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乌托邦

　　从这个题目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我这篇关于“贺兰山房”的文章是以吕澎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这不仅因为我习惯于以一种怀疑和批评性的眼光来注视艺术圈所发生的一切，而且因为我对吕澎的了解，毕竟我们有十多年交往的经历。我的怀疑态度在多年前那篇评价广州双年展的文章《理想主义的亢奋与疲惫》曾体现过。我对吕澎的第一个惊世之作“广州双年展”曾作了更多带批判性的评价。而那个评价随着“广州双年展”后来出现的种种问题，似乎被证明有某种先见之明。

　　那是吕澎的第一次乌托邦。宏大而激越，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并存，虎头与蛇尾同在。但在以后的多年后，当我再平心静气地评价“广州双年展”时，我的态度有了转变——我着实体会出了“广州双年展”，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双年展，它的创造性之所在。这评价倒不简单停留在第一个人做事的不容易的层面上，而是因为那次展览留给后人的几个方面——如艺术操作、主持人制、批评家评委设立、首先制定评选规则、展出过程的法律化、作品买断、推出艺术潮流等等，在中国都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举动。而且上述的影响所及，人们几乎都可以从日后各种各样的“双年展”等模式中看出其影响波及。

　　那是吕澎和他的朋友们营造的一个乌托邦。

　　广州双年展后十余年过去，岁月仿佛没能在吕澎那张有个俊俏下颏的脸上留下多少痕迹，这些年他几乎淡出了美术圈，先是投身商海，后又令人意想不到地转投学府，在人们还未回过神来时，已经将一本厚重的研究两宋绘画的书《溪山清远》送到朋友手中，那是他的博士论文。

　　仿佛像惊蛰后的昆虫一般，吕澎又醒过来了——这回他又策划了一个大举动——在宁夏的贺兰山与地产开发商合作，由知名艺术家来设计十二幢建筑，其功能是提供“艾克斯星谷”中的部分酒店、客栈和旅游消费空间。

　　看他给整个活动起的名字吧——“艺术家的意志”。这个名字起得充满了强权和刚性，使我远者想到叔本华的大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再近些，我又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著名导演莱妮雷·芬斯塔尔的著名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那里有一幅幅展现纳粹德国兴起时具有铁血般意志的宏大场景。

　　意志当然不能支配一切，然而它可以被显示，而且在显示的过程中或石破天惊，或灿若桃花。人类的进程就是在意志的征服和想象过程中展开创造并凝聚的。

　　那么艺术家的意志又是什么呢？艺术家的意志能在多大范围内生效并占有支配地位呢？

　　当艺术家面对架上平面或一团三维的原材料时，他是材料和形象的上帝，他的支配地位毋庸置疑，他可以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像夏加尔可以让他画面中处于爱中的男女飞将起来，毕加索可以让阿维农的少女们分解并重新组装在平面中一样。但是且慢，艺术家的自由仍然是有限度的——他们的想象力受制于即有的图式，这点早已被艺术史家所确认，他们的认知能力同样也受制于科学的发展，就像枫丹白露派的画家柯罗画不出莫奈的印象派作品一样。

　　建筑师们的意志又如何呢？他们更不敢异想天开，当年设计悉尼歌剧院的丹麦设计师耶尔恩·乌特松方案中的拱顶壳面多么富有想象力，然而其代价是历经十五年的施工，到完工时一结算要超出预算的十多倍。今年法国戴高乐机场E2候机楼坍塌众人皆知，这使设计师安德鲁先生黯然，他为中国设计的国家大歌剧院主体架构已经完工，有消息说中国有关方面要重新评估大跨度设计。毕竟建筑不像艺术家搞装置或行为艺术，那是与生命和财产紧密联系的，比起艺术家来，建筑师的想象力不得不逊色许多倍！

　　那么，由通常不愿受制于人的艺术家来承担那些通常是受制于人的建筑师们的工作，的确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挑战，吕澎在这里推出了他的第二个创意的乌托邦，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希望艺术家们去'发明'和制定新的'规则'、'指标'或者'制度'”。

　　艺术家们用什么去挑战建筑界有的规则呢？看过十二位艺术家们的设计稿和自述的设计思想，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建筑的设计中融入艺术家通常喜欢的“观念”，再一个是把建筑“当成一个装置去做”。无论观念还是装置，当它们被付诸实施时都不免受到技术及施工的那些冰冷而毫无人文气息的数字和规则的制约，尽管艺术家们事先心里都有所准备，但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中所不熟悉的妥协方式——毕竟，建筑是一种社会空间，自由造型的乌托邦翅膀不能不收敛于操作规程的桎梏。所以耿建翌的圆球形建筑不得不被埋在土中一部分而不是想象中的以一个支点与大地接触，当丁乙的设计还未起地面建筑时光基础就打掉了八十余万，投资者追加投资时的脸色可以想象是不太好看的。而曾浩的方案完全是一个玻璃盒子。在西北地区的严寒和夏天的酷晒中能源的消耗是一个大问题，用吕澎的话说“这个问题给曾浩提出来了，但是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只有以后才知道。”

　　也许，很多人在庆祝盛典上想要看到的是艺术家们标新立异、夺人耳目的设计，而我则更想要知道的是艺术家们如何让他们的翅膀挣脱那些实实在在的规则，让艺术的暖风将死板的建筑设计吹醒，让那些声名赫赫的建筑师们自愧茧缚，在这些匪夷所思的建筑面前一阵阵发愣。

　　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想也是策划人吕澎心底的期望。

　　如果将吕澎的两次乌托邦相比较的话，那么前一次“广州双年展”是完全的理想主义加上创造性的快乐工作，而后一次则是不完全的理想主义加上求实的循规蹈矩；前一次是在繁华的都市平台上建立了一个迅速倾覆的高楼，而后一个则是在西北戈壁上精心打造一片“诗意的栖居”；前者轰轰烈烈而英雄气短，后者则小心求证而期待长久。如果说两者具有着共同特点的话，显而易见，一，两次乌托邦都将艺术与商业放在一个平台上操作，二，在实施的过程中都期待着建立新的“规则”。

　　吕澎的下一个乌托邦已经展开，随着工地机器的轰鸣和一幢幢异形奇特的建筑矗立在漫天荒漠的贺兰山下，一种成就感会在他心底不断涌起。夏季的八月，当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置身于种种奇特的建筑前，目睹艺术家们受到的啧啧称赞时，我们都会弥漫在兴奋之中。而吕澎，这位乌托邦的创意者，此时可能正被新闻灯和话筒追逐着，不过侃侃而谈的他，也许心里比谁都明白：对自己打造的第二个乌托邦来说，真正考验才刚开始……

　　2004年5月于金陵露痕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