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思考：谈“生存的艺术”

　　俞孔坚教授先后在2006年5月的国际景观设计师协会（IFLA）东区会议和10月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年会暨第43届国际景观设计师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生存的艺术”的主旨报告，同时出版同名英文专著，举行全球学术巡讲，引起极大反响。国际景观设计学专家就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面对全球问题的系列挑战时如何确定学科的位置和责任等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James Hayter，2006）。IFLA主席法加多女士（2006）和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主席佩里·霍华德先生（2006）也先后发表了他们对学科定位的看法，定位景观设计学成为近两年国际景观设计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学科的定位首先是哲学和价值观取向的问题，这种价值取向是和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其就学科本身来讨论定位问题，不如明晰决定其定位的时代要求和哲学价值，在分析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确立面向未来的学科定位。本文将结合当代中国的生存危机，从批判和学习的角度分析不同时期东西方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对学科的影响，探讨当代伦理价值、艺术美学的发展趋势，思考当代中国景观设计学定位和定位后的学科建设要求。

　　1　千年不遇的生存危机

　　当今的人类社会是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可是在繁华背后却潜伏着千年不遇的生存危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来发展经济，能源、资源和环境危机接踵而来。有识之士指出，若不及时修复自然基础，人类文明大厦迟早会轰然倒塌。虽然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就开始了经济增长极限和可持续战略的长期讨论，但在当今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联合国组织的千年全球生态系统评估结果表明，近五十年全球60％的生态系统服务已经退化，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是亿万年化石记载的10倍，并且预计今后的灭绝速度还将超过现在10倍。
　　当代中国面临的危机尤其严重，其中最有代表性和紧迫性的无疑是以能源、资源危机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和以民族和地域身份混乱、精神信仰丧失为代表的社会文化问题。它们相互区别而又紧密关联，是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作用在地理环境或者景观这一大地综合体上直接或间接的反应。
　　近十年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处于多种环境问题并存的环境转型期，它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都是深远的。首先，污染的模式复杂化，从常规的点源污染和单纯的工业污染转向点面结合、工业和生活污染并存，新的污染物不断增加，长距离跨界污染严重。其次，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和扩大，已经影响到区域、流域甚至国土尺度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全球生态与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直接传递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最后，能源需求居高不下，以煤炭为主的低端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依然严重。（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5）
　　在当前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也和生物多样性一样受到严重威胁。在我国亦面临现代民族文化身份定位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是视觉特色丧失，因各地对“高、大、洋”的城市风貌盲目模仿，城市普遍实行“纽约化”和“曼哈顿化”的城市化妆运动，直接导致“千城一面”；其二是文化趋同或“麦当劳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破坏，特别是某些地方为了标榜所谓的“传统文化”，在破坏真遗产的同时又兴建大量亭台楼阁的假古董；其三是城市扩张导致的景观格局的剧烈改变和景观破碎化，破坏了承载乡土信仰和民间文化的基础，大量失地农民和下岗职工原来赖以寄托精神的农田和工厂消失在社会变迁中。（李伟，2005；俞孔坚，2006）
　　这些“危机”既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危险”，又给处理这些问题的学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可惜目前很多应对策略还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为主。面对城市环境的恶化，不去研究背后深层的社会和生态原因，而以“城市美化和化妆运动”的表面文章应对；面对因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洪涝灾害，仍以修坝筑渠或“裁弯取直”甚至违反自然规律的固化河道等工程手段一泄了之；面对污染问题，很多地方还在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当代的中国呼唤能把握机遇，综合自然和人文途径为国人解除生存危机的学科。景观设计学能否适应这一需要，担负时代赋予的重任，首要任务就是树立正确的学科价值取向，需要与时俱进地重估一切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舍弃不合时宜的部分，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科新定位。

　　2　东西方景观价值批判

　　中国当代的景观设计专业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的LA（landscape architecture）学科，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景观哲学思想在这里碰撞和交融，产生了巨大的成就，也带来不少的问题。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分析和批判，以明确新的价值体系的要求。

　　2.1　分离和拆解—西方认知方法反思
　　西方和东方认知哲学的最大不同可以说是“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区别。西方哲人主张把认知的主体和被认知的客体分离开来，主体的人站在局外来分析现实中的客观事物。这种分析方法显然能客观明晰地了解客体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灿烂的工业文明。它也带来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问题，具体表现在自然与人的对立和工程技术与人文艺术的分离两个方面。
　　西方长期以来把人看做自然的拥有者和支配者，自然仅仅是可以被人利用的资源，尤其到了宣判上帝死刑的“超人哲学”时代，人类更是以“神”的身份无所顾忌地掠夺自然，自然和人的对立矛盾积累到现代，通过一系列自然和人为的灾难的形式爆发出来。曾经有固若金汤的防洪设施的美国新奥尔良市毁于一场飓风洪灾的事实说明，这些灾难已经不是单凭现代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许多学者开始从哲学思想上找原因，反思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
　　在二元分离价值观的指导下，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渐行渐远。前者致力于用工程措施解决自然环境问题，往往把与社会人文相关联的问题拆解成一个个单一的工程问题，比如用修堤筑坝“水来土掩”的单一水利工程对付洪灾；后者深入到形而上学的主观世界中，常常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客观方法背道而驰，比如在城市建设中只强调视觉效果的“城市化妆艺术”，甚至有人把荒山刷上绿漆来“美化”景观。科学与人文或者工程与艺术的二元割裂直接反映了在当代中国的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实践中，最突出的是忽视生态和人文价值仅仅关注视觉“美”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中看不中用的景观美化工程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奢华建筑。

　　2.2　隐逸与固守—东方哲学思想批判
　　古老的东方哲学讲究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人不是高于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从属部分，即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价值观对弥补西方认知论的不足、建设和谐的人地关系有重要意义。但是受道家、佛家等的影响，传统哲学中也存在消极避世和固守传统的价值观。这些思想沉积在中国大地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景观和民间文化中，同时反映在包括古典园林在内的文化遗产里。
　　中国的隐逸文化由来已久，从商末“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开始，中国文人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隐逸传统，这种文化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尤其显著。这里且不讨论古典园林本身的文化遗产价值，就其体现的这种“隐逸文化”和封建文人头脑中的“自然”模式对当代中国城乡建设的影响进行分析。中国古典园林肇始于魏晋，盛行于唐宋，而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魏晋园林远离城市“肥遁”或“嘉遁”到自然山林中，唐宋的“宴集式”园林则在城市内独立发展，到明清园林就和住宅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古代文人从最初隐逸到自然中过“桃花源”的生活，逐渐过渡到把理想的自然模式在住宅庭院中表示出来，隐逸到自家的“自然”中。有学者指出：园林的这种发展历史是封建地主的生活内容变化发展的反映，更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反映，传统的园林艺术就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生活享乐的需要才发展兴盛的（张家骥，2003）。宋代大家李格非早就在《洛阳名园记》的跋《书洛阳名园记后》里指出这种文化的局限性：“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园林），得乎唐之末路是矣。”封建文人们把他们理想中的自然模式复制到自家的园林中，可以隐逸在他们的世外桃源里尽情享受而不理会现实社会的变化，甚至为了兴建园林不惜耗尽天下财富，影响社会发展，结果是两种自然模式越走越远。几千年下来，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理想“自然”模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现实中的真实自然早就不是数千年前的那样了。前面提到的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才是我们学科要面对的真实自然。
　　诚如恩格斯所言：“传统在思想体系所有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数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隐逸文化和传统模式依然固守在现代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从城市美化运动到圆明园防渗风波，都有把这种模式简单套用到现代城市建设和生态与文化保护的因素。现在一些景观设计师仍局限在传统模式里片面地理解自然的含义，把传统的园林模式照搬到各类现代规划设计中，以至于作出违背自然规律的设计方案（王向荣，2006）。由此可见，隐逸文化和固守在古典园林中的理想“自然”模式是如何不合时宜，它们不但没有为解决严峻的环境问题作出贡献，反而增加了城市的生态与环境负担，甚至造成“建设性的破坏”。

　　2.3　激荡与融合—两种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集中反映
　　东西方两种类型的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的景观设计学中相互影响，它们或者能优势互补，或者反而劣势相加。西方的客观分析方法加上东方尊重自然、强调整体性的哲学思想，无疑有益于处理我国日益严重的人地危机。但是把二元分离拆解的方法和隐逸与固守的传统模式组合起来，也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我们容易看到，一方面我们还在挥舞着工程技术的双刃剑随意处置自然，西方曾经犯过的错误还在我国继续着；另一方面我们仍陷入传统的误区，以为亭台楼阁加大屋顶的建筑就是民族风貌，奇花异木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户外空间就是生态园林。
　　在高度城市化、工业化和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里，面对千年不遇的危机，仅仅期待古典园林艺术或者西方的现代工程技术来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都是不现实的。中国当代的景观设计学科面临抉择，要么回到“独善其身”的隐逸文化中去，继续远离当代社会现实；要么直面人类生存的重重危机，重新定位学科的价值取向，就像Sasaki说的“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一重要领域。”

　　3　颠覆与回归

　　东西方旧的价值观都不能应对当代中国的新形势和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有颠覆它们的勇气才能破旧立新。新的价值定位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依然建立在对历史的批判和发展之上。所以又回到了学科的焦点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上。
　　批判和学习是对待一切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批判应该是针对那些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价值内核进行的，而不是对其外延表现或者具体形式的批判，否则容易陷入“白马非马”的逻辑混乱当中。比如对古典园林的反思，应针对其人地关系的虚假反映以及远离当代现实要求的内涵和价值观，批判在这种旧“园林意识”的指导下，把基于生态与人文要求的现代景观设计“硬塞进本来是欲抛弃的、已逝去的、死人的生活模式”（张家骥，2003）的当代古典园林之风中，而不是争论其文化遗产价值或者具体设计手法。当代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中外各个时期的古典园林都有大量杰出的作品传世，但是现在的自然社会背景及价值观和修建那些园林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若在现代推而广之处处模仿，那就其谬大矣。况且现在流传下来的古典园林反映的也不是当时真实的自然关系，而是园林主人头脑中虚幻的“美”的自然形象，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就批评过虚假的“自然”和病态的“美”，这种审美价值观显然是和当代的生态要求背道而驰的。正确的学习态度应该是“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察今》）。历代的中外园林精品是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文化和地域特色的突出反映，其中值得学习的就是把当时的地域特色和社会思想结合起来形成独特艺术的方法。
　　包括古典园林在内的传统高雅文化和社会生产生活中平民文化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的辩证关系，当“高雅文化”和下层基础建立牢固的联系时可以带动社会发展，当其远离社会基础成为少数人的空中楼阁时，这种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更不可为新时代所效仿。当代的景观设计学需要回到曾经诞生传统高雅文化的土壤中，回到社会民众生产生活的草根文化中汲取营养，由此建立新的“景观价值”：一种伦理、艺术和技术回归的价值观。
　　现代伦理学起源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尼采的价值重估和摩尔所开创的语言学分析。但是由于其“人类中心论”和本身的矛盾，不能指导解决现代复杂环境问题。从20世纪中叶美国环境学家阿尔多·尼奥波尔德(Aldo Leopold)提出土地伦理学说开始，西方伦理学开始回归到人与自然的统一。生态学也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确立自己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知识基础，进而作为一种有丰富内涵的隐喻和价值观进入景观设计学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中（唐军，2004）。与之相适应，艺术和美学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发展。20世纪初以后，表达意义或者意味的形式代替自然美学成为艺术的核心，艺术作为情感意向的符号，开始与普通人的理解和感受脱离而成为艺术家的专利。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艺术哲学开始颠覆“艺术的独特性范式”理论向寻常生活回归，哲学家福柯提出的生存美学或生存艺术(les arts del’existence)主张把生活改变成为具有特定美学价值﹑又符合特定风格标准的艺术作品(une oeuvre d’art)。现代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认为，“艺术不应该和生活不同，而是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杜尚用他的“现成品”艺术表达对以前的所谓高尚艺术的嘲讽，他说“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 （卡巴内，1967）。同时，世界遗产定义的范围也由帝王贵族的遗产发展到寻常百姓生产生活的工业、农业遗产。现代的应用技术需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符合“3R”原则的“绿色”技术正蓬勃兴起。这些变化反映了回归真实自然、回归寻常生活、回归生存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统一的趋势。
　　这种趋势是伦理学、美学和现代科技适应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也给当代景观设计学“生存的艺术”的定位奠定了基础。它反映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规律，能体现“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辩证思想。建筑历史学家亨利埃尔德提出的设计循环性思想更能说明这种辩证观，他认为任何设计艺术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创造性的革新—成熟、达到经典和理想—衰落和枯竭—到最低点时反抗旧思想的革命，从而开始一个新的向上周期，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如西蒙兹（1998）所言：“由于环境的冲击和生态的鞭策，又一次变革的时间到了。”

　　4　走向未来的“桃花源”

　　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现代建筑运动曾经试图担负起“救亡运动”的领导责任。赖特说：“在这方面，我看到建筑师成为现代美国社会文化的拯救者，一个针对所有文明的拯救者。”柯布西耶谈到：“有一天，当眼下如此病态的社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可以为它的病症开出准确的药方的时候，也就是伟大的机器开始启动的一天（柯林罗 弗瑞德科特，1984）。”他们这种结束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急切心情推动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兴起，却没能帮助他们实现拯救世界的目标。从麦克哈格开始的景观设计师重新担负起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领导责任，直到最近把学科定位为“生存的艺术”。定位以后的景观设计学科能否避免重蹈现代建筑运动的覆辙，真正实现宏伟抱负，关键还是在于坚定学科定位目标和尽快完善学科建设。
　　任何学科新思想的诞生之初都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代表，比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古罗马”，现代建筑运动的“耶路撒冷”以及作为生存艺术代表的“桃花源”。但是现代建筑运动并没有使“新耶路撒冷”理想得到随之而来的关注，由于批判目标变得模糊而导致了某种盲目性，现代建筑运动最后也没有促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柯林罗，弗瑞德科特，1984）。当代景观设计学需要统一学科认识，坚持理想目标，否则可能只是现代建筑运动的翻版，只会出现短暂的兴盛。
　　学科本身面临的问题也不少。随着景观设计学专业领域跨度的拓展，对知识的需求处在“爆炸时代”。在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新的问题不断产生，要求学科能适应挑战创造性的解决（吴人韦，2005）。Steinitz认为，景观设计师需要掌握270多门课程的知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学科内部分工越来越细，面对如此广阔、交叉的学科范围，作为综合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在构建了学科系统的骨架以后，急需建立学科内部的分工合作体系。（郭琼莹，2005）
　　未来的景观设计学科或者利用整合自然和人文的优势，在处理人地关系和人类生存问题上发挥更显著的作用；或者像现代建筑运动一样昙花一现，继而陷入内部分散并且盲目地纷争之中。这些都取决于提出定位目标之后的学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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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