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城市还是破坏城市？

　　1997年，我开始反对“城市化妆运动”，也就是城市美化运动的时候，人们很吃惊。很多人把城市化妆看成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是我认为很多人是在错误理解城市的现代性，他们事实上是在用封建意识和帝国心态来建造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 

　　为什么中国很多城市会出现欧洲巴洛克式的广场，出现那种一元的建筑语言，一律对称的格局甚至照搬一样的图案？这种风格在欧洲是象征君主王权的，就像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一样，它会有一条非常严谨的轴线。你看很多城市的广场都是这样，一个政府大楼，中间一个大广场，一个中轴线。而在广场的另一侧有可能就是流着臭水的平民街巷。建设这么巨大的广场是花着纳税人的钱，它能给城市带来什么好处？对环境有什么改善吗？没有。这些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多年来，“广场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中心广场”、“时代广场”、“世纪广场”、“市民广场”，一个比一个气派，一个比一个恢弘。但仔细看看，不少城市修建广场不是为了发挥其基本功能，不是为老百姓而修建，而纯粹是为了美化城市，为了展示某种东西，突出纪念意义，或是炫耀政绩。原本绿油油的草地甚至郊外稻田，突然变成一块铺满花岗岩的广场，没有座椅供人歇息，铁丝网将人拒于草地之外。炎炎烈日下，广场成了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的热锅。有些城市广场被当成室内厅堂来做，以贵为美，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岩比抽水马桶还要光滑。结果，下雨、下雪天，广场成了溜冰场，老人孩子不敢行走。由于将商业活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排斥在外，夜晚的广场即使华灯灿烂，也是一片死寂。城市广场成了“没有人性的广场”，“无人的广场”。 

　　为了美化广场，不惜巨资修建的大型喷泉、华灯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景观，因日常运行费难以承受，不得不长期闲置，只是偶尔做做展示。在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广场是一个摆设，只有市府主楼是最好的观景点。而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平民街巷和垃圾场…… 

　　广场是人与人交流的场所，使用者是普通百姓，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女人、儿童、老人，还有残疾人和病人。广场是为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娱乐设计的，他们才是城市广场的主人。而那些讲究气派或仅仅强调展示性、纪念性、标志性的形象工程，最后只能成为失去意义的城市摆设。 

　　高速的城市化运动，使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等土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中国的大地景观正发生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的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我们在任意地虐待、糟蹋着有限的土地。土地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死猪肉，一块块切割掉、卖掉，它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变得支离破碎，土地的血脉被切断，山水的自然格局也遭到破坏。古人说了，断山断水，是要断子绝孙的。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我们的城市也将会死亡的。 

　　美丽的山林，被无知地“三通一平”掉了；好端端的粮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非常动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变成了人工河渠。水与土地的分离，导致河流失去自净能力，加剧了水污染的程度。流水变成了死水、臭水。光洁的水泥花岗岩护岸，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域，变得寸草不生。一条自然的河流，原是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现在连老鼠也不光顾。在大地景观中，生态健全的水系统构成的绿色通道网络，恰恰最具有蓄洪和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现实原因是什么？主要就是暴发户意识。中国现阶段的特色，就是财富的突然暴涨。钱的来路决定了对待钱的态度，辛辛苦苦累积的钱，人花起来会很认真很节俭。如果这钱是一夜之间骤然得到，或者干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难免会被胡乱挥霍。在这个时代，“暴富”的也包括管辖城市的政府本身，它通过转卖土地，把原来潜藏在土地上的那部分价值变成了政府收入。这钱来得太容易，只要用笔一划就有钱了，所有对于这部分钱，有的城市政府花起来会很不珍惜。 

　　土地开发商也是暴发户。他的资源就是土地，他利用土地做大量的房地产交易，这也是在中国当下才有的现象。房地产商的利润本来是很低的，在国外达到20%就不得了，而在中国居然能达到30%、40%甚至50%。暴发者的心态就是把金钱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他就要把楼盖得很壮观，装饰得很华丽。我们可以看看街上的广告，都是在以富豪的消费模式导引时尚和潮流。体现在城建上，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贵、奢侈，什么就是好的。除了到处建摩天大楼、城市广场外，还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 

　　除了暴发户意识，还有封建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封建意识在左右着当代城市的建筑环境，这就是长官意志，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听上面的”。城市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这样就出现了种种讲究气派、展示豪华和凸显纪念性的城市景观。另外还有草民意识。官僚们的潜意识会经常影响城市建设，使城市景观根本漠视普通居民的存在。城市设计不是为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需要服务。为了获得上级的欢愉、赞赏，这种设计可以牺牲万民的利益。 

　　城市设计对超大、豪华和标新立异的追求，还导致我们的许多城市盲目引进国外设计师的惊世之作，把奇特、怪异当作前卫时髦，而不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曾经在国际会议上警告外国同行们，在中国大地向你们敞开欢迎的胸怀的时候，不要对中国大地上的自然、人民、文化和“土地之神”视而不见，甚至采取藐视的态度，不要用你们的景观垃圾来填塞正处在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中国的开发商和市长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甄别能力，很容易被张扬的、形式主义的建筑和景观设计所迷惑，所以，国外来的设计师们，要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土地，如同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土地一样，应该把自己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坦白地告诉给中国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们。 

　　我认为现代化城市景观应该考虑两大问题，就是民族身份的问题和人地关系的问题。我有两个指标作为判断城市景观好坏的标准。首先，看它的景观是不是具有民族身份证，是不是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它既要现代的，又要中国人的；其次，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环境负荷的减少。我们现在的建筑更多是在模仿古人，模仿中国的古人，模仿欧洲的古人，我们使用的建筑语言都是死的语言。中国当代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要用活的语言，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语言。 

　　现在到处是国外的奇花异草，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认了巴黎爹、罗马爹、纽约爹，恰恰忘记了自己是重庆人、武汉人、山东人，最后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爹娘。人迷失了，没了根，最后只会感到空虚。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追求奇特的阶段和异常的阶段，一时之间忘记了脚下的土地和脚下的文化。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土地是美的，我们的稻田是美的。必须回到寻常和自然的状态。我们要为人的日常生活建造城市。科学和民主、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科的革命，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 

　　科学地建设城市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城市社会学的，也就是关怀城市的居民。比如，城市中有大量的平民，这么多的平民没有居所怎么办？这么多平民的卫生条件差怎么办？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广场，它要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另一个层面是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有好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对待山川，如何对待土地？我为此而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城市不建什么。城市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像河湖、山林、湿地、农田等，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谁也不能动。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同样，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如果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在未来的城市环境建设中必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决策者和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说：大地是有内在价值的，土地是有生命的，它是个活的系统。这个活的系统告诉我们在大地上该干什么，人跟土地的和谐关系是什么样的。思考方法是把仅有的生态学认识，通过叠加的方法也就是千层饼的方法，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综合考虑，最底下的是地质、地貌、植被、水文，然后是动植物的分布，人的活动。这样一层层叠加，进行土地的适宜性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告诉人们该如何利用土地，该保护什么。 

　　因此，景观设计归根到底要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们日常的需要，这应当是现代城市设计的不二法门。一片林荫、一条河流，一块绿地，无不潜藏着无穷的诗意，保住这份诗意，它一定会让人获得身心再生之感。 

　　俞孔坚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