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

1、小引

　　都市的感觉像梦一般，都市的想象像梦一般。

　　旧时代的张爱玲，以《倾城之恋》描述了香港这座城市中发生的多边故事。琼瑶则多次描述了她的男女主人公穿行在旧时重庆寂寥的山城雨巷的情景。恍惚间，这两座在空间上十分类似的城市都出现在现代全球化的门槛里，成了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都市。可能是因为身处重庆太久而又从未与香港谋面的缘故吧，从城市空间形态上谈起这两座城市，又有了点说梦的意味。直到从香港归来，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努力寻找的是存在于两个都市的文化生活与心灵状态中独特的地域意识和文化记忆。

　　初夏的时候，终于到了香港。

　　经过深圳罗湖口岸的繁琐程序，在深港铁路线上快速穿越香港的郊野公园和新市镇，直到到达九龙塘地铁换乘站，看到行色匆匆的香港人，我才意识到我的确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上。地铁同样穿行在这片土地的地下，仿佛是在时空隧道中，车厢外快速闪过的灯光，让我对地上的香港充满期待。思绪中快速搜寻着我的建筑学教育中关于贝聿铭设计的隐喻竹子的中银、福斯特设计的高技派代表汇丰、严迅奇设计的万国通宝、伊拉克女建筑师哈迪德设计的解构主义作品HONGKONG PEAK，还有1997年香港回归时听说的香港会展和落马州军营、赤腊角机场……还有罗大佑歌声中的皇后大道东，耳熟能详的九龙、尖沙咀、半山、浅水湾、阳明山庄和庙街十二少……

　　经过几次方便的换乘，我从铜锣湾站钻了出来。

　　扑面而来的是空气中弥漫的麦当劳的薯条味道和浓郁的香水味道。望着高耸入云的建筑、狭窄却并不拥堵的街道、叮铃铃滑过身边的有轨电车，我想：在这车上，是否还有张爱玲《有女同车》里描写的那种总是唠叨自家男人的女人呢？

然而，我的嗅觉的确让我首先感受到香港，这是一个充满快餐味和时尚化的都市；行色匆匆、一路小跑的人们让我又体会到了“动感之都”的意味。

2、“废墟城市”与“普通城市” 

　　对香港的逡巡浏览，乃至从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意义上与重庆比照，其清晰的影像是直到离开它、在澳门游历一番后才逐渐形成的。两座城市的比照都需要以澳门为参照。

　　为什么我的同事中去过澳门的人不再想去第二次？

　　在外人眼里，澳门恐怕除了赌博以外，再没有什么特色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澳门中心一个山顶上的“大三巴”牌坊。澳门人真有意思，“三巴”其实就是圣·保罗(St·Paul)的汉语音译。那个在大火中只剩下这面墙壁的教堂废墟，现在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人们在它面前的大台阶上合影留念，其意义总是让我想到“废墟”。正像重庆古城3　000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历史遗存一样，可以让我们发怀古之幽思，感觉到时间的存在和空间的变迁。

　　香港回归七年了，除了那些读起来怪怪的街道名称和地名(如弥敦道、轩尼诗道等)之外，在我这一个都市漫游者的眼中，英国殖民主义的痕迹，真是难以搜寻到了。我在金钟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店铺贴出了20世纪40年代的店铺大楼照片，可是今天看来已没有任何继承性的痕迹了。澳门好像不一样，同样的殖民历史，回归五年后，在“大三巴”牌坊所在的新马路地区，仍有一条完整的葡萄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街区。三四层楼高的建筑，到处忽闪而过的葡萄牙文，低矮的柱廊骑楼，精致的石块拼装而成的小路富有曲折蜿蜒的空间情趣，葡萄牙风格的山花窗格，加上小巷远处对景山丘上明亮处的“大三巴”牌坊，使我想象这葡萄牙式的文化，与大英帝国文化的霸气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存在，令人饮来微醺，感觉到历史的幽微的所在。

　　其实，大三巴牌坊就是一个废墟，历史的残片，它所代表的澳门，与维多利亚湾一群高低错落的摩天大楼所代表的香港，以及人民大礼堂、朝天门广场、解放碑所代表的重庆大不一样。

　　可以将澳门称为“香港的历史废墟”，目前在香港看不到、想不到的历史痕迹仍然存在于澳门。

　　试图将澳门进行现代化装点的葡京酒店和赌场，实际上与整个澳门是格格不入的。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赌博与色情，将澳门拉入全球性体系中。

重庆介于澳门与香港之间，这个竞相建设高楼大厦的新兴直辖市，其历史的遗迹大都隐匿在都市丛林之中，极难看到遗址和废墟，即使有，也一定会为了游客而被包装起来，成为一个时髦的场所。

　　哈佛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学院教授，那位设计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扭曲型建筑形态的荷兰籍教授—蕾姆·库哈斯预期了这种城市在全球化话语下的历史发展趋向，称之为“普通城市”(Generic City)。这种国际都市的新范式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大陆都很明显，香港就是一个“普通城市”的绝好写照。它的特征是：拥有国际都市通用的模型，如大无边际的国际机场、酒店、高架路、摩天大楼等。一切“普通”，兼收并蓄，没有历史的自觉，多少都有点殖民与半殖民的历史经验，而现在一下子又跨入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全球化时代。它们的文化遗产、记忆与创新相对于历史的厚重，显得“轻”与浮华。

　　我走在与维多利亚湾疏离的旺角和油麻地，庙街迷离的灯光夜市地摊之中，恍惚间觉察到，这个具有全球性符号色彩的城市，正惊人地淡忘着其真实的历史。香港，从小渔村到被英占领、殖民、日据、经济起飞、《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回归前的争斗、回归、特别行政区的设立、金融风暴的侵袭等，它多重的经历，使历史一次次地被改写，人们根本无法知晓它的原貌，只能在表象上看到一个后现代都市文化中拼凑起的大杂烩，而这相对于我的初次到来，仍然是具有革命性的样板作用，表现在它的现代性的交通理念和交通方式、城乡一体的布局模式、可以适时逃离都市到郊野的自然休闲空间和管制方式、城市与建筑融为一体的空间科学，以及都市策略性发展规划的公众参与上。这或许也是“普通城市”的一个普通做法。

　　可是，香港城市不长的历史，反倒为其毫无顾忌地“拿来”和创新提供了契机。徜徉在现代主义风格、殖民主义风格和未来主义风格的拼贴建筑群落之中，肉眼接收到竹子般节节而上的中国银行大厦的信号，突然间联想到《卧虎藏龙》中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如风般飞行在竹林里的场景—竹子顺势地弯曲，伴随着萧萧的竹叶撞击声，轻轻承接着周润发沉重的肉身和杨紫琼轻盈的步子。香港的电影折射着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内涵—即便是外来的、借来的，经过它的复制与重裱，也能为我们制造出一种本土的文化认同和骄傲。

　　重庆在发展，其历史和文化记忆仍然必须处处为其所用。壮丽的渝中半岛还将建造两处超高层的城市之冠，它也越来越像香港的维多利亚湾，但是日趋同化的都市形态下面能否创造同样与异样混合的都市生活，这仍是我们规划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重庆必定具有与香港不同的都市生活特质。创造新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也是规划。

3、室内的郊游

　　我在香港主要靠徒步。因为在地下乘地铁，方便快捷却毫无观察对象，人们虽面对面，但都漠然，除了“注意月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gap)的提醒外，绝无表情；公共汽车走走停停，隔着车窗与城市疏离着；的士太贵，且速度太快造成更大的疏离。

　　只有走，才能让我在香港四通八达的步行体系中迎面看到人们神色各异的脸和千姿百态的背影，才有与人交流的可能，这很重要。步行这种行为是可以用来帮助思考的。

　　但在重庆，我没有走的习惯，因为提供步行的路径太少、太窄、太不成系统、太不安全、太不方便、太累……香港不是这样，我感觉这座城市的所有建筑和外部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整体。如果缺失一栋建筑或一个小广场，这城市就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

　　我从上环港澳码头信德中心出发，顺着人行道一直往东走，竟然可以一直在一个又一个建筑当中穿行，乘自动扶梯不断变换着高程消解山地城市建筑之间的高差，一会儿走在二层带雨棚的建筑外廊上，一会儿又从马路左边穿过天桥走到马路右边。中环的中国银行和长江实业大厦指引着我行走的方向。沿途不断闪现的指示牌告诉我身处的位置，以及该向哪儿去，沿途有着无数商店、长廊、自动扶梯(或公共电梯)、公交站、地铁换乘站，在狭窄的城市街道上空不断变幻的街景和忽隐忽现的海湾，仿佛让我正在体验着一个中世纪的罗马城—不断变化的视点和漫游路线创造出不断变化的城市空间序列，只不过其尺度是非常巨大的。

　　香港都会区是一个整体的线性存在。港岛的城市线性发展在湾仔形成一个突起。当我从天桥上远远望见会展中心时，感觉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城市空间—在一片密集点状向天空发展的丛林里，惟有它，向海里水平舒展着它俏皮的翼身。如果缺了海，会展的美是令人遗憾的。它将人引到它的身旁，使人脱离纷繁的城市暄嚣，可以在金色的紫荆花下听听海声。还有，极具传统色彩的佛像与极具现代感的建筑与城市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本身就值得思索—或许在现代化面孔下的香港仍旧存在着一种超然的“集体无意识”精神吧，它与形态表象中的“集体无意识”共同构成香港城市的整体性。

　　香港的城市整体性实践了日本建筑丹下健三的结构主义城市哲学。丹下健三在名为《东京1960》的城市规划作品中，创造了一个结构主义的城市空间：东京在东京湾上空向海里延伸，向海上延伸的“城市轴”打破了东京向心的、封闭的城市结构，城市轴上的锁状交通系统有着分段发展的可能性，城市具有了线性的开放体系。塔状的“中核”系统包容了所有竖向交通和各种设施动脉，因此，城市与建筑因此联系起来了。这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表达方式，突出了内部空间的交流关系。结构在这里物化成建筑各部分彼此联系的交往空间，是一种功能向另一种功能过渡的中介。城市同样因为有着丰富多彩的外部空间而将建筑连接在一起，使城市获得整体性。香港的城市整体形态不像《东京1960》那样规则有序，却也包含了一种结构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所有的城市要素都在城市的整体性中获得意义，没有哪个部分是多余的。对于我这样的都市漫游者来说，我所感受到的“集体无意识”便是往东、再往东，一定可以走到铜锣湾柏宁(Park Lane)酒店—我下榻的地方。

　　香港新界中的新市镇更有意思，它们的城市规划构思极其相似：高层高密度地集中紧凑发展、以地铁枢纽站为核心的城市中心、核心步行化的交通方式，这些在沙田、将军澳、东涌等新市镇都是这样。这些新市镇的平均容积率(香港称为“地积比”)一般都在5以上，30层～40层以上的住宅是普遍的高度。

　　在沙田，住宅就在红色墙面的新城市广场(New Town Plaza)上面，地铁站和公交总站就在新城市广场边翼，你生活所需的一切就在新城市广场里面。因此，我惊讶地看见许多穿着拖鞋逛超市的人，可能就是从上面的住宅里下来买急需用品的居民。从家里经过人行廊道走到商场，可以风雨无阻，在商场里转乘地铁估计不会超过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九龙、中环和湾仔。如此紧密地将住与行联系在一起是香港的一大特色，它创造了一种有人情味的社区。

　　我就在新城市广场找了个叫“风月堂”的地方吃午饭。精致的红色橱窗、几级红色的台阶，加上正午的阳光正好从上面的黄色钢桁架玻璃天棚中倾泻在红色台阶和绿色对墙上，一下子就将一个别致的小吃店从整齐的室内通廊中显现出来，真是处处有匠心！

　　琳琅满目的衣物模特和商店都被一个个巨大的玻璃天棚覆盖，但其尺度还是宜人的。在东涌—这个赤腊角国际机场的所在地，机场专线铁路和高速公路在这里优美地划了一个平曲线，将东涌切割成一个扇形和外围地区。地铁东涌站也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建筑就以它为中心呈环形布置，人们可以从机场、住宅步行到这里换乘。巨大的玻璃天棚漂浮在十几米高的地方，同样巨大的浮法玻璃一直落地，钢支架和钢柱都被漆成白色，还有类似希腊柱式的卷杀，非常精致，令我想起了雅马萨基的典雅主义建筑。主要大厅的两边并没有设置商店，只听见人们的皮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碰击所发出的各种脚步声。

　　在这里步行，就像是在室内郊游，感觉一切都那么自然、舒适、便捷、静谧。

　　衣食住行在此是一体的，谁也分不开。

　　对我来说，商场曾是我日常生活的延伸，在香港，我感觉商场也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香港人来说，或许从卧室到商场，也不过比从卧室到客厅多几十步路而已。

4、夜色与郊野

　　香港的夜色与郊野是很具特色的。夜色代表了高技术下香港城市的最高级形态表达，郊野则代表了人们定期不定期远离城市的自然表达。

　　从旺角走到尖沙咀星光大道已是黄昏。这天天空中有雾，远远望见维多利亚湾对岸如海市蜃楼般漂浮在海天里的港岛从上环到北角一线展开。高达数百米的世界贸易大厦顶端已没入云层。这时候绝大多数大厦都还没有开灯，只有顶部的广告字牌迫不及待地闪烁起来。我就坐在岸边静静地等待着夜色的降临。

　　海就在脚下，一下又一下拍打着驳岸，一艘艘游船忙碌地穿行在海湾之中。特别是一艘棕红色的木船，做成龙的形状，树立着高高的桅杆，在海风的劲吹和海水的拍打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看得我发呆。这时，对岸已是华灯初上。

　　最引人注目的是世界贸易大厦顶端将云团染成一片藏青色，所有的大楼都开启装饰灯和内部的照明灯，开始了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灯盏如繁星一般闪烁在天空里，随着建筑的天际轮廓线起伏跌宕，背后港岛的山顶也被一串灯勾勒出一条漂亮的曲线。光影和云影在海水的倒影里荡漾成一团，建筑也随自然弯曲的港岛边缘向远处蜿蜒，最后消失在夜色的雾霭里……

　　回头看时，香港科技馆被泛光照得如同夜色里的一座灰色的雕塑，英国新古典主义样式的大钟楼越发显现出其厚重的古铜色表皮。如果说对岸的港岛是一台无声的演出，那么九龙、尖沙咀这边因为身处其中的缘故，成为一出喧嚣的城市轻喜剧。古典主义刻板样式的半岛酒店和大钟楼，在贝壳状轮廓的科技馆和硕大无比的超级商场海港城的映衬下，默默地对话，全然不顾周边城市的嘈杂，只有半岛酒店旁边一栋现代主义“火柴盒”楼顶，李嘉诚的公子开办的“盈科通讯”的霓虹灯广告试图打破这一格局，不断地用变幻的光束骚扰着它们。与重庆的夜色相比，香港的夜色太过奢华。

　　脱离城市，我又去了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与新市镇是紧密相联的。郊野公园和其它保护用地占了全港土地面积的68％，这对寸土寸金的香港来说可谓大手笔。1947年，英国政府委派著名的城市规划学家艾伯克隆比(P·Abercrombie)爵士为港督的规划顾问。1948年，他提出香港最早的长远规划文件，主张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提出修建过海隧道、填海造地、重新布局铁路位置、搬迁兵营、扩大居住区和工业区、在新界发展新市镇等，这些建议的实施为香港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港督麦理浩决定开辟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是受严格法律保护的公共区域。我们去的西贡郊野公园规模最大，包括储存东江水的万宜水库。

　　公园真蓝！天、海、湖、山都是蓝色的。湛蓝的海水在清风中轻拂着乱石堆砌的驳岸，自然的小山丘或圆或方，争先恐后地探入海水里，黛绿色的植物仿佛给它们披上一袭薄纱，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红灰色的脚。远山一叠一叠退到了海天一色的地平线上，真想不到这儿竟然也是香港！

　　重庆实际上也有建立郊野公园的条件。都市区内各种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外围组团(类似于新市镇)间的隔离绿带，都可以划为严格保护的郊野公园。同时，还必须建立法律保障体系保护郊野公园不被侵噬。

5、后记

　　本来按照主题，双城记还是应该写两座城市。但辍笔后发现，关于重庆的篇幅太少。在叙述中过于关注香港的状态，但即使这样，我仍然不想修改主题。因为香港不是重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以到达的彼岸。写香港其实就是在写重庆的未来，二者互为“他者”。比照香港，重庆不是想不到，而是难以做到，难以做得那么纯粹、那么好。顾此，香港的“出席”与重庆的“缺席”不是偶然的，重庆正在行色匆匆地赶去，争取这场盛大演出的机会。

作者简介：余颖,男,博士,注册规划师,现任职于重庆市规划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