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保护与协调发展

　　备受关注的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国际竞赛，召集落幕已多时，然而笔者的思考并未因此结束。新国博将如何协调与城市的关系，如何协调与老馆的关系，如何提高观展活动的质量，如何完善展览功能等这一系列问题，促使笔者回顾和重新审视各家投标方案。 

　　国博，这个重要历史建筑的改扩建，使保护和发展这两个对立统一的要素成为评价设计方案优劣高下的指针。 

　　协调保护与发展——整体性的保护理论 

　　设计或评价历史建筑的改扩建工程，应基于正确的历史建筑和城市的保护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相关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目前，国内外较先进的理论均体现某种整体性的保护观念。 

　　各派理论常常以立法和发布宣言的形式得到确认、支持和推广。1930年法国的《风景名胜地保护法》，首次将天然纪念物和富有艺术、历史、科学、传奇及画境特色的地点列为保护对象。它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此类法律，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其界定的保护对象主要是物质形态，而且保护方式趋于静态性，所以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对历史建筑、街区和城市的整体性保护概念逐渐兴起，并日益得到广泛认同。1975年欧洲议会部长委员会通过的《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特别强调了“建筑遗产是‘人类记忆’的重要部分，它提供了一个均衡和完美生活所不能或缺的环境条件”。其后的《华盛顿宪章》指出：“为了更加卓有成效，对历史城镇和其他历史城区的保护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完整组成部分，并列入各级城市和地区规划。” 

　　简言之，整体性保护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历史建筑或城市的保护不但包括保护对象自身，而且包括保护对象存在的环境；不但包括对物质对象的保护，而且包括对非物质对象的保护；不但应严格保护，而且应适度发展。 

　　可见，如国博这样的历史建筑，任何模仿原样式的加建都是值得商榷的。其原因在于，相似的视觉形象似乎构成了表面的和谐，然而实质上它却破坏了“原真性”，致使旧建筑包含的历史信息和遗迹难以被认读；另一方面，国博作为历史建筑，对它的保护不应等同于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为此，保护和发展更趋平衡，相辅相成。保护是基础，发展是升华。历史建筑不应被束之高阁，而应该随时代发展生生不息。 

　　改扩建中的整体性保护 

　　根据整体性保护的理论，分析各家方案从保护物质对象和保护非物质对象两方面展开。 

　　1.保护物质形态及其存在环境 

　　国博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象征意义，使其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是国博存在的物质环境，所以国博的改扩建也应对这一环境给予高度尊重和保护。（1）天安门广场轴线。天安门广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具有严整的轴线关系。维持并强化这一关系是保护广场空间秩序的关键。 

　　早年，国博东侧和大会堂西侧均为小体量建筑，对天安门广场南北轴线的影响较小。因此，该轴线及其控制范围在长安街沿线，主要通过国博和大会堂来识别和界定。随着国家大剧院和公安部大楼两座大体量建筑的兴建，它们对城市空间，包括广场轴线的影响力变得不容忽视。针对此变化，国博的扩建方案应使这两座新建筑融入到广场轴线的秩序中去，加强轴线的统治力而非弱化它。 

　　塑造和强化轴线的手段之一是建立对称关系。对称可通过建筑实体（国博和大会堂正是因为其和而不同的立面和体量塑造了广场轴线）和建筑物之间的城市空间来建立。 

　　大剧院与大会堂的距离是变量，其中最窄处约为110米。老国博与公安部大楼距离约为120米。前者与后者大致持平。考虑到大剧院退后较多，所以大会堂西侧街口的宽度较国博东侧街口稍大。若国博扩建占东侧用地50米，则与公安部之间距离只有70m，城市空间的尺度明显失衡。所以在此方面，笔者认为不占东侧用地最为理想。另外，由于透视近大远小的作用，模式6也值得考虑，并且国博东侧突出的体量得以和大会堂西侧相得益彰，遥相呼应。相比之下，高强度利用东侧用地对广场轴线和街道尺度和消极影响较大。 

　　此外，对称的空间和建筑使街道上行进的人们易于感受到一定的节奏，使城市在变化中实现了统一。（2）城市的体量布局和轮廓线。布局不但在平面（二维），而且通过制约建筑高度（三维），对周边环境，尤其是城市轮廓线施以影响。 

　　国博西立面中部高32.8米，两侧高26.5米，大会堂东立面中部高40米，两侧高31.2米。较低的高度使国博体量弱于大会堂，导致天安门广场的空间不够平衡。针对这个弱点，国博的设计者张开济先生曾做过一个扩建方案，即为博物馆增加一层。扩建后的国博不但高度和体量与大会堂取得了均势，而且立面改为重檐琉璃瓦，颇具民族特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扩建方案最终没有实施。此外，国博也较新建的公安部大楼低。在长安街上的某些路段，可以明显观察到这个不和谐的差别。它令东长安街南侧界面轮廓线缺乏应有的连线和完整。新的改扩建给修补这两个缺憾带来契机。从任务书可知，新国博的限高为32.5米，这一高度可使其接近或达到大会堂两侧各翼和公安部大楼的高度，使广场空间达到均势，使国博和公安部大楼构成的街道界面更为完整。 

　　基于以下分析，笔者认为，围合和完全占据庭院且不占东侧用地可营造更好的城市形态。由于现有西立面和北立面需保留，那么增加的高度必然在庭院或东侧用地的加建部分。如果只在东侧用地加建，那么高起的体量，在天安门广场便无法看见，因此无益于平衡广场空间。占东侧用地的布局使加建体量难以融入到原有国博之中，所以纵然其高度与公安部大楼齐平，也很难使轮廓线具有整体感。反之，庭院加建令人易于从天安门广场感知国博增加的高度和体量，并且在北立面也巧妙地融新于旧之中，所以效果较好。庭院加建使新建部分略退后于老国博，使新建部分在远处可见，在近处不可见。这样既达到了增加高度，充实体量的目的，又回避了处理新旧对比的问题。 

　　以上述布局为基础，GMP+建研院的方案利用现代技术及材料巧妙诠释了饱含中国古典韵味的重檐——这一建筑语素。（3）国博的内庭院和南北轴线。老国博在设计之初，为使其体量接近面积比其大得多的大会堂，不得不在平面中布置了两个矩形庭院。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庭院仍不失为它的主要特点，并深深刻上了时代的烙印（20世纪50年代的十大建筑中有很多都是包含庭院的“日”字或“工”字平面布局）。因此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此外，庭院也体现了我国传统合院式布局的特点，并包含内敛、含蓄等东方民族气质，因此它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可见，保留内庭院可使老国博的空间形态得以保留，使文脉得以延续。 

　　参赛的方案无一例外地保留了西立面，并且将扩建的平面布局沿东西向轴线对称展开。可见国博东西轴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南北轴线也不容忽视。若国博西立面因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及记忆，因此不可擅动，那么对于很多需每天经过长安街的普通市民而言，北立面也许更为熟悉不过。从认知程度分析，只有东立面由于长期作为后勤处入口，所以其形象不为人所熟悉，其他三个立面均具有较高认知度，宜妥善保护。如前所述，强化广场轴线的要点在于塑造建筑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对称性，因此保持建筑特点的统一性是必要的。从国家大剧院向东至公安部大楼，包括现在的国博，均有明确的南北对称轴。所以，扩建在保持国博南北向轴线的基础上进行。否则不但国博，甚至广场轴线都会因此变得含混。国博西侧不可能加建，所以保持国博南北轴线意味着东侧用地也不宜加建。可见，保持国博的南北向轴线和对称的南北立面是强化天安门南北向轴线的重要方式。 

　　保留内庭院和让出东侧用地都具有可取之处，但却不能两全。这体现了历史建筑保护的复杂性。对两类布局倾向的不同选择，则反映了设计者不同的价值取向——保护历史建筑自身或保护历史建筑的存在环境。 

　　2.完善城市功能，激发城市生活 

　　相对于保护物质形态，改善历史建筑和人的关系显然对于维系历史建筑的生机和提供使用者更丰富的体验具有直接的意义，这也是整体性保护的着力点之一。 

    （1）参与者。研究城市生活，首先必须研究它的参与者。观察国博游客的构成可知，其中主要包括三类人：乘地铁或公共汽车专程来参观的散客；随旅游团前来参观的团队；在广场游览后进入国博参观的散客或团队。现在参观人流基本从西入口进入国博。由于前两类人流皆自北面而来，因此若只开放西入口对其非常不便。针对这个缺点，任务书规定，新国博应北入口和西入口并重。从人性化设计考虑，在国博的南北轴线附近安排人流和相应功能是适宜的。 

    （2）内庭院与城市生活。占用庭院的布局可营造一条理想的南北流线，保留大量露天内庭院的布局则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在此类布局中，从北侧进入的人流必须经历室内→庭院→室内的流线才能到达大厅，这样的设计在夏热冬冷的北京值得商榷。然而问题并非不可解决。方案之一是庭院加天顶，即室外空间室内化。这也是许多世界著名博物馆改造的重要手段，如法国卢浮宫和英国大英博物馆等。通过此方法，众多老馆成功地营造出高质量的室内公共空间。可以想见，现有的国博庭院也具有很强的改造潜力。这是保留庭院的价值所在。 

　　此外，博物馆的城市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它正日益摆脱扮演教育场所的枯燥角色，而增强其作为市民文化休闲场所的作用。同时，博物馆也不再只是展品的容器，而且更是上演城市生活的舞台。这正是博物馆持久保有吸引力的关系。天安门广场作为政治性广场，很难具备完善的服务休闲设施，但是每天却有众多游客造访，这不免形成游客的休息需求和相关设施缺乏的矛盾。因此，向公众开放的国博理应提供为游客休息放松而设的场所。保留庭院为创造这类场所提供了理想条件。 

　　然而，现在的庭院还存在不少问题。除了加建天顶以改善受气候影响过大的缺点外，还应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 

　　①内庭院东、西两个界面游客入口少而集中，且其标高与首层标高相差过多，导致庭院可达性较差。此外，庭院四周展览空间的窗子皆为窗帘所遮蔽，导致庭院可见性较差。此缺点使庭院缺乏对游客的吸引力。 

　　②庭院周围和庭院内缺少配套服务设施，导致即使游客进入庭院，也很难驻留较长时间。 

　　③内庭院尺度较大。借鉴芦原义信的“十分之一”理论可知，室内空间的尺度控制应远比室外空间为小。因此，如庭院改做有天顶的半室内空间，应有过渡尺度和缩小尺度的设计。 

　　④庭院长期作为后勤功能作用，并禁止游客进入，导致它已经和公众的行为乃至记忆分离。 

　　改建设计应增进它和观展行为的联系。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完善的设计，保留庭院的国博对城市生活将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发展——完善展览功能 

　　国博的物质形态、环境、象征性、社会活动等等应加以积极保护；国博不完善的展览功能则应加以大刀阔斧的更新发展。 

　　1.展览空间 

　　高强度利用庭院空间，以至占满——这类布局对保护城市环境有诸多积极意义，然而对布置展览空间却有不少消极影响。最为直观的问题是建筑进深过大。填满庭院导致国博进深由原先不足40米激增至近140米。这样大的进深，在国外著名的博物馆中都是鲜见的。这样大尺度的空间，如果缺乏良好的室内物理环境控制，必将使游客的身心受到不利影响。即使有适宜的物理环境，在其中游览，辨别方向和位置也会非常困难，因此必须依靠大量而醒目的指示系统。此外，不同于西方展览馆中常见的大尺度藏品，国博藏品的种类决定其尺度大都较小，不需要很大的收藏空间的观赏距离。所以适宜的展览空间应是一系列分隔周到的小空间。这一点也是收藏东方艺术品的展览建筑的共同要求。总之，过大的空间不仅会对游客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也非藏品所需要。 

　　由于南北向和东西向流线的分割，首层被分为四个空间。考虑到首层还必须留出一定的公共空间和服务空间，所以每一块空间的面积虽然不小，但是形态都不够完整，导致使用上不甚方便。这类布局的三个例子，OMA在首层布置了捐赠品和临时展览展厅，功能安排尚可。清华+T.Herzog的方案布置了数字影院。而GMP+建研院的方案在首层中部是大尺度的公共空间。从图纸观察，其中并未大量布置引人停留的内容。因此，这个面积20000平方米以上的大空间不免有沦为单纯交通空间的危险。 

　　现有的国博立面开窗过大，无法提供展品所需的光环境，而且其他物理环境控制手段也陈旧落后，所以理想的布局应把展览空间都包含到拥有更好条件的扩建部分中去，而在老馆中安排研究、办公和后勤服务等功能。根据计算，两个庭院或东侧用地若建设3层建筑，可提供面积至少45000平方米，大于任务书规定的35700平方米展览区面积，所以展区置换的思路可行。 

　　老国博的展览空间呈线形布置，宽度大多不足30米，长度却远超过100米。这样长宽比的矩形空间方向性过强，导致展品陈列弹性较小，游客的观展路径过于单一，因此空间体验比较乏味单调。展区置换也可有效克服这个不足。 

　　某些占满东侧用地的方案便实现了展区置换，比如Forster+北京院的方案。相对而言，由于首层交通空间比重较大，高强度利用庭院空间的方案势必在老馆各翼安置部分展览空间，这对展品和观展都有一定影响。 

　　2.流线 

　　国博庞杂的功能决定它包含多种人、货流线。本文论论一般游客和后勤人员的流线。由于老国博采用合院式布局，因此游客和后勤流线都较长。 

　　由平面简图可知，所有方案都保留西侧主入口向内退进这一特征，即保留了面向天安门广场的柱廓空间。这样就延续了西立面虚实相映的风格和从宏大的广场空间向室内博览空间过渡的介入性空间，并且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流线。 

　　笔者认为，利用两个庭院或东侧用地扩建展览空间在流线安排上各有利弊。前者的优点在于西入口至展览空间的水平流线短捷，北、南入口至展览空间的水平流线亦短捷，且不需转向，满足了两向入口并重的要求。后勤空间围绕在展览空间四周，所以水平服务流线也很短捷。缺点是由于首层布置展览空间困难，所以进入大厅后需要再转换为垂直交通才可到达主要展览空间。后者的优点在于减少了垂直向的游客流线。缺点有两个：首先西入口至展览空间的流线过长，北、南入口至展览空间的流线不仅较长，而且需转向，影响可达性。其次后勤部分位于老馆，而新馆与老馆几何中心相距较远，致使后勤流线过长。既利用庭院，又利用东侧用地的布局类型作为前述类型的折中，优点虽不鲜明，但缺点也不突出，所以较为理想。 

　　综上所述，高强度利用庭院的布局对于保护城市形态有不少积极作用。相应的，高强度利用东侧用地的布局对引入城市活动和完善国博自身功能也颇有可取之处。因此，对于国博改扩建这样复杂，牵涉面众多的建设项目来说，没有一类布局是十全十美的。选择某类布局，实际上是设计者在权衡各方面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后做出的决定。 

　　鉴于国博改扩建的复杂程度，目前就各方案的优劣作出明确评价也许有失轻率。事实胜于雄辩。随着新国博的落成和投入使用，相信利弊得失会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