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建筑应走向何方？

　　编者按：本期栏目推出的“现代主义建筑应走向何方”与“停止中国城市恶俗建筑风”两篇文章，均系作者个人一家之言，本刊推出此两篇文章，旨在以博大、宽容之态含纳四方不同之观点，希望能给您以启示。

　　1972年7月，随着帕鲁伊特伊戈公寓在爆炸声中的轰然倒塌，似乎标志着现代主义建筑大势已去。一时间，“现代主义”已经死亡的论调四处泛滥。然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拥护现代主义，崇拜现代主义的理性美学观念。他们继承了现代主义的许多理论观点，并把这些观点、手法推向了新的高度。设计论点由简洁艺术处理转变为科学的分析与技术的表达，从而实现了现代建筑的第二次突破。这些人中间，贝聿铭无疑是位杰出的代表。正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属于第二代的。
第一代建筑师的空间过于呆板，缺乏变化，到了第二代则丰富多了；第一代建筑师往往忽略与社会和环境的结合，现在则非常重视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第一代建筑师认为建筑是住人的机器，如今则强调为使用建筑的人着想。一代胜过一代，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然而最近落成的北京中银大楼却似乎体现不了这种规律，难道现代主义建筑真的走向末路了吗？

　　这是贝先生设计的？的确，几个斜切的斜面和入口的组合，颇有“东馆”的影子。而转角处昂然升起的玻璃塔更使人想起“芝麻开花节节高”的香港中银大厦。细细品味，与“东馆”相比,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斜面与入口的组合上拖泥带水，实在没有“东馆”造型的简洁和特有的庄重典雅。几片斜墙除了增加一些异形的办公室，实在没有其它大的作用（入口没有它也够突出了）。缩头缩脑、精神不振的玻璃塔与香港中银相比更是缺少了明快和挺拔的气势。我想这是与一向以豪爽开朗而著称的北京人形象不那么相称的，更是与气势宏伟的长安街不够匹配，当然也与业主的初衷不符了。众所周知，几何性是贝聿铭建筑风格的主要特点。与许多其他的建筑师们相比，贝更加注意纯化建筑物的体型，尽可能去掉中间的、过渡的、几何特性不是非常肯定的组成部分，而保留下来的当然都具有鲜明的属性。然而在这里，看到的最多却是烦琐和多余。

　　侧立面一改沿街立面的繁琐和热闹，异常地简单。高墙耸立、方窗密布，给人以无法形容的压抑，倒是颇有皇城根的遗风。至于其侧面是否成为令人不能停留的“弃地”，估计就没人去考虑了。简单倒也罢了，也许并不甘心，在立面的中段莫名其妙地切一块斜角和加一片玻璃幕墙。似乎有建筑词汇贫乏之嫌疑：没有办法了，只好求助于两个最省事的办法：堆彻现成的符号或者造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画蛇添足,虽然颇有中国特色，也算是入乡随俗，但我想这是与贝老的身份极不相称的。

　　整个建筑造型看上去很“散”，缺少应用的“整体感”。其实整栋建筑用的建筑符号并不很多。更主要的是这样的建筑构图到底为银行这办公建筑带来些什么？正如东馆：对一般公众来说，那个三角形便是他们的欢乐所在；对专业艺术家来说，直角三角形便是他们的天地——“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于是两方面的人在里面各得其所。而现在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来来往往的顾客们在这庞大的体块中各得其所吗？

　　记得贝聿铭在接受香港凤凰台杨澜采访时，认为这块地给得太大了，以至于不得不在其内部挖了一大块中厅。既然占地太大，为什么不让地于城市，让地于公共绿化呢？这样总比现在仅仅用来种几棵竹子好吧。记得十几年前，贝先生在做香山饭店时曾声明他不接受北京高层建筑的委托。其作为建筑师所体现出的社会责任心令人钦佩。而现在贝先生是否还有勇气声明：在北京如果地基太大的方案也不做呢？贝先生设计时对模型效果的注重和推敲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可贝老是否考虑到城市片断式建筑物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的印象并不单单取决于他的形式，还与它所在的位置、功能，与人们生活和感情联系有关，建筑形式并非是给人们感情慰藉和支持的唯一要素。显然,这幢建筑在业主的要求和表达自己意图的冲动下对建筑的个性特征、外部表现力付注太多的热情了。

　　整个建筑不过也四平八稳，细细品味，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木纳之感，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可爱，或许可以赢得一些贵妇人们的偏爱。也许这些照片拍摄的角度和时间不对，在前段刮大风的日子里，黄沙蔽日，天空昏黄，这玻璃塔可能会浮现出一种壮观的假象。

　　当然大师还是大师，是我们现在所望尘莫及的。不过在这幢建筑上所引发的思考和困惑还是很多的：

　　一

　　长安街的宽度和所谓的宏伟气势可以称之为世界一绝了。在这条街上设计一幢有影响的建筑，应该是每个建筑师所梦寐以求的，于是大师们蠢蠢欲动。但这条大街上值得称赞不已的建筑却似乎不多见。我想贝聿铭在设计这幢建筑时应该是呕心沥血的了，恨不得把全身的解数都使唤出来，然而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晚节不保。这是建筑师本身的原因吗？就象那些男国脚们一上世界赛场就腿脚发软，心理紧张以至于动作变形。难道长安街就注定是那神奇的足球场？而大师就注定是那些心理素质不强的运动员吗？那么赋于这条街如此巨大魔力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

　　在这里，如果谁还要讲什么人的尺度和以人为本之类的话，必定会遭到众人的嘲弄。君不见，在这条大街上，一幢幢大楼都是孤芳自赏般地充满着“自闭”的情结，满不在乎地超然于城市街道上的世俗和生活。“人造建筑，建筑造人”，不知长安街要造就的是什么样的北京人和什么样的权贵们？

　　听消息说，有关当局还要将这条街再加宽50m。呜呼，那时长安街可真要魔高十丈了。也许只有当长安街不再是长安街时，优秀建筑才会脱颖而出。那时贝聿铭能重新成为贝聿铭吗？

　　二

　　争创世界一流已成为当前非常时髦和流行的口号。一提起建国家大剧院，某些人的脑中就会浮现出“悉尼”歌剧院的形象，投标时一定要强调世界“独一无二”及“标志性”。估计要建教堂的话，一些人就会对“朗香教堂”念念不忘。而这幢楼的主人们，头脑中是否充满着“东馆”和“香港中银”的情结呢？以至于贝大师索性把两幢建筑的风格来个合二为一。

　　但这种典型的浮噪和攀比的心态是如何产生的呢？要知道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欲速则不达。

　　现在北京城的马路一个比一个宽，建筑的体量也一个比一个大，好象“巨无霸”式的“超大超宽”就是现代的体现。其结果呢，马路越来越堵，人们出行也越来越不便，而空置的办公楼也越来越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北京也是喊得最响的，可是只见口号，不见行动。上梁不正下梁歪，全国形势可想而知了。

　　记得威廉·米切尔在谈论摩天大楼的发展趋势时，认为信息时代高层建筑已失去了其经济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气数已尽。因为它还是有存在的基础的，是人们的心理需求，如权贵们在顶层厕所小解时，俯瞰芸芸众生的心理感受是在低处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中银这个超大的中厅，显然不是为了人们的体息之用，人们一跨入中厅所发出的惊呼声才是主人得以陶醉的东西。这是别的所代替不了的。这就是所谓的“小解心态”吗？

　　三

　　贝聿铭在我的印象里一向是花钱的主。十几年前的香山饭店在这方面就引起了颇多的争议，毕竟那时我国还穷，没有现在的富有。何况现在造得又是银行的大楼，似乎理所当然地要在建筑上体现其经济实力。现在如果过多地指责其造价高，似乎太土冒了，我也不想对其所用的建筑材料和造价作过多的评论。不过据说这竹子一万多元一棵，石头一百万元一块，忍不住要多说一句。有钱怎么花都行，只是不要仅仅以花钱多而沾沾自喜，千万不要给人以造价高设计就好的误导，毕竟老贝在中国建筑师心目中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往好的地方想，老贝如果是想借此帮助山区的农民快点脱贫致富，那也许是件好事。

　　有这么一则评论：“如果北京不造无聊的中华世纪坛，全国的希望工程可以提前100年结束”。我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和很多人都缺钱，如何看待高造价与艺术的效果的关系呢？

　　四

　　问及“如何评价中国现代建筑？”一些老外建筑师们认为：缺乏特色，建筑材料及外部造型给人一种烦躁感……，并善意提出中国建筑应少一些对西方风格的依赖，多注重些中国传统建筑独存的风格等。

　　贝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早年在设计香山饭店时，就想找出一条道路，探索一条建筑传统风格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之路。在中国建筑界眼里，贝先生宛如救世主，似乎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就可以笔直大胆地走下去。谁知这一次，探索传统风格竟褪化为超大空间里的几棵竹子和几块石头了。其实老贝毕竟在中国只呆了十八年，现在仅仅是华裔而已，连华侨都不是。他自己也言必“你们中国如何如何”，我们大可不必自作多情。显然中国现代建筑之路怎么走，靠他来指路，勉为其难了。世上没有救世主，那么中国的建筑之路要靠谁来走呢？

　　我想柯布西埃，格罗庇乌斯等人如果看到这幢由现代建筑的第二代传人设计的作品，也会黯然泪下的。在这幢建筑上再也看不到建筑师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建筑艺术褪化为权贵们金钱和权力的象征，建筑艺术不再是技术的艺术，不再是时代内在结构的结晶，不再显示时代的面貌。

　　假如说，现代主义仅仅是表现风雅，与众不同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假如说它不再是个人的全面参与（这种参与要求具有更广阔的世界观），不再是明确表示对人类进步或技术进步的某种信仰，那么，现代主义的基础就是脆弱的，靠不住的。长期后，其合理性是令人担忧的。

　　在人类已进入新千年之际，在信息时代即将或已经来临的今天，现代建筑应该走向何方？它真的没落了吗？

　　作者单位: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