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准备成为另一个乌托邦吗？

　　中国的城市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一个城市，即使我们仅仅离开六个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也会发现有一栋或两栋高楼又冒了出来。事实上，超大体量的建筑随处可见(图1)。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工业化会不可避免地带动城市化，自此以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就一直在暴涨。在1978年，大多数中国人还住在农村地区，只有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Song/Zhang，2002，p.2317）。而到现在，估计总人口的40％左右生活在城市里。目睹如此戏剧化的城市增长，作为规划师我就会问：当前的建筑繁荣会持续吗？或者中国的高速城市化速度已经越过了它的顶峰？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率增长，我们作为规划师将如何应对？到了要做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吗？

　　1　城市中国

　　尽管在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以后，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但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里，中国的城市整体上将继续显著扩张。“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城市化水平将增长到55％（Lü Junhua, 2001,p.16）。”但近来的预测报告预测2030年城市化率甚至有可能超过60％ (Swianczny,2005,p.60) 。如果这个数字准确，那么它大概相当于19世纪中期英国的城市化率。2030年，如果世界平均城市化率也达到60％，当然，到那个时候，中国出现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由如此快速的增长带来的巨大变化是让人不能想象的。当前，中国有4亿以上的城市居民，在城市人口数量上，中国已经位列世界第一。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估计还要在现有的人口数这个基础上额外负担5亿人。这样大的城市人口增长，导致了中国城市的持续扩张，也给城市景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里，人们总体生活水平已经显著提高。1952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是4.5平方米（Lee，1998，388）；到1978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只有3.6平方米(Lalkaka,1984,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享受着人均15.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建设部努力保证到2005年末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3平方米（中国日报，3月23日，2001）；一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庆祝在提高住房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目前的住房“越大越好”的心理也给中国城市和整个国家带来大量问题（图2）。用500平方米甚至1 000平方米的超大面积公寓，或者像某房地产项目里的超大规模别墅（那些别墅的最小单元面积都超过1 500平方米）来炫耀，这种现象对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协调的。最近，政府要求从2006年6月1日起，在任何新建的住宅项目中，小于90平方米的小户型住宅的面积至少占总的房屋面积的70％。尽管还有诸如单身家庭住房标准引起的一些问题，但这项措施已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考虑到前面所提到的挑战，现在不能仅仅等待政府去宣布一些新的规定，来努力“阻止我们”用高级复合别墅来占有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现在，需要质疑我们当前的规划设计态度，质疑我们已经这样了的城市。我们需要透过虚假创新的外表美化，提倡创新的思想和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需要把库哈斯对中国狂热的城市增长的庆祝抛到身后，寻求新的战略途径。现在需要恢复“乌托邦的理想”。

　　2　乌托邦

　　在一个国家中提倡复兴“乌托邦的理想”，是在人类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历史上进行的最大的“试验”，这听起来一定是天真和幼稚的。因为试图创建一个有完美城市（和完美人民）的完美社会而造成的巨大的苦难，仍然铭刻在人们心中。显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早厌倦了“乌托邦”，不希望再参与另外一个“乌托邦”的试验。当然，中国人不是唯一烧伤了他们的手指才从“宏伟的计划”中得到惨痛教训的人。“宏伟的计划”最初许诺了太多，到最后它们付诸实施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时常会比最开始的时候更少。因此，“乌托邦的末日”（Herbert Marcuse,1967）已经被宣布很长时间了。那么,当我们谈到中国城市未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提倡复兴“乌托邦的理想”呢？
　　在试图说明我认为中国城市需要“乌托邦的理想”之前，让我首先回顾乌托邦的起源和其最初的意图。“乌托邦”这个词可以追溯到英国人托马斯·莫里斯（Thomas Morus）爵士在1516年写的一本小说的标题（图3）。它是关于希腊语“eu-topos”—好地方和“ou-topos”—虚无之地/乌有之处的一个双关语。在莫里斯的小说里，他描述了位于虚构的岛屿上的一个理想的和谐的社会，就是所谓的“乌托邦”，它描写了一种自然和科技共生的现象。通过在“乌有之乡”为他的“好地方”布置的场景，莫里斯把他的乌托邦和现实分离开了。如同在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的乌托邦的小说《2440年：如果总是存在的一个梦》（1770）里的情况，第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反映了一个遥远的未来，这种时间和场所的置换，对作者个人起到了“保护罩”的作用。既然已经清楚地注明只是虚构的，同时代的人就不能指责作者写了政治性的材料，说他打算摧毁现行的社会秩序创建这种新的“理想社会”。
　　然而，除了这些或多或少的实际原因以外，我们发现了置换这种完美社会和其完美城市的其他动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就距离完美很远，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好地方”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只能存在于“乌有之乡”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的说，小说的目的不是宣传一种理想和完美的社会，不是说这种社会将要付诸现实或者分别阐明完美城市的规划蓝图。莫里斯的乌托邦更适合被理解为对读者所处的现实社会、现实城市下的“需要”的批判式反映。“读者所处的现实城市”指的是16世纪的英格兰城市。
　　在莫里斯所处的时代，阐述乌托邦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简而言之，单个的完美社会或者完美城市可以通过努力创造出来。像另外一些人，如荷兰文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已经指出这种思想和模式的潜在危险：乌托邦可能容易走向反面，成为“反面乌托邦”。反面乌托邦是乌托邦的对立面，一个剥夺公民权利、奴役公民的黑暗、压抑的地方。
　　除了成为“反面乌托邦”而不是乌托邦（“好地方”的意义）的明显的危险之外，致力于整篇设计乌托邦理想城市的莫里斯本人，也间接地指出理想城市的另外一个问题：它们是静止的。既然只有一个理想的形式，那么每个城市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莫里斯写道：“如果你了解了一个城镇，就会了解他们全部的城镇(莫里斯，1516)。”如此普遍的完美的城市模式不仅消除了所有的文化差异，也把地方文化和风俗一起消灭了，这也是发展的终止。一旦达到这种完美的状态，一旦形成理想城市的最终模式，就没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或者需求了。这种静态安排和城市生活现实的动态过程是对立的，它不能处理在经济、科技或社会结构等方面发生的任何的变化。

　　3　实现乌托邦

　　在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爆发之后，为找到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急剧扩张，这些城市变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这种城市里，你漫游数小时却没有离开建成区，看不见接近空旷区域的一丝痕迹……(Engels,1844)”人们构想出来大量空想的乌托邦的城市模式（图4）。作为对城市大众破坏性的、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和日益远离自然状况的回应，涌现了诸如索里尔·玛塔的线形城市（1882）、霍华德的花园城市（1898）以及后来勒·柯布西耶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垂直花园城市方案等模式（图5），这些想象试图“修复”城市和自然的关系（至少从人们的观点来看）。这些模式承载着一个承诺：结束现代工业城市不人道的城市生活条件，确保给所有人带来有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空气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与反映“虚无之地”的莫里斯的乌托邦不同，这些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想象和乌托邦城市模式设计并没有打算只停留在假想中，他们计划来实现它。
　　然而，那个时期缺乏技术和行政的力量，许多雄心勃勃的规划从规划到最后实施要等待很长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些年里，全球的许多，即使不是绝大多数城市所发生的或好或坏的事情，有许多可以追根溯源到一些梦想家很久以前在著述里的设想……因为当时时机还没有成熟，许多的这样的设想长期潜伏着……到最后，当发现和复苏这些设想的时候，它们往往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通过完全不同的机制，按照它们的发明者最初想象的方式得到贯彻执行。把这些设想按照当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社会政治环境里原有的样子移植过来。令人惊奇的是移植的结果经常是怪异的，有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Peter Hall,2002,2-3) 20世纪的城市规划的特点可以表述为试图实现“乌托邦”，并且以失败告终。

　　4　21世纪的中国

　　“随着‘速度’成为建筑设计的主要因素，建筑师起着厨师的作用，他们按照现成的食谱做菜。……建筑学的‘食谱’已经成为每个职业建筑师和学生必不可少的参考。现成的方案或者是以前的设计以最小的交替间隔循环使用着(林,2001,p.183) 。”在巨大的时间限制之下，从其他人那里找个模型、复制别人已经做好的方案，这对许多规划师来说，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创作的模型，把这些模型从它们原来的设计意图中孤立出来的做法，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家，任何临时引进的模型都注定要失败，或者至少会造成极大的长期问题。
为了创建一个更好的、不是完美的城市，我们必须对“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的观点提出挑战。我们必须要问，21世纪我们需要的中国城市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要问，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理想的城市规划模式的改编版本，例如柯布西耶的垂直花园城市的想象，是否真的是先进的标志？有着诸如高楼大厦和汽车以及具有先进科技魅力的西方现代化城市，对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而言，是否真的是一种合适的模式（图6）？中国的现代城市，是有着超大规模建筑、超大规模街道和超大规模交通拥堵的城市，这是否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市？这种沥青、混凝土和其他类似材料建造出来的东西，我们能不能自豪地交给下一代人居住？
　　为了给将来创建一个更好的城市，我们不得不“旅行”，“旅行”到遥远的乌托邦，到遥远的“乌有之乡”。我们甚至必须对抗我们自己的奇异和疯狂的想法，很像甘特·艾克特（Guenter L. Eckert）在1980年做的方案Die R鰄re那样的奇异。这个方案要建一个独立的建筑，其结构要沿着地球跨越35 000千米，供430万人（事实上是全部人类）生活在其中。我们要研究Edgar Chamless的道路城镇和Archigrams的步行城市。我们要阐明我们未来城市的乌托邦设想，这些设想不会为投资所限，也没有必须实施的负担。让我们放飞我们的思想，从乌托邦的理想中获得灵感。让我们讨论和分辨它们的利弊。为了发现我们当代城市的问题，让我们用乌托邦的理想来对抗我们自己。让我们展现乌托邦的创造能力。
　　然而，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城市，我们必须让自己远离建立普遍的理想城市模式的想法，这种“普遍的理想城市”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被倒进混凝土加工出来。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和城市都有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和气候特征，所以绝不可能有一种理想的模式全球适用。回顾20世纪早期，那时，规划师相信技术有普遍的治疗能力，唯一的理想城市模式似乎尽在掌握。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完全知道了一个事实，即科技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
　　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城市，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远离“完美”这种想法。20世纪的乌托邦模式宣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的所有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发现的，达到完美就是发展的终点，因此实现完美不可能是我们的目标。“新的乌托邦模式”不可能是一个固定或静止的事物。我们不是寻找倒入混凝土就能浇铸出来的理想城市模式，因为这种理想城市仅用一种确定的模式来规定生活，没有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留出余地。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框架，我们需要灵活的无限制的模式。它能给子孙后代留出发展的机会，并结合着他们的需要。这种模式包括了一种选择：一旦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结束，一旦城市人口减少，我们的城市可以对这种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为了应对前面提到的挑战，我们不能躲避前往乌托邦的旅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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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特·斯鲁格/By  Malte Selugga，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建筑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