空间，同时又受到空间关系的制约。沿此思路，本研究力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探讨社会排斥的空间向度与空间策略并提出居住空间整合的若干建议。

　　一  社会排斥的空间向度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目前该概念已经成为分析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虽然至今仍未形成关于社会排斥的统一定义，“但它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个人或群体被全部地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显然，社会排斥往往是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进行拒绝与隔离的过程和结果，因而有学者提出，社会排斥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等问题展开。国外学术界针对社会排斥问题采取两种主要研究路径，一种是“社会一社会式”研究取向，探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中遭到排斥，另一种是“空间一社会式”研究取向，将空间研究看作探析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向度，从空间角度切入来研究社会排斥问题。这种取向始于20世纪初期齐美尔率先将空间视角引入社会学领域的探试性研究。 R·帕克、E·伯吉斯、R·麦肯齐等学者将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思想直接贯穿到芝加哥（古典）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描述和阐释了在美国城市变迁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居住社区在空间区位上的被排斥与接替的生态过程。然而，20世纪50年代，试图取代芝加哥城市学派的新正统生态学派再次将空间贬低到次要地位，空间研究进展缓慢。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交流与辩论，其中以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着手将空间研究意识形态化，对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和重新定位，从而由空间排斥到社会排斥的内在逻辑得以进一步明确：空间及其组织形态承载了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空间的分化及排斥是社会关系运作的产物，在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同时，在理论层面确立的逻辑关系被许多实证研究加以证实和深化。罗维斯和斯科特从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些具有实证精神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者看来，空间过程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社会经济问题完全可以被放到空间过程与空间肌理之中进行考察。W·威尔森的研究发现，由于中产阶层的迁出，使得集中在美国大城市旧城区的大量失业者和穷人缺少与就业者的联系，造成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这种社会分割和孤立现象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地方社区层面。由于失业者和穷人的集中，且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整个地方社区也逐步衰败，形成空间排斥，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加剧了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比如，居住于被排斥社区中的个人，无论个人的特征如何，都会遭受“地方歧视”。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空间向度可以作为分析社会排斥问题的一个有效路径。正如S·梅西（Massey）明确指出的，空间分化是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排斥的空间研究仍相对滞后，有待作出更多的学术尝试。

　　二  社会排斥的空间策略：空间可及性及其控制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社会排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运作和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必然不断地刻划并生成着相应的空间轨迹与空间结构，这种空间化实践导致空间的日益分化。S.罗勃（Rob）认为，微观个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导致宏观社会行为的空间定向趋势，就其结果来看，空间化实践体现四种策略：边界策略、门户策略、重心策略和分化策略。边界策略指社会活动所涉及或许可的空间范围。门户策略则指社会活动往往受到社会的一定的“空间门户”的控制，也就是说，有些活动得到允许，社会对其“开放门户”，对其采取接受和包容的态度；有些活动被禁止，社会则对其“关闭门户”，对其采取拒绝与排斥的态度，使其难以获得存在的空间。重心策略是指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分化策略，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得到较多的资源支持，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在空间分配中就处于优先和中心地位。分化策略是指空间性质和功能分区，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化，这是人类社会活动分化、深化的表现。总之，任何社会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都表现为空间化实践，而空间化实践赋予人的活动、关系和社会过程以一定的空间秩序、关系和结构。

　　不论何种空间分化策略，实质均可以归结为对空间的可及性控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可及性表示针对某空间（包括空间里的人与活动以及物质环境等）或资源的接触、参与和获取的难易程度。K·林奇根据怎样可达和为谁服务对可及性进行了分类，最基本的可及性是与他人交往的可及性。其次是对各种活动的可及性，即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多少。再次是资源可及性，例如食物、能源、景观等。接下来是空间可及性，如进入某个社区和公共空间是否受欢迎等。最后是信息可及性，在今天的城市中，信息的可及性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主要的需求。

　　空间及资源的可及性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它表明的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从完全排斥到完全包容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在它所表达的地理空间关系中实际上反映了各种社会关系。人马达尼普尔在将欧洲城市的社会排斥与空间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时发现，空间排斥可以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机制和一种针对空间、活动、资源和信息的可及性进行控制的制度化形式。个人行为以及法治的、政治的和文化结构都极大地依赖这种可操作机制并持续地再生产它。那么，如何控制空间的可及性？马达尼普尔提出了物质控制、社会一制度控制与符号一心理控制等三种方式：

　　——物质控制。利用来自自然或人工环境因素的空间的物理组织，被社会性地或符号化地用来形成可见的和严格的限制附加到我们的空间实践中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形学对差异与隔离的构成作用，例如对于古代的希腊人和美索布达米亚人来说，山顶是诸神所在的地方。现代社会中，山顶有时也成为有钱有势者居住的地方。

　　——社会-制度控制。包括从法律上禁止进入某些空间到沿着公认的界线设立障碍等。

　　——符号-心理控制。存在着一种心理空间，我们对空间的意识，它是由符码和符号来进行管理和操控的，它通过直接的警告和更为微妙的威慑来阻止我们进入某些空间之中。

　　现实中，这三种控制方式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社区门禁系统为例，社区人口大门的设置即属于一种典型的物质控制方式，而人口控制是建立在社区开发者经过法律允许而获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对其拥有的使用权的空间确认。而空间人口，包括管理人口的门卫等都可能让有些人望而却步，带给人们不同的感觉（如受不受欢迎等），形成对空间可及性的符号控制效果。

　　如果按照K.林奇的划分，将空间权由小到大依次排列成无进人权、进人权、活动权、挪用权、改造权及处置权，那么无论哪个层面的空间可及性控制，最终都体现为空间权的差异。对空间可及性的控制可以被用来“展示和增强权力。仰角、距离、阻碍、通路、庄严、风格、整齐、等级甚至地名和植栽都用来证明当权者的权力。现代社会也同样通过不同阶层对不同空间的控制权来显示出不平等的特征。”对空间的控制会产生心理结果，例如担忧感、满足感、光荣感和屈从感。甚至可以说，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至少表现了社会结构。此时，对空间权力的分割、占有和使用就必然导致分隔的空间进一步分隔人群，在针对空间权的争夺中，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有价值的空间资源不断地被强势群体瓜分和控制从而越来越遥不可及。

　　三  “门禁杜区”：空间围合与社会排斥

　　为进一步说明居住社区空间分化与社会排斥的关系，笔者在南京市东山新区进行了调查。东山新区是南京市江宁区发展最快速、最成熟并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按照房地产发展的不同特点，笔者将东山新区分割为岔路口、东山、科学园、百家湖以及三山等五大居住板块。本研究对东山新区127个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围合式住宅区进行了调查。然后选取四个划分标准：住宅价格（分为单位均价与单套住宅总价）、居住区性质（分为商品房与非商品房两大类）、居住区内部设施及服务（主要从容积率、绿化率、内部配套设施及物业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考察）和自然资源的可及性（主要指社区对周边原生山水资源，也包括经过一定程度开发改造的山水景观的接近程度）。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调查的住宅区划分为高档、中高档、中档、中低档与低档五个层次。

　　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首先将东山新区居住区划分为五个层次，然后在各个层次的居住区中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抽取子样本，构成调查的总体样本。调查过程中有效回收问卷242份。

　　目前，对于“门禁社区”这一概念学术界尚未形成明确的定义。弗兰纳根对美国郊区的“门禁社区”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它是“居住联合体”的一种类型，它在通往社区的道路上设置大门；限制进入口数量；社区四周建起围墙和篱笆；雇佣私有的保安，使用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等。齐格蒙特·鲍曼认为这类社区属于“自愿的隔离区”，它的首要目的是阻止外来人的进入——而内部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出入。结合中国居住社区现状，“门禁社区”概念具有更强的弹性，其基本特征是围合与门禁。“围合”是指社区四周有自然障碍物或人工障碍物围合起来：“门禁”是指社区人口处设有大门，并设置门卫对出入者进行筛选和盘查。按照这种标准来看，弗氏所描述的就是一种严格的或高级的“门禁社区”。正如“门禁社区”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它通过围合与门禁等方式达到对居住社区的空间可及性的控制，并进而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排斥的有效形式。

　　目前东山新区的居住社区绝大多数都是“门禁社区”。根据对东山新区居住社区分化层次的划分，笔者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6个高档居住社区、10个中高档居住社区、10个中档居住社区、4个中低档居住社区、5个低档居住社区共35个社区。通过对外来者及笔者进出这些居住社区的难易程度进行观察以及与其门卫（社区门口执勤人员）和保安（社区内巡逻执勤人员）等人的访谈，发现东山新区不同档次居住社区的空间可及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门卫是居住社区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安全控制措施。由表1可见，本研究抽取的各个档次居住社区都设有门卫，设置门卫已经成为东山新区居住社区的普遍做法，这既是出于保护社区居民安全的需要，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其它功能需求。如有的社区门卫兼作传达室，负责收发信件、社区消息和通知的发送；另外也有的负责社区住宅维修管理等。在调查中发现，中低档和低档居住社区的门卫大多数只设一人，且多为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基本都是坐在门房里，工作态度大多比较散漫。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绝大多数中档以上的居住社区门卫都是年轻人，穿着比较正规的制服，配有对讲机等设备。中高档和高档居住社区的门卫往往是两人同时上岗，一人在门房里主要负责来客登记等事务，另一人则在大门处站岗。从目前东山新区居住形态来看，尽管不同档次居住社区的门禁形式与职能存在较大差别，但总体上门禁社区已经取代原来的非门禁居住聚落而成为主流。门禁社区一方面从物质空间形态上通过围合、人口控制等形式强化社区内部整体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增加对外来者的空间排斥，或隐或显地将（部分）外来者当作不受欢迎的人。

　　对外来者进入严格盘问主要是对于外来者的身份、来意等进行问询或登记。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档次居住社区门卫在执行此项职能时存在很大区别。外来者进入高档社区都需要通过门卫的盘问和登记，东山新区有些高档社区门卫会具体查问外来者联系的是哪一家业主，通过电话业主进行确认后才予以放行。反观中低档和低档社区门卫对外来者则基本不作查问，进入自由。

　　从外来者进入社区的目的看，大致分为有事和无事两种，前者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或是居民的戚友。后者进入社区，既未与社区居民联系，也无其它明确目的。从积极方面看，允许这种性质的外来者进入可能促进人们对该社区的了解，增进交流与互动，是社区对外开放性的表现。但是，调查发现高档社区基本不允许这种性质外来者进入，表现出极强的封闭性特征。这从以下访谈内容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被访者1（高档小区“中国人家”门卫）：

　　“我们这个小区门卫管得很严，一般外来的人不能随便进，除非是业主的亲戚朋友或者事先已经跟业主联系好的。像这样的小区，不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物管都对安全特别重视，如果有外人随便进去，甚至出了问题，那就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大多数情况下，中低档和低档社区门卫基本不对外来者进行查问，因此无论是有事还是无事的外来者从大门进出都是比较自由的。这两类社区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尽管这种开放并不一定是居民自愿的，甚至会带来很多问题。

　　被访者2（中低档小区“外港新村”居民）：

　　“我们这个小区人员复杂，小区里面也和大街似的，各种人都有。门卫对行人基本不管，也管不了。小区里有菜市场、修理部、小吃部，很多小区外面的人来买菜啊、修东西啊，门卫不好管，管多了也影响那些人的生意，会造成矛盾。”

　　设立保安巡逻制度是东山新区很多新建商品住宅社区物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东山新区居住社区专业化物业管理的一个新形式。尽管保安巡逻并非是严格的门禁控制，但由于巡逻保安的职责之一是对外来者进行“监控”，因此可以看作是门卫职能的补充和延伸。

　　被访者3（中高档小区“明月港湾”保安）：

　　“我们这个公司（明月物业管理责任有限公司）在南京这里都是有名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巡逻搞得好。这个小区分成几个巡逻的片区，每个片区都设有打卡器，每隔半小时左右巡逻人员要去登记打卡，为了防止偷懒误工，像我专门负责三栋楼的巡逻，对不熟悉的外来人我就会上去询问，如果是无所事事或者是有制造问题的嫌疑，就请他离开。”

　　早在近一个世纪前，齐美尔就曾经对门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门是活的，而墙却是死的。正因为门可以打开，跟不能活动的墙相比关闭门户给人以更强烈的封闭感，似乎跟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门作为将人类在空间上进行划分的边界点，它在进行分离的同时也意味着连接，不仅将某些人分离出去，也将个人的不同生活世界连接起来，并通过对另一些人的打开而展示出不同群体之间的会聚和区分。

　　弗兰纳根研究发现美国郊区住宅区大多都是“门禁社区”，它是不同阶层争夺空间的结果，并成为类似于军事驻地的私人居所，除了经过同意的服务人员允许进入，其他穷人一律被排隔在外。在江宁这样的郊区，很多中高档和高档居住社区为弗氏的观点提供了生动的示例，一个个高级小区逐渐变成类似于军事驻地的“堡垒”。弗氏进而认为，“门禁社区”泛滥“不仅是企图创造秩序的城市政策失败的象征，也是试图保持经济机会合理分配的市场失败的象征。”弗兰纳根把这种失败称为“体系性”失败，作为这种失败的表现与结果的不平等的生活机会反映在“门禁社区”上就形成了不同社区图景的并置。“门禁社区”在保证社区内部“相同性”的同时，筛选和排除了“他者”，而“他者”不完全根据是否为本社区业主来设定，“他者”是一个被不断建构或虚构而生成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每天被推断出来的：根据社区的高墙、门卫保安、闭路电视以及各类监控设备。这些设置引起的警觉与保护性一进攻性行为，都在创造着自己的目标。有了它们，陌生人滑稽地变成了外来者，而外来者又变成了威胁。对他者的构建与控制首先来自对居住社区安全的追求，在此过程中，对他者的排斥具体化为空间的隔离，这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目前很多社区都将安全社区作为一个主要目标，但事实远不止于此。正如表1所揭示的，越是高档的社区就越具有“门禁社区”的特性，因此，通过门禁控制来区分“我们”与“他者”需要被放到阶层分化的格式中来理解。相对于“他者”，“我们”往往处于阶层中的“上位”，“我们的”生活居所以及由其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品位就在对“他者”的屏蔽所营造的神秘幽深中更加彰显，在与“他者”生活社区的比较映照下得以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空间隔离机制，“我们”与“他者”的社会与心理距离被确认并不断拉大，“我们”更像是“我们”，而“他者”也真正成了需要小心防范的异己。

　　四  居住空间整合的对策建议

　　居住社区的空间分化与社会排斥不仅是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更是“断裂社会”的一个象征。因此，推进社区整合成为构建和谐社区的必经之路。本研究借鉴了兴起于美国的社区开发模式——新城市主义的有关规划思想，提出居住空间整合的若干建议。

　　1.社区边界的确立与柔化

　　新城市主义者认为，一个相对清晰的社区边界对于保持社区感，形成居民的自我认同意识是必要的。然而，以社区门禁为标志的社区硬性边界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排斥性，不仅阻碍非社区居民的进入（如中高档社区常常将非本社区居民从人身到视觉都排除在外），而且社区周边，尤其是人口处缺少吸引人们停留的设施和场所，只能适用于居民短暂的出入，难以增加人们接触从而发生交往的机会。柔性边界则考虑用自然地形、绿化带或农业用地来形成社区的围合空间，同时设置一些公共设施，便于人们休息、停留和交流，目的是要增加人们的逗留时间，人们既可以在公共的座椅上休息，也能够有事可做、有话可谈。例如“翠屏国际”社区人口处的音乐广场即为一种柔性边界形式，人们可以在广场中小憩，一边欣赏音乐，一边观赏山湖景色。尽管该社区也是门禁社区，但毕竟对硬性边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柔化处理。当然，柔性边界并不能完全取代目前大多数社区的高墙铁栅，尤其在社会治安状况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社区边界的柔化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2.社区规模与密度控制及住宅类型的多样化

　　为了让社区内部及相邻社区的人们有足够的交流机会，社区规模应该适度。新城市主义认为邻里交往的前提是在一定空间内有足够的人群和交往辅助设施，因此必须推行较高密度的社区模式。在东山新区居住社区中，可以考虑逐渐采用混合密度空间，即在同一社区内开发不同密度的组团，价格也相应不同。这种方式具有较好的弹性，适应人们的多样化需要。

　　目前东山新区大多数居住社区内部都采取单一的或一主一辅式住宅类型，如多层住宅社区、别墅住宅社区，或以多层住宅为主，兼有少量别墅住宅等。在同一个板块或相邻地块上，也以相同或相近的住宅类型为主。新城市主义提倡在社区内部及相邻区域中，开发多种住宅形式（如独立住宅、联立式住宅、多单元公寓等），使不同经济水平和年龄层次的人住在相同或相近社区。此外，混合住宅类型的开发可以提供多元选择的户型与建筑风格，也更加富于变化和形式美。

　　3.功能分区与重组

　　新城市主义强调对各类资源的混合使用，使居民区、工作单位、商业活动等有机融入邻里和社区的生活中，同时，通过有机联系的街道网络共同构成居民邻里生活的舞台。居住区、工作区、商业区、娱乐区等应进行合理的综合开发，其实质是将同一区域的功能要素看作一个统一体，在社会、经济与文化上形成合理的互补关系。围绕居住社区形成居住、工作及生活消费一体化的格局，目的在于“异中求同”，即在居住空间适度分化的前提下，为不同社区的居民提供共同的活动与交往空间，从而形成不同社区居民的生活共同体，这无疑是针对目前居住社区分化的一个重要思路。

　　4.公共场所与开敞空间的设置

　　公共空间的建设对于消解不同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分化，加强社区融合具有明显的意义，对于社区内部来说同样如此。新城市主义者强调在社区内设计公共空间，形成公共中心，而其他建筑都围绕该中心配置。社区中既应该有多种开阔空间，如小广场、绿地、小公园等，通过合理的设计，提高其使用率，也可以建立一些过渡区域，在这些区域中设立休息区、游戏区、观赏区等。对于室内公共空间来说，在有条件的中档以上社区中可以进一步完善会所等公共场所的建设，增加对外开放程度，对有能力且有意愿来活动与消费的其它档次社区的居民也应该准许进入，并给予同等待遇。中档以下社区应该在当地政府部门，如街道、居委会等组织的扶持下，主要由社区自主建设和自主管理。此外，必须提及的是，网络社区在缩小社区内部差异的同时，也成为不同档次社区之间差距的重要表现。东山新区的很多中档以上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区网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低档以下社区的社区网络建设几乎空白。但作为新型的社区公共空间的社区网络的普及化对于社区内部及社区之间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显然，“建设网络社区最根本的挑战在于遵循社会平等原则安排获取信息的机会，不能采用扩大富有者特权、加剧贫困者边缘化的做法。”当然，社区网络的建设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居民的经济能力、文化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但作为政府部门和社区管理者至少应该在提供相关基础设施等方面尽量做到一视同仁。

　　5.多种出行方式的有效结合

　　新城市主义主张借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小城镇规划中的“可步行社区”设计，提倡人们以步行为主，社区中的道路系统、居住布局、服务设施等都为步行者提供方便。公交系统也尽可能设计在人们步行距离以内。对居住分化问题而言，提倡围绕步行与公共交通主导方式来形成网格状道路系统的意义在于增加人们在室外逗留的时间和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为促进更有效的互动提供更多可能。但是从目前江宁郊区化进程看，居民对私家车的购买欲望和能力都在快速上升，因而，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步行、公交、私家车及其它方式之间形成均衡关系，如增加公交的路线、班次与站点，提高公交服务质量；道路设计上考虑到行人步行的安全，并且提高道路本身的“乐趣”，增设道路景观；增加道路两边的公共设施，如小型商业设施、小广场及其它可供休憩赏玩的空间等。

　　6.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是新城市主义的一个重要诉求。新城市主义者明确指出应该禁止对社区内部及周边的自然环境进行切割、开发或改变用途，这无疑也切中了东山新区居住空间分化的要害。对此，一方面，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对明显影响公众生活质量的自然环境必须严格规定公有共享，尤其逐步取消在土地拍卖过程中将自然资源附带租售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利用环境保护组织、土地保护组织等进行监督以防止破坏环境。”

　　五  结语

　　伴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与日益深化的阶层分化趋势，居住社区的空间分化以及社会排斥问题将更为凸显。本研究结合新城市主义规划思想从社区规划设计层面进行的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努力，还有必要从政府政策调控以及区域整合与管治等层面展开新的探究。总之，居住社区空间分化与排斥是一个综合性社会一地理现象，亟需从空间一社会统一的视角切入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析，这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