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记得，当大半个中国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的时候，艺术家丰子恺先生曾经说过:只要还有艺术，国家就不会灭亡。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唤起了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的危机意识，一首“黄河大合唱”，又招唤和聚集了千万把大刀砍向日本鬼子；美国作家卡儿森的一部《寂静的春天》唤起了全美的环境危机意识和席卷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然而,堪称艺术家的宋徽宗和南唐主李煜却因为“壽山艮岳”的园林艺术和“玉树后庭花”而亡国亡家。艺术，当然更指置于公共领域的艺术，可以兴国，也可以亡国；它甚至可以拯救地球，当然也可以毁灭地球。公共艺术，如太阳能之采集器、如原子能之催化剂，将公众的能量、意志和精神凝聚而后爆发成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导向一个伟大的事业，当然也可能被导向相反的方向。而这个责任便落到公共艺术家的肩上。　　　　

　　在全球华人都在期待中华民族崛起的时刻，对于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家来说，最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是唤起危机意识，因为危机意识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与文化边缘上的中国面临两大危机：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我们在寻找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之路上，迷失于对封建中国的古典、古典西方的帝国或是帝国的现代西方等的认同中；我们在追求小康与富裕的生活中剥夺着我们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的权利---且看大江南北被糟蹋的土地和被蹂躏的母亲河…… 　　　　

　　如何面对这两大危机是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创新的源动力，也是评价中国当代公共艺术作品价值的根本标准。八十五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革命，给当代中国城市的公共艺术许多启迪。当年的白话文使贵族和帝王的文学和艺术走向平民、走向公众，同时，把当时知识精英们关于民族生存的危机意识、和追求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传达给公众。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公共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与使命而来的。惟其如此，方有作为开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科学与民主运动，也才有中国民族之独立和解放。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任务0还远没有完成，当代艺术家，若使他们的艺术真正“公共化”，就必须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怀抱两大危机意识，并向我们的国民大众传递这样的意识。这便是当代公共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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