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打破“封闭小区”的努力，在17世纪的北京
1432年的一个清晨，在奉天门（今太和门）听政的宣德皇帝突然示意奏对的大臣暂停，广场上鸦雀无声，一阵阵喧哗若有似无的回荡在君臣之间。这不是第一次了，34岁的皇帝终于对这些吵闹的邻居失去了耐心。散朝后，工部官员接到新任务，立即迁移紫禁城东面玉河周边的居民，同时禁止任何船舶通行这条北京内城最繁忙的运河，皇城的东墙被拓展至河岸以东。自此，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帝王居所——北京皇城，完成了最后一次扩建。宣德皇帝的耳根子总算清静了。
《入跸图》中描绘的明代北京皇城，云蒸霞蔚，琼楼玉宇，是帝王理想的清净世界
很多人认为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其实它外边还包裹着更大的皇城。皇城以紫禁城为中心，涵盖太庙、社稷坛、景山、西苑三海等几大区域，城内密布敕建祠庙宫观和衙署库房。零散地界也被侍奉皇家的各种内府机构及附属设施占据。这片区域，是皇宫的直接延伸，每一寸土地都与皇室密切相关。因此门禁森严，非寻常百姓所能涉足，即使内部人员出入也盘查严格。
明清北京城图红色区域为皇城
皇城有多大呢？它南起长安街，北到今平安大街，东至东城区南北河沿一线，西达今西城区西黄城根。东西长2500米，南北2790米，面积约6.9平方公里，超过北京旧城面积的九分之一。
封闭小区
在14世纪到17世纪的几百年中，皇城就是一座超级的“封闭小区”。这里一切都依照皇帝的需求设置，包括噪声的音量和出入的人员。
皇城现状卫星图及明代皇城图对照
整个明代，北京的市民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横亘在市中心的庞然大物，日常的通行和生活，只能避让绕开。这封闭小区内的“居民”也并不方便，6.9平方公里内几乎没有经济活动，几万人的日常需求只能仰赖政府配给。这种既不方便他人又折腾自己的设置，连创立它的统治者也慢慢感到不便。
内市与民宅
迈入17世纪，皇城内的“居民”开始利用“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内中贱役撵粪秽出宫弃之，以至各门俱启”的机会在“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自发形成“内市”，用以“陈列器物借以博易”。皇帝显然并未对这种打擦边球的“违法行为”加以禁止，因为这个“内市”的主要服务对象往往就是他自己。
1644年，明帝国在意料之中迅速垮台，北京中心这片封禁了200多年的皇城，先后被农民军和来自满洲的八旗军攻破，一时间烽火四起，珠玉俱碎。昔日的神圣之地，多半沦为衰败的瓦砾堆和空场。
后人臆想的李自成进京情景，他及大顺军在北京盘桓期间对这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破坏
建立新朝的满洲贵族很快控制了这座千疮百孔的城市。他们不久前才从白山黑水密林中走出来，这座数十万人口的庞大都市已远超出他们的认知范围。这使满洲人在处理北京的既有城廓建筑的问题上颇为谨慎，他们没有像其他先代政权那样把城市夷为平地，而是基本继承，逐步修复重建。
清帝国入关后的第一位统治者顺治皇帝，发布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北京城市发展的政令
皇城被保留下来，但原有的宫苑有所缩减，只把北、中、南三海及沿岸部分填筑红墙圈为禁苑。原隶属于西苑的清馥殿、玉熙宫，不是改为佛寺，就是变成马厩。曾经显赫的南内重华宫改建为睿亲王府。被战火焚毁的万寿宫干脆成了草料场和仆役居所。另外，明代专为皇室服务的二十四衙门，也因机构的变化，逐渐废弃，转化为内府人员杂居的住所甚至民宅。
清中期皇城复原图
普通民宅的出现，是皇城历史上的转折点。这些人多半在明清易代的大混乱中混入皇城。这一混，却和城内原本暗流涌动的“内市”结合起来，成为维持皇城经济运转的重要角色。维持了200多年的严格门禁，渐渐被撬开。但这批“黑户”的涌入，或者景山前街几摊不起眼的小买卖，却并非是皇城门禁松弛的主因。皇城打开的大门背后，是北京城居民构成和治安模式的变化。
差序分城
满人入主北京，虽然没有一上来就大拆大建，却玩了一回更刺激的户口迁移——旗民分城。
在1648年的一道诏旨中，顺治皇帝口气和蔼的写道：“…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贸卖取价，各从其便…”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引发了17世纪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迁移。汉人被统统赶到外城之后，诺大的北京内城，彻底改造为满洲八旗驻防的准军事据点。
这座驻防城市中，几乎每条街巷的出入处，都设有栅栏、堆子进行盘查及守卫。且越趋近于皇宫，越是安排与皇族最亲近的旗民居住。严密的社会治安网络和亲近的族属关系，取代了明代皇城线性的工事防御，让处于这个军事据点中心的皇城，不用再依靠门禁维持自身的安全。
清北京内城八旗驻防图
门禁的松弛，让皇城飞速发生着变化。至康熙时，紫禁城外已“尽给居人，所存宫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时严肃禁密之地，担夫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
当然，汇聚于此的绝不止是“担夫贩客”，皇城内壮丽的宫苑坛庙，迅速成为京都最炙手可热的旅游名胜，想来开眼界的外地人更是道塞于途，虽然这些建筑多数不能入内参观，但“瞻眺”一下也颇为过瘾。游人的暴涨和皇城居民本就高企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刺激了皇城内商业的发展，甚至引发了交通阻塞。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在1732年发布关于禁令，要求“商民人等”不得在“玉河桥以东团殿、白塔寺（今团城一带）等处，街道既狭，且于紫禁城相近”的位置“支伞作书场茶社”。
位于皇城核心的燕京八景之一——琼岛春荫，岛上的永安寺即引文中提及的“白塔寺”
名存实亡的门禁
人员的大规模汇聚，带给治安官员不少压力。常会看到他们关于“流动人口”的各种抱怨。他们认为皇城中混杂了不少“各地无业民人，恶劣不肖之徒”，他们白日于路街贸易，晚间则租房盘桓，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局也出台要求：凡有商民住皇城者，需有包衣所属佐领、管领、骁骑校等作保，无保者一律不准居住。可就算有这么多门槛，皇城内的居民依旧增长迅速。
进入乾隆朝，皇城内稠密的人口，基本上导致门禁名存实亡，出现了“皇城内居民甚稠，故东安、西安、地安三门闭而不锁，民有延医接稳者，不拘时候，得以出入。”的情况。
作为京都新晋的高尚社区，皇城的新住户主要集中在地安门内、景山周围、东安门和西安门内几处。这些位置曾遍布明代的内府衙门或离宫坛庙，但现在，全部成为街巷纵横商铺连绵的公共社区。原本明皇城内的空荡稀疏的道路迅速被拉通织密，渐渐浮现出今日的格局。
清末北京地图中的皇城，多数区域已成为普通的社区
1761年2月5日，北京发生了“日月同升，五星联珠”的天文异象，宫廷画师徐扬在《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记录了这天京城居民争观天相的场景，也顺道定格了当时北京的城市面貌。徐杨的镜头，由城东的观象台一路向西，途经东单牌楼、王府井大街、东安门、直至皇宫的东华门。可以清晰地发现，东安门内繁华的皇城街市，已丝毫不逊于东单牌楼和王府井大街等老牌商业区。至此，这场发端于17世纪初的“封闭小区”开放运动，算是以成功而告终。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的皇城街道（今东华门大街）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中皇城外的街道（今东安门大街）
当然，皇城的开禁，既不算统治者的“民心工程”，也难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必然。它裹挟着太多的机缘巧合。这片区域的公共化，也远不能作为北京作为都市走向开放化的象征。彼时的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为禁锢的城市，拥有最多的围墙，最多的禁区，特权阶层依然牢牢的握着城市中心最具价值的区域。
未竟的开放
100多年后，一位英国商人的妻子，依然对北京这种情况颇为不解，“这个伟大城市（北京）中心的一切美丽动人、赏心悦目的地方，都与世人无缘而专供一个女人（指慈禧）独享了……能想象如果深受爱戴的亚历山德拉王后（爱德华七世之妻）把白金汉宫、圣詹姆士宫和肯辛顿宫，还有圣詹姆士花园、格林花园和海德公园都关闭，除了她自己和随从以外，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通行或漫步，甚至堵上皮卡迪利大道，伦敦会是这样吗？”
其实呢，洋人也没必要唱高调。当他们把本应矗立在公共空间的教堂搬到北京，也小心翼翼的围上了好几圈大墙。
1900年的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院落中心为教堂主体）
各种利益团体，都喜欢把自己围起来。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景观。人们创造区隔来保护自身的存量。他们既不信赖外部空间的安全性，也不看重所谓公共区域的品质。四合院就是典型，留给外界的只有高墙。装饰精美的立面全掩藏在内部。
在人们能控制的范围内，都力图为自己圈定最大化的土地。因此打开了皇城，还会有“白城”“紫城”和“绿城”冒出来，只要存在需要花力气保守的存量，就会有区隔的屏障生长出来。这便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基本特征。可以说这些“封闭”从来都有，且从未消失。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外涌现出各种“大院”
城市形态并非是单纯的形式表达，它更是社会形态的投影，缺乏对公共领域的信任和兴趣，让人们不断建设着自己封闭的“世外桃源”。想洞穿这道极富历史传统的“围墙”，光靠几台推土机可不够。
“大院儿”文化已经成为北京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背后的特权隐喻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北京皇城变迁的故事，并非一个洞穿“壁垒”的好例子，它只不过是统治者有心无意铸成的个案。而皇城解禁的成功，更不是市民们突然有了支持“公共化”的觉悟，反倒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悄悄开放了自己的后院。
1876年复活节，初到伦敦的大清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目睹了这样一幕：“耶稣复生之次日，纵百姓休息，故宫礼物兵器亦得纵观，辄三十人一兵士领之入，更番出入。”随后他感叹道：“此邦一切君民相与为乐，无所私秘如此。”
老爷子当初的感叹，我们今天还在感叹着。
作者：朱起鹏ELer，建筑师原本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设计总监中国古迹遗址协会（ICOMOS CHINA）会员史地爱好者，曾在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土司遗址的多项配建设施中担任建筑主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