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规划”

　　“反规划”是应对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在市场经济下城市无序扩张的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途径（俞孔坚、李迪华，2002，2003）。“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它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本质上讲是一种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自然与绿地系统优先的思想不是作者的发明，我们的先辈包括Eliot(艾里奥特)，McHarg（迈克哈格）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有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见俞孔坚，李迪华，2004)。但“反规划”远远不是绿地优先的概念。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与土地忧患背景下，作者之所以用“反规划”概念，不但希望能把一些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更主要的是想传达更丰富的含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思城市状态：它表达了对我国城市和城市发展中一些系统性问题的一种反思；
　　第二、反思传统规划方法论：它表达了对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
　　第三、逆向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城市土地开发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
　　第四、负的规划成果：在提供给决策者的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构成城市发展的“底”，它定义了未来城市空间形态，并为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开发松绑。

1　反思中国城市状态
 
　　快速城市化对当代中国人居环境提出以下几大挑战： 
 
1.1　挑战之一：关于区域景观格局、生态安全及城市扩张

　　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工程建设使大地肌体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摧残。具体表现为大地景观破碎化、自然水系统的严重破坏、生物栖息地和迁徙廊道的丧失。城市的扩张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同时认识到，土地是一个生命的系统，是有结构的，不同的空间构型和格局，有不同的生态功能。所以,协调城市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决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
　　因此，当代城市和区域规划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战略性的景观结构、一个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以高效地保障自然和生物过程、历史文化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同时给城市扩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1.2　挑战之二：关于自然服务与城市生态安全

　　土地生命系统为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提供包括食物生产、空气和水、旱涝调节、审美启智等生态服务，或称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Daily, 1997）。但我们却过分相信自己的技术力量来创造一个人工的系统，试图控制包括水和大气过程在内的一切自然过程，来满足城市人的需要，而不是利用自然做功。结果，使自然的服务功能全面下降，最终导致城市和国土的生态安全危机。
　　所以，规划师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如何高效地恢复和增强土地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增强城市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和免疫力。

1.3　挑战之三：关于城市结构和功能

    1999年的《北京宪章》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作“混乱的城市化”时代。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在毁掉一个作为城市母体的生命土地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用我们的智慧去建设一个高效的城市肌体。相反，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个结构畸形、功能混乱、行动别扭、体态丑陋的城市怪胎。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不但继承了西方工业化时代的城市问题，并且还附加了中国这个时代特有的城市弊病，包括：机械的功能区划带来城市效率低下，交通对小汽车的依赖，“化妆”的城市代替功能的城市，休憩系统的破坏，等等。
　　在城市的所有功能中，居住和生活是首要的功能，其它功能本质上都是为了人的生活而发生。当今中国城市结构混乱和功能低效的原因在于我们有意无意地从根本上忘却了建设城市的居住和生活目的。那么，依据什么来建立一个城市和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
　　生态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最根本的依赖，和谐的城市结构和功能关系和“宜居性”最终来源于人和土地的和谐关系。任何一个脱离土地和人的本质需要的理想城市模式，都不能实现这样一种和谐。

1.4　挑战之四，关于城市特色

　　城市的特色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历史人文景观和城市建筑风貌，她最终来源于地域景观的自然过程和格局，以及人对它们的适应；适应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时间使这种适应过程淀积为乡土文化景观或历史文化遗产。所以，解读和重塑城市风貌，必须从认识地域的自然过程和格局入手，也必须从人地关系、从当地人对土地的格局与过程的适应机制入手，并最终归于重建当地人地关系的和谐。
　　面对上述问题和挑战，我们习惯于采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结果，只能使城市的整体生存状态日趋恶化。“反规划”强调用一种全面系统的空间规划途径，来综合地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安全和健康的城市。

2　反思规划方法：理性建设规划的谬误

　　城市问题并不是在个别城市发生的，而是系统性的。所以，有必要对现行城市规划方法论进行反思，这里主要是关于一直被中国规划界沿用至今的“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理性发展规划模式的反思，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市场经济挑战传统规划方法
 
2.1.1　来自实践的置疑

　　当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时，以计划经济为前提的传统规划途径存在的合理性何在？来自城市规划和管理一线的规划师们强力地感到现行城市规划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城市发展的需要（孙施文，2001；周建军，2001；周冉，何流，2001；如邹兵，陈宏军，2003；姚昭晖，2004；吴之凌2004；陈鹏，2005）。正如杨保军所说（2003）：回头看看我们编制的总体规划，哪一个不是在描绘美妙的蓝图，充满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希望从来没有实现过。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划制定、审批和执行程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方面似乎已有明确无误的共识（陈秉钊，1998；雷翔，2003；吴良镛，2003；2005;仇保兴，2004，2004a；唐凯，2004；赵燕菁，2004；陈岩松，王巍，2004；汪光涛，2004,2004a,2005；王洪，2004；周干峙，2004,2005；邹德慈, 2005）。而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的现实，一切国外的规划理论和方法都同样值得怀疑和完善。科学发展观在呼唤与之相适应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2.1.2　困惑中的探索
　　进入21世纪之后，更强烈的城市发展压力和对土地的需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传统的城市规划编制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因此才有近来的概念规划、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和近期规划的种种有益的探索。城市概念规划和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试图在纵向的时间轴和横向的空间轴构成的坐标系中、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区域关系及环境与资源特点中，把握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由此来减少或消除规划对象和目标的不确定性，从而保全传统规划方法的合法性（仇保兴，2003；邹德慈，2003；罗震东，赵民，2003；戴逢，段险峰，2003；顾朝林，2005）。
　　而近期规划则试图从当前的可确定的目标和需求出发，制定可操作的近期实施规划，以便克服总体规划往往远离现实、不可操作的弊端（杨保军，2003；王富海，2003）。
　　也正是在当前“非常规”的发展背景下，吴良镛（2003）提出了从“战略结构规划-行动计划-城市总体设计”三个方面对现有“正式的”规划体制进行完善的框架。并指出“在当前‘非常规’的发展条件下，如果仍然以一般的方式照章办事，其结果将是非常危险的，应逐步酝酿建立新的规划体制。
　　对上述改良式的规划体制改革，有的学者显然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如赵燕菁尖锐地指出：以“规模-性质”为依据的城市规划体系（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愈来愈不适应市场经济多变的需求，规划师们徒劳地试图在老的体系内改进自己的工具（最典型的是最近颇为热门的“近期规划”），而对规划基础的改变却浑然不知（赵燕菁2004）。
　　“反规划”则正是在吸取众多仁人志士的探索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条解决中国“非常发展时期”的一条物质空间的规划途径。它对传统的基于发展计划的规划在方法论上指出一条根本性的改革出路，它从建设规划方法论，转上不建设规划方法论；对规划师来说，从主要进行有计划的建设规划方案的制定，转上优先制定不建设规划；从被动的因开发建设需要而进行的规划，走向主动的为生命土地和城市整体的安全和健康而进行的规划；政府和规划主管部门也将转向城市经营和城市管制。正如仇保兴所描绘的(2004b): “规划和管理的重点从确定开发建设项目，转向各类脆弱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包括：推行四线管制，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绿线，紫线，蓝线、黄线（城市交通线）。”

2.2　对理性发展规划本身的质疑
 
2.2.1　城市系统具有作为理性对象的先天缺陷

　　城市是个复杂的巨系统（周干峙，2002），关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的理性规划模式，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欧美学者就提出了质疑（见Taylor,1998 ），认为导致决策的规划过程决不是一个理性的寻求最优解的过程、这种理性过程只在解决单一目标或简单问题时有效。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决策者通过演进的有限比较来找到答案，用邓小平的生动话语说是个“摸着石头过河” (muddling through)（Charles, 1959）。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Davidoff, 1965)，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957)。

2.2.2　理性发展规划的实践教训

　　对理性发展规划方法论的质疑不但来之理论的研究，更直接源于对实践的体会。如果一个理性的规划理想因为规划师与市场脱节而没能实现，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而我则庆幸“幸好这些理性的理想没能实现”（俞孔坚，1998）。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理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教训比比皆是（Jacobs, 1961）。从宏观上说，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可以说是本世纪初规划师们的最完美的理性构想了，旨在通过发展卫星镇摆脱大城市的约束，利用农田和绿地阻隔城市的蔓延，使人与自然重新亲和. 这一模式在英国成为新镇法的核心，在很大成度上也是欧美新社区发展的基本模式。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变城市这一藏污纳垢、恐怖暴力的场所，而且，大规模的郊区化使大自然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人与自然本质上更加分离，大城市的扩展也并没有停止。
　　最近闵希莹和杨保军(2003)一篇关于北京绿化隔离带的研究报告已经告诉我们，那种基于田园城市模式的绿化隔离带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把绿化隔离带用作阻止发展的“工事”，而本身缺乏存在和形成的本质理由，是绿化隔离带幻想破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我们却看到那些本来可以成为绿地和本来就是绿地的自然河道、湿地却天天在消失。
　　同样，“广亩城”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赖特的理想城市，这里汽车代替了步行，独家住宅整齐分布，商业网点精心设计，其结果却出现泛滥的郊区化城市，整洁却是无人的街道，只可观摩而缺乏生活的社区，自然系统被分割和破碎化；柯布西耶的“光明城”所带来的后果更使我们看到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它使城市最具魅力的街道生活不复存在(Jacobs, 1961; Hough 1990)。
　　如果城市发展规划问题不能用传统的理性规划途径来解决，那末，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又何在？这个问题近来已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陈秉钊，2003；石楠， 2003；邹德慈，2003a）。在现实中，规划师面对的就是“主观随意性”的甲方，具体讲是市长和开发商，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要求。这种发展目标上的主观随意性实际上已非规划师所能掌控，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维护规划的尊严？

3　“逆”规划程序：让理性复活

　　如果我们把目前常规的建设规划程序作为“正”或“顺”规划的话，那么“反规划”表达了在规划程序上的一种反动，一种逆动：不依赖于城市化和人口预测作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依据，而是以维护生态服务功能为前提，进行城市空间的布局。基本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的知识尚不足以告诉我们做什么，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不做什么。只要将城市与生命的土地之间的“图-底”颠倒过来，理性便可复活。
　　正如赵燕菁（2004）在对深圳规划的成功经验的分析中揭示的，一个规划的成功与否，恰恰不在其是否准确预测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是否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备的空间规划。规划的科学性似乎在于对不确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适应能力，特别是“非常发展速度”的适应能力；在于当其空间结构满足不可预测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情况下，仍然能持续地保持安全和健康的生态条件。
　　理性并没有错，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性的规划过程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传统发展规划将理性建立在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上，城市的空间格局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而“反规划”则将理性建立在确定的土地生命和自然系统之上，作为城市母体的自然的山水、自然的过程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知的或至少不是“随意的”，也非假设的，建立在生命土地的过程和格局基础上的城市是坚实而有生机的。
　　尽管我们也确实看到在以往的许多城市规划中都有关于自然环境的分析。然而，如果我们的发展规划中，真正关注土地的自然和人文的过程和格局，又怎么会在自然和文化都如此丰富多彩的中国大地上，却出现如此千篇一律的城市格局和形态呢？必须承认，在传统的“规模-性质”为依据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先天性地没有将“底”的健康放在重要地位，甚至连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也是在总体规划基础上来进行的。
　　所以，“反规划”作为一种城市物质空间规划的途径，旨在为城市的扩展建立一个真正理性的框架，为混沌而急于增长的城市提供一个渐进的、富有弹性的“答案空间”。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必须将“图-底”关系颠倒过来，先做一个底——即大地生命的健康而安全的格局（Security Patterns, Yu, 1996），然后，再在此底上做图——一个与大地的过程与格局相适应的、可以持续增长的城市。

4“负”的规划成果

　　如果我们把城市的建设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成果作为“正”规划，而具有法律效应的话，那么，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土地的不建设区域或对维护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关键性价值的生态基础设施称为“负”规划，同样应具有法律效应。前者通过红线来体现，而后者则体现为绿线(这里包括作为界定绿地范围的绿线，作为界定河流水域的蓝线，和界定历史文化遗产的紫线)。
　　有人会问，这个“负”规划成果与传统规划途径中的非建设区域规划有何区别？如一直沿用至今的、为阻止城市蔓延的环城绿带，城市组团之间的隔离性绿地、城市的楔形绿地，都体现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中。它们的意义与体现在“反规划”中的不建设控制区有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表1）：

表1“负” 规划成果与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概念的本质差异
Table 1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and the negative approach in terms of unbuildable area 
            

比较方面	“负” 规划成果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
目的不同	以土地生命系统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是建立在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分析基础上的，以维护这些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前提的。	把绿地作为实现“理想”城市形态和阻止城市扩展的“工事”，而绿地本身的存在与土地生态过程缺乏内在联系。
次序不同	主动的优先规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之前确定，或优先于城市建设规划设计。	被动的滞后的：绿地系统和绿化隔离带的规划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目标和要求进行的，是滞后的；是一项专项规划。
功能不同	综合的，包括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如文化遗产保护、游憩，视觉体验）。	单一功能的，如沿高速环路布置的绿带，缺乏对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文化遗产保护、游憩等功能的考虑。
形式不同	系统的，是一个与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遗产保护、游憩过程紧密相关的，是预设的、具有永久价值的网络，是大地生命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零碎的，往往是迫于应付城市扩张的需要、并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来规划和设计，缺乏长远的、系统的考虑，尤其缺乏与大地肌体的本质联系。

5　结束语

　　生态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最根本的依赖，和谐社会及和谐的城市结构和功能关系，最终来源于人和土地的和谐关系，包括让土地告诉我们适宜的功能布局、适宜的居住地、绿色而快捷的交通方式以及连续而系统的游憩网络，甚至城市的空间形态。“反规划”就是要从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入手，来建立健康和谐的城市社会和城市形态。国内外生态规划的思想、绿地优先的思想、景观规划的传统都可以作为对“反规划”概念的一种理解，但“反规划”是一种系统的规划途径，它基于前人丰富的成果，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下规划方法论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应对疾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确定的城市空间发展。任何离开当下中国背景来讨论“反规划”用语的规范性与合理性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规划师的城市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决策者的理解和认同的话，那么，经过与上百个城市的决策者的交流，作者还是婉拒了多位尊敬的学者的劝告，而愿背千夫指责坚持使用“反规划”概念，因为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可以把一个规划师对土地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让百忙之中的市长们迅速理解并牢记，并能很快付诸有益的行动，仅此而已。如果因此也能唤起同行的忧患和创新意识，则更有抛砖引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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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讲师
韩西丽，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