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规划教育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我国培养城市规划专业人才的大专院校已经发展到110多所，每年培养的毕业生近3 000人，其中获得较高学位的学者(包括硕士、博士)，超过了200人。此外，还有每年在国内培养基础上赴国外深造的归国人员，他们在国内的规划部门和机构中也普遍得到重用。这说明我国规划教育体系正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不断成长和壮大，并逐步同世界先进的体系接轨。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历史性进步。与此同时，建立清晰的城市规划教育体系概念，认识到我们同国际上先进水平的差距，进而探讨如何构建一个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优秀规划人才的先进、完整的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仍然是当前的重要话题。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规划教育的工作者，笔者结合自己对时代和国情的观察与思考，就本文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

1、城市规划教育体系的概念

城市规划教育体系通常包括软件和硬件两大部分。软件由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育计划、课程教学大纲及教材、教学管理制度，以及它们所体现的规划教育办学思想、方法和对学科领域的掌握及研究能力与机制构成。硬件则包括教学团队、教学建筑物及环境、教学设备、实习地点、运行资金等。两者都可用一套评估方法对其状态的优劣进行评定，如当前国际通行的且基本上行之有效的以4年～6年为一届的教育专业评估制度。

通过进一步深究我们发现，一个具体的城市规划教育体系，即某一个具体的规划院系的软、硬件构成，是一个历史积累的结果，通常形成某种传统教学方式，具有不同的专业侧重点和优、劣势，往往很难仅从各项指标的分解与合成中看出它独有的内涵和特色。但是，任何一个好的规划教育体系都应具备一些基本的品质，包括学科体系和教学环节的完整性、师资队伍素质和结构的合理性及培养过程与时代和地域城市规划实际及人才需求的紧密结合性等。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优秀教育工作者在开创和建设知名规划院系及形成富于特色的比较完整和健全的规划教育体系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即人的作用，因为某个学派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一个体系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达到这一境界往往需要经过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实现。一个好的规划教育体系应能坚持良好的教学风气和不断进行自身的改良和更新。当然，它的“产品”，即培养出的毕业生长期体现出的专业素质和人格素质，才是最重要的检验标准。在教育领导层一届届合理更迭的形势下，坚持规划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严肃性、开放性和创新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2、我国城市规划教育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体系在法规制定和管理机构设置方面已基本趋于完整和定型，但城市规划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控制机制在实际效能和理论体系上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在城市建设实践中，这一方面表现为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某些错误的长官意志和一些惟利是图的开发商意志仍然经常地主宰着决策结果，危害着城市的健康发展。大量的资源浪费和公民利益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规划师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专业固有的话语权，甚至被迫放弃这一神圣社会职业应有的责任感和人格自尊。规划工作常常被局限在纯技术领域乃至为取悦外行领导而进行效果演示的功夫上。新时期以来，部分规划院校已经在拓宽规划教育的学科领域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规划专业新人才的培养上已经出现可喜的局面。但由于有的规划专业是处在以建筑专业为主导的学院中，一方面，课程设置改革的动力不足且阻力较大；另一方面，新学科和相关学科的雄厚师资力量也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因此可以说，迄今我国的规划和规划教育在规模方面发展迅速，但作为体系还远未成熟。

笔者近年观察到一些涉及城市规划的事件(event)①，其处理结果颇令人扼腕叹息。作为一位专业教师，笔者所能做的就是把它们作为当代中国城建史上的非正式材料供师生进行自由评述，以期培养学生对现象进行独立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当然，城市建设在本质上是多种价值观、利益和权力之间的碰撞与协调的复杂过程，包含着技术和社会不同层面内涵。在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仍处于混沌难辨的情况下，城市规划决策的合理性是难以探究的。因此，在现实的观照下，至少在当前规划理论的教学上，教师们不必将所有的规划原理教材内容像神父宣讲圣经那样当成一种不可怀疑和反思的真理来灌注，而应让学生从中了解到规划学界在当前现实下的某种无奈及作为专家不得不提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策的尴尬状况。据说近年有人在规划学术会议上提出“规划不是学科”这样一个看似奇特的论点。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城市规划学(包括以基础和相关学科为依托的规划原理、城建史和规划评论)的高度的综合性、层级性和系统性的内容尚待更加充分地揭示、补充和发展，这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是一代代规划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忽视规划决策所受到的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制约因素，以及一些现象显示出来的规划权力的官僚化和规划学术的教条化倾向，无论是对于城市建设实践，还是对于规划教育的未来都是巨大的危险，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很难培养出具有一定原则的、功底扎实的、且能以多学科的视角去审视和解决城市建设问题的规划师。

在2004年全国建筑与规划研究生年会上，笔者再次亲身感受到青年一代学子活跃的学术思想和认真的钻研精神，但是很少听到有人针对当前规划与建筑实践和教育中的弊病提出改革的意见，这说明当前我国的规划界缺少推动社会进步的学术批判精神。当然，对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问题勤奋地进行建设性的研究，在学习阶段打好基本功，应是我国当代学子应有的基本的社会态度。但是，如果失去对城市规划建设和教育中的问题的敏感性和责任感，不敢去揭示矛盾，甚至对矛盾采取规避的态度，那就会面临一种社会思想的活力危机。

3、规划教育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路

(1)为了培养适应我国及全球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城乡建设的合格规划师，应从教学内容上力争完善城市规划学科大系。②城市规划所涉及的多学科知识是规划师不可或缺的。在增加相关学科教学的初期，由于这些课程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教师往往不能将这些学科的知识有机地融入到规划实践课程的教学中。比如社会学，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怀疑它对城市规划专业的重要性，但是人们往往还是老一套地拿着地形图就做方案，即使对场地做了社会调查，也还不能应用社会学原理对城市建设中的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及对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指导。但是，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这种融合将产生并应用于实践，使城市规划和规划教学跃上新的台阶。在这里我们还建议开设规划评论课，这也是对规划学科(课程)的一个完善。可以说，建设规划教学的学科大系的过程，必将引起整个规划理论和设计方法教学的变革，从而推动规划体系走向现代化，并推动我国现有的经常被扭曲的规划决策过程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生态学的引入也将有一个从抽象的原理到规划实际应用的教学发展过程。在实际的城市规划项目中，生态学原理的应用还有待突破惟利是图观念和长官意志的封锁，因为目前大多数的规划工作者还不能熟练地运用它并作为原则性的专业的武器。在文化领域，我国的城市建设更是遭遇了惊人的世纪性重灾。因为文化学教育的缺失，规划界的很大一部分人麻木不仁多年持续地参与了建设性破坏城市文化的行动，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代人的愧疚。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城市的哲学问题也就有必要发展成为一门高级的选修课程了。

(2)改革规划的灌注式教学为注重调查、研究、决策、反馈的科学方法。在引导学生充分认识规划专业知识教育的多学科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划专业教学(从课堂到野外)上培养学生以先进的规划理念独立调查分析规划条件，并据此做出决策的方法和技巧，也就是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先进的、共同的规划语言。现在很多地方市政领导不愿认真落实规划过程的公众参与，规划界人士也害怕拘于原则而失去市场。城市建设的历史表明，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及资本主义早期没有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尽管宏伟壮丽，却是人民苦难的结晶，如在19世纪70年代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权威派”(Authoritarian)的规划。我们当代的教训几乎同样深刻。某些城市建设导致积累和加剧城市社会问题的后果。教育脱离学生，规划脱离人民，将是一种非常可悲的局面。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对经领导通过的规划方案不得不重新论证和重新做的情况。解析前一方案的形成过程便发现，那往往是首长在任务紧迫，或者是献礼工程的条件下未经仔细调查研究而拍脑袋拍出来的作品，国外同行称之为“Huntch Planning”。这些倾向的严重后果在近年来中央政府针对城市建设中的不良倾向的一系列“刹车”措施和文件通知中得到了强烈的反映。如果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无批判精神的画图匠般的工作氛围下学习和成长，就很难成长为堪当建设可持续的未来城市的重任的规划师。J·雅可布在《美国大城市的生死存亡》一书中写到，在美国建国初期曾有一位革命有功、名噪一时且无所不能的权威医生本杰明·拉希固执地使用放血法治病，造成大量患者死亡；当时惟一敢于起来坚持反对这种做法的医生威廉·唐纳，却受到谴责和压制[1]。这个负面例子说明：规划必须尊重自然、现实的反馈和人民大众的反馈，结合实际是解决规划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

(3)从教学内容体系上补充和加强区域规划原理和知识。我国许多市政领导，包括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区域规划的重视程度都较欠缺，表现出城市建设片面追求亮点、急功近利的倾向。在城市规划编制内容中，对区域这一层次的规划只能做到城镇体系这一层次。城镇发展指标往往与区域的实际脱节。据笔者的考察，德国的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其有两大学术组织，即“城市与区域规划科学院”和“国土与区域规划科学院”，强有力地协调着城市与区域的空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使它们在规划层次上互相衔接。我国的建筑类院校的规划专业教学虽然涵盖了市域、县域和镇域的城镇体系规划，但是它往往不能在规划决策中反映跨行政区域的人口流动和环境影响等问题。我国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和“五个统筹”的方针，实际上是对过去忽视区域研究这样一种认识的“补课”，有待在规划实践和教学上进一步落实。地理类规划院系在区域知识方面比建筑类的院校具有较大优势，但是由于这两类院系各行其是，也就形成了各缺一腿的双残格局。这里要说明的是，两年前笔者曾认为这两类院系各有特色，现在看来，从规划的客观真理的需要出发，应当建立复合的规划教学班子和互补的规划系列，使从区域到城镇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得到规划系列的保证；应当在学生头脑里建立明晰而深刻的区域概念，使学生确立避免在对全局条件把握不充分的情况下作主观决策的思维原则。

(4)形成一种师生就规划问题共同研究、平等讨论的教学体制，特别是在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通过开设城市规划评论课，训练学生对规划的分析和表达能力；其二是建立民主讨论制度，为学生未来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里，笔者再次强调指出，规划决策机构的官僚化是我国城市现代化的致命障碍。要克服这一弊病，从学校阶段做起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们需要反思已有的规划教育体制和风格。在高等教育的“权威”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往往反而容易滋长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落后的东西。应当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做起，进而推广到整个规划教育的各个部门和环节。正如在规划中，人民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一样，在一个先进的教育体制中，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且他们自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一个好的教练除了训练技能外，更重要的是能激起运动员们冲击顶峰的无限热情。鼓励学生超越是我们规划教育工作者的信条。  

(5)适应信息时代，抓住机遇，加大教学改革与教学建设力度。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大量使用和充实专业信息库，丰富专业理论和历史资料，实现与全球城市规划建设及学科发展信息的实时链接。大力进行音像教材建设，成数量级地增大教学信息量。规划教学的一个新任务和特点是教师指导、帮助学生们学会高效率地筛选、掌握、分析和处理大量的规划信息和知识，使他们学会合理借鉴、分析批判、去伪存真，避免盲从和抄袭。可通过展开分专题的院、系际分工合作，共建和共享教学建设成果，扩大学生的专业视野。我们欣慰地看到，当今互联网带来了像ABBS这样的信息交流手段，师生间通过无需实名的自由论坛使新知识和新见解得到迅速传播。虽然目前这种学术自由还未发展成熟，但无疑是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号角。

(6)充分利用高校智力资源，设立充足的基金，加强城市规划理论的学术研究。城市规划理论的学术研究包括基础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和针对城市规划建设实际问题的研究，加强这一学术研究有助于各个规划院系成为满足城市建设需要的、能实时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活跃的规划学术与对策研究中心，使其不会因为脱离城乡建设实际而被边缘化。规划院系的研究机构可以有独立的编制，拥有独立的高学历的科研队伍，也就是说，除了向社会招聘有实践经验的规划学者外，还可以将相当数量的有学位的毕业生直接留校作为城市规划建设问题的科研人员，两者结合将会产生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天的的确确感觉到，随着城市化的急剧进程，需要解决而未曾事先研究过的城市建设的问题，几乎每日都在出现，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如果说理工科的教授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究基地—实验室的话，那么城市规划的教授们徒以真实的城市来做冒险的“实验”，其决策错误和失败的社会代价就太大了。

(7)积极加强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国际学术交流。20年前，笔者作为一个穷国的学者被派去发达国家参加城市规划学术会议，一切费用都仰仗东道主的赞助。在对欧洲当时的新趋向的即席发言中，笔者的一个论点曾受到重视并被写入总结文献[2]。对笔者来说，到西德的那次交流是终生难忘的大开眼界的经历：笔者看到了一个饱经灾难的民族和国家的发达之路。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飞跃，还实现了学术领域上的国际接轨。在2000年的上海国际规划院校联合会年会上，斯里兰卡大学规划系主任不仅热情地赞扬中国的成就，还表示愿与中国同行交流国家建设和规划教育的发展经验。2004年，笔者的老朋友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一批学者再次来到中国，看到17年前世人忧心忡忡、议论纷纷的三峡工程已经成为现实，虽有问题却并未被证明是灾难，从而大为感叹。今天，我国规划教育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仍然是大有裨益和必要的。一方面，当今西方文明演绎出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形态的若干先进理念和技术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同发展中国家的同行分享我国城市发展和建立规划体系的经验教训，平等地交流和相互学习，这将起到维护人类安定、和平、进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应当有信心在国际交流中使中国的规划教育体系不断成熟和完善，走向并享誉世界。

[注　释]
①其一，近年成都市处理擅批一建筑物基地伸入城市规划绿化用地界线的违规人员。除将违规人员撤职外，还将那幢建筑拆掉。其实它只侵占了绿地的一角，完全可以用邻地加罚补偿。这样不顾经济损失的“大手笔”，在我国屡见不鲜。其二，重庆南岸长江桥头有座绿色山丘，区领导认为它影响了区城市中心的形象，决定将其挖掉；市里规划和园林专家一致反对，但终究仍是“自然森林让位于混凝土森林”。这说明我们在城市建设问题上缺乏权威的民主机制来求得最合理的科学决策。北京两幢大型建筑的评标，则反映了决策过程中对设计评判基本标准的背离。规划的逻辑性的缺失和扭曲，是我国当前的一种时代阶段现象。
②关于此点，笔者曾在前几年发表于本刊的两篇论文中述及。参见：黄天其．构建新世纪城市规划教育体系的再思考[J]．规划师，1998，(4)；黄天其．论我国城市规划专业理论教育的多学科视野[J]．规划师，2004，(6)．

[参考文献]
[1]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  12-13.  
[2]Huang Tianqi.Housing Provision for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 Bericht ueber das Internationale Symposio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fuer Staedtbau und Landesplanung 1983 in Goslar. Akademie fuer Staedtbau und Landesplanung. Mitlungen 28 Yahrgang, Band 2, 1984.

作者简介：黄天其,男,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