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以北京为个案

北京和南京

虽然在许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显著地形成一种对比；但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却是北京和南京，它们是两个时代分别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国都。

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这一计划，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许多方面。按照《首都计划》，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这是我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

在规划和城市建筑风格的指导思想上，《首都计划》称其主旨是"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我国建筑之上"。 沿街的重要建筑，均为传统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如财政部、励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现了一批现代宫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学教学楼、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等；以及一批在实质上融合中西的优秀建筑，如中山陵音乐台、军区总医院、江苏省美术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

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包括中央政治区的建设。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这一规划奠定的，今日南京浓荫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楼、新街口的环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与南京相似的是，50年代初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家进行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央政治区的设置。出于保护古都文化的考虑，梁思成、陈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提出在旧城之外的公主坟一带另建中央行政区的方案，遭完全否定。当时之否定另建新区，除经济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拥皇城的心理，以及视旧城为封建遗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原因。随着大规模拆毁城墙、城楼、牌楼，在旧城区内对王府、坛庙、名宅等"废物利用"，见缝插针地兴建工厂、机关、学校，北京古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50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地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定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 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式迅速扩张。近年来在近郊已经建立了若干个规模巨大的新居民区，然而，那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区却并没有建立和发育城市的功能，居民们仍需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动。

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600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

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以及经济较为落后等原因，南京的古都面貌、城市格局和城市绿化长期得以较好地保持。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虎踞龙盘的山川形胜和作为民国历史博物馆的有利条件，本来有可能是南京后来居上的重要资源和优势之一，例如周庄和平遥。然而，南京似乎并未幸免90年代经济浪潮的强劲冲击。对中山陵景区环境的改变、在天王府破墙开店、饭店私自拆除南京大屠杀的遗址纪念碑等许多消息，都令人对“六朝古都”的命运感到了担忧。我们已经失去了北京，我们不应该再失去南京。

高度之争：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

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它也尖锐地体现在北京的建筑中。严格地说，这种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之中。从大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上海滩24层高的国际饭店的啧啧赞叹，到对今日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的满腔自豪，都反映了这种"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某个时期对高层建筑的新奇之后，对高楼大厦的竞争几乎集中在东亚，尤其是那些"从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国人影响早大、接收最多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竟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

在北京城，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对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马上白热化。80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在学术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规定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对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来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亚洲最大的商业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的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大会堂、高度2倍于大会堂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为妥协的产物，东方广场终于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经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积率后，仍超高近40米）。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东方广场西侧建于70年代初的北京饭店新楼。它也是经修改设计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考虑。两者命运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了。

近年来，北京市广建"金街"、"银街"，"中央商务区"，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和"硅谷"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几乎淡不可闻。在这一建设高潮中，长安街东侧已经被港资为主的一批写字楼、商厦"抢滩"。而城市高度控制在旧城区则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这一事态并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一例，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福州市中心区进行的成片房地产开发，将拥有众多文物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据称，福州市还计划建一座主楼高306米、金银两色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高楼大厦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则早已高楼林立，改变了有天堂之誉的湖光山色。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歪门邪道"。

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加入摩天大厦的竞争。1985年建造的深圳国贸大厦，高150多米； 1990年建造的北京京广中心，高200多米； 1996年建造的深圳地王大厦，高383.95米； 1998年建造的上海金茂大厦，高420.5米。尽管纽约世贸大厦的悲剧，再一次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超高层建筑安全性的忧虑，北京仍然热度不减，一往无前。最近新确定的朝阳区"中央商务区"建设规划，主体建筑财富中心高280多米，银泰大厦高248米，国贸三期高330米。传闻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拟议建造的"世界第一"的大厦，高520米。在奥运村和中关村开发区也有建造500米大厦的传闻，而且都想成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

高度为420.5米、位居中国第一和世界第四的浦东金茂大厦，一直是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但它的困惑和问题却不为人所知：造价为每平方米2万元，建设总投资50亿，其中24亿为贷款，还贷的压力十分沉重；而管理经费比建造投资要大得多，如果大厦使用寿命以65年计，前者与后者之比大是3：1，金茂大厦目前仅日常的管理维护费用每天就需100万人民币。两架擦窗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擦，擦完一遍窗需要一年。因而，建筑界人士认为，高度超过300米，在庞大的维护管理费用面前，摩天大楼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在70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因而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