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机制下的中国建筑：后殖民荣誉

　　重新讨论中国的实验建筑师

　　2002年8月底，我在北京召开的“从半岛出发——社区规划与合作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中，对张永和所作的广西“南宁柳沙半岛概念性规划国际竞赛”方案和他的标志性成果“竹化城市”，包括号称第一次进入西方的中国建筑师群展——在柏林举办的“土木”展，以及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展的“长城脚下的公社——建筑师走廊”中的张永和，作了全面而又彻底的批评，而且我在发言中着重声明了：我之所以要批评张永和，是因为我们从张永和一个人身上就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建筑和建筑师所存在的问题，包括那些被称为“实验建筑”的展览和其对我们这个正在进入公共领域的“社会建筑”倾向上的误导。

　　广西“南宁柳沙半岛概念性规划国际竞赛”中，张永和的提案是他的“竹海三城”(注一)，在该方案中，柳沙半岛被规划成一个以“竹海”为生态的，远离城市喧闹的，能让人度假与休闲旅游的宝地。他的立论依据是南宁城市不要犯北京的错误——交通阻塞和人口拥挤，所以他要在距南宁市中心只有几公里的柳沙半岛建造一个低密度的，让人们能安静地生活的生态环境。但是就在这个生态口号的背后，张永和的“竹海三城”规划方案隐含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表面上是在提倡生态环境或者是能套用现在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密度”，而其实是，如果该方案在柳沙半岛实施，将只会更增加在该方案报告中所反对的问题的出现，即：城市问题中的交通阻塞和环境污染，因为如果按照“竹海三城”将半岛规划成低密度的富人区而与整个南宁构成一个密度与反密度的关系，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从南宁市中心到南宁的柳沙半岛的途中就是私家车和自备车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而不是公共交通的建设，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低密度的地方去强化它的公共设施，这样南宁的交通环境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克服，反而因车辆的来往增多而加重了城市交通的问题。而张永和在会上为了证明他的方案中低密度规划的重要性，举了他自己从北京大学到北京潘家园的广西大厦参加“从半岛出发”的会议时一路堵塞以至开车要花一个多小时的事例，告诉与会的专家，他做的南宁柳沙半岛的“竹海三城”规划的重要性。但这个号称以生态问题为重点的社区规划，在生态问题上却让我们产生反问：即它只能造成南宁的城市交通问题而不会改善城市的生态问题——我们一眼就能明白，这个“竹海三城”社区规划在它的学术观念和口号与其设计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矛盾，所以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现在是中国享有声誉的建筑师张永和，在参加柳沙半岛这样重要的国际竞赛时，交出的却是一份经不起简单提问的不成熟的习作。而以他为例，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实验建筑师的大问题，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检验这个已经被专业界乃至国际上作为成功建筑师的学术状况。

　　建筑观念中的“唐人街文化”

　　可以看到，张永和的“竹海三城”规划的提出，只是为了完成他的“竹化城市”的概念，这个曾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0网际网络虚拟展展出过的方案，一直在中国的大众传媒广为传播，而成为张永和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成为他一跃而为中国目前最能盅惑人心的建筑师的资本。然而就象我在2001年已经批评过的那样，我在评张永和的“竹化城市”文章中明确地用了一个正标题为：“中国人都是熊猫吗？”(注二)——因为与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热衷于中国地摊旅游文化符号进入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秩序一样，张永和也在步他们的后尘，这就是他的“竹化城市”方案，其意图就如张永和自己说的那样，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城市，可能自己的提案属于东方的东西，即想使用竹子做为城市的基本构想，竹子的固有特征象是城市的经络，比如电话线，水道，网络等，它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中的街道，公共和居住空间中去，然而竹子生长出来的影子又在生活中荡漾着水墨画一样的风景。当然竹子的功能不仅仅如此，它还有着净化空气，对付环境污染的作用”(注三)。但张永和的作品比其它海外艺术家的问题更严重，因为他的作品既以“中国性”去迎合西方的旅游文化心态，又以原封不动的中国 “传统性”(比如竹子这样的文化标本)去迎合本土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中国自身文化环境来说，“竹化城市”是一个无法再平庸的提法，其“竹化城市”的方案也是中国竹林风景的照抄照搬，再加上传统艺术精神的皮毛解释。只是张永和将这种现成的东西套上了当代城市问题的外衣以参加西方的展览，“竹化城市”能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0网际网络虚拟展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在西方策划人的眼里，竹子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植物，除了它可以成为各种家具的材料外，还是形成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但从中国的批评来说，这种对中国当代艺术解释的简单化，并以此标准去肯定中国艺术家成就的做法，已经制造出了中国地摊旅游文化的当代艺术，张永和的作品又是其中的一例。

　　什么样的城市问题是今天的建筑师应该予以关心的呢？同样我们也可以举些事例用于比较张永和与世界上其他建筑师的差距。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0网际网络虚拟展上，诸多国际上的建筑师针对自已国家的具体情况所提出的社会方案已使张永和的作品显得幼稚可笑，比如中国邻近的日本建筑师板茂分析了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所以用最简易的工业再生纸建临时建筑，解决日本资源缺少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一现实问题，这就使得当代建筑学上所提出的“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的观点有了具体的例子。反过来说，从中国的当下问题出发，去提出真正有意义的方案，决不是用“竹化”一词能蒙混过关的，因为城市能不能“竹化”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也许只有对熊猫来说，竹林才是它唯一的好居处。这就是我最后将张永和的“竹化城市”比喻为熊猫馆的原因，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倘若我们能去诸如上海动物园的熊猫馆， 相信每个人都能联想到张永和的“竹化城市”，如果他们知道张永和在做“竹化城市”的话。

　　我已经有不少文章批评了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当代艺术，我把这类作品概括为“唐人街”文化，具体说来就是中国的地摊旅游文化符号和风情性的群众娱乐活动。蔡国强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注四)。在西方殖民与中国被殖民文化政策共同作用下，用他的“龙”、“风水”、“中药”和日常“成语典故”从西方一路下来到中国成为上海APEC会议的嘉宾，为会议设计焰火晚会，让中国到处都能见到的“龙”的象征符号结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说词飞上黄浦江。所以我在2002年4月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国际舞台上的华人艺术”学术讨论会上所作专题发言时就说：“为西方的文化政策始料不及的是原先用于反华而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基金会政策，结果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得如此默契，而结果如我所形容的那样，西方的基金会政策象是为中国政府养大了一个宝贝儿子，这个宝贝儿子就是蔡国强。”而张永和从蔡国强那里学来了套路，也想成为西方殖民与中国被殖民文化政策中的宝贝儿子第二，学着蔡国强的地摊旅游符号而乱说他的建筑概念，和学着蔡国强的样子，讲浅显的成语故事。象蔡国强简单地用草扎的船和嵌入船身的箭说成《草船借箭》成语故事比喻为东方借鉴西方那样，张永和在2002年杭州召开的“M”会议上讨论一个依山建房还是炸山建房问题时也要先讲一个故事，还神秘兮兮地问与会者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结果张永和要讲的故事就是《愚公移山》。显而易见，张永和除非要将与会的华人学者全部蹶倒，否则的话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张永和怎么会去讲在座的华人学者无人不晓的《愚公移山》成语故事(补充一下，“愚公移山”这四个字在五笔字形中都可以连打)。本来张永和所要讲的内容也无非就是说以前中国建房喜欢将山炸平，然后在平地上盖房，而他主张要沿着山坡盖房，以保持原来的生态。张永和将那些炸山盖房的人比喻为“愚公”，那么显然他就是个“智者”了。但这里面有了问题，以深圳为例，在80年代刚开发的时候，确实是将丘陵变为了平地。但进入90年代，早已着重于顺着山坡建房，并有了象华侨城这样的实例。但张永和还在用他的《愚公移山》故事讲一个在建筑业中早已是过去式的事件，好象顺着山坡盖房也是他的发明。当然张永和的用心还在另一面，即在做后殖民的游戏，尽管《愚公移山》不但是中国学者都知道，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会不知道，因为这曾经是“毛”时代的“老三篇”中的一篇，但是与会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这个日常故事确实感到好玩。这也正是“唐人街”文化的实质内容，就是在西方人面前讲述最通俗易懂的中国故事(因为讲深了西方人就会听不懂)，但这种通俗易懂的故事，却以伤害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再造文化为代价的，以至于西方人只知道被“唐人街”文化规定后的粗浅而又标本化的那种东西才是中国文化，而处于动态的文化发展中的中国内容就不是中国文化，所以我又将这种“唐人街”文化的工作称为“过时的文化学承诺”。而张永和在南宁柳沙半岛的“竹海三城”社区规划，也是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将“竹海三城”分为“峰之城”、“谷之城”、“水之城”，张永和又将它概括为“苍原三城”；还有就是“竹海院宅”，包括“东部竹海”、“园中竹海”、“西部竹海”，而且这些住宅区主干不是低住宅就是休闲住宅，其方法是在“竹海游园的基础上，依据地势景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手段以此消彼度的方式，用建筑来置换竹林，在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基地的建筑及环境始终是完整的。住宅与竹林发生多样的空间关系，由东向西分为三大住宅群”，当然张永和设想在这个“三城”中还有“在这三者地理及景观关系的敏感点设立观山、观竹的点式中高层建筑”，这样就可以获得“竹海”审美性。张永和在竞赛文本中是这样形容的：“基地内三组不同的地理组合：一山为峰、山与一断崖为谷、残山角与富含湖塘的平洼地为水，建立依山建筑带连接各观山建筑点，籍以围合各地理组合，构成景色各异功能不同的峰城、谷城、水城三城。依山建筑结合地形变换多种形态，融入各类功能，与山势、丘壑、断崖巧妙的结合。”然后张永和最后得出了结论：“茫茫竹海中，隐现三座山水之城”(注五)。

　　应该说南宁柳沙半岛的“竹海三城”竞赛方案要比参加威尼斯建筑展的“竹化城市”方案具体和有内容，所以也就多了一份供我批评的资料。加上他还加了一些古代的山林生活和古人风俗的插图作为他的“竹海三城”的图解资料，用于证明他的“竹海三城”可与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媲美，也等于在给房产商、买房主和城市文化宣传工作者这样一个信息，只要用“竹海三城”的社区规划方案去规划柳沙半岛就能让今天的人们过上古人般的幸福生活，这样使得张永和在社区规划中其社区的功能性一点都不重要，或者是张永和可以为了他的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竹化”概念而将社区规划中的“功能化”规划加以“竹化”处理，而张永和的这个社区规划的结果肯定是住宅隐在竹海中，以使这个社区规划是以“竹海”文化为象征的，所以日本建筑设计师山本理显就一语概括了张永和的规划方案的特征为讲故事。而我要补充说讲所谓的历史故事，以使这种社区规划是有文化的，而其实只是粗浅的“中国性”的文化符号。

　　社会建筑：不只是一个表面的“生态”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要改变过去的建筑师的观念，即从过去的那种仅仅为了造出自己视觉上好看的房子或者专业上说的建筑的风格而转到社会理论的建筑，就象2000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提出的口号：“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那样，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建筑开始了从建筑到社区规划并开始以关心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因此现在的建筑已经不再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和他的个人的建筑物的诞生。当然这不是说建筑设计师就不要建筑风格，而是说，首先建筑成为一个来自于社会问题讨论而形成的观念，这观念肯定不是审美唯一性的，然后再从这个社会观念去研究出其可实施的结构和个人风格。张永和的“竹化城市”当然能让我们承认他是在对中国的生态所作的思考，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张永和在建筑观念上更增加了“中国性”的文化说明，但张永和还不知道，当一种观念在它产生的时候它注定要受到批评的检验的，象张永和那样，不管有没有竹子生长的环境，他恨不得都要在任何他所要规划的社区来个“竹化”，这种个人偏好只能使张永和成为个人建筑师而不是公共建筑师，因为如果是张永和的私人住宅，他完全可以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为了满足于他对竹子的爱好搞成一个竹林包围，唯有他一人独坐长啸如竹林七贤那样，或者每天朗诵苏东坡的诗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那样，都一点不会成为问题。但张永和一定要将这种个人偏好在公共领域中无限扩张，一定要将公共领域变成“竹海”以实现他的“竹化城市”的个人概念，而不惜改变任何地方原来的生长植物，已经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建筑师潜意识领域的私欲正在破坏着公共领域。就象南宁柳沙半岛这样的地方，张永和在做规划之前作过考察，和他的规划方案中自己也阐述了这是一个生态很好的地方，张永和说；“柳沙半岛规划位于广西南宁市南郊，青秀山风景区西南侧。周边风景旅游资源独特，邕江环绕，三面临水呈半岛形状。开发用地为青秀山余脉，地势较高，地形比较复杂，起伏较大，天然植被良好，居住旅游条件优越，人文气息浓重，基地内西南端有天宁寺遗址。”所以柳沙半岛肯定不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而且张永和对柳沙半岛的自然状况说的还是过于简单，事实上，柳沙半岛社区规划参赛建筑师现场踏勘下来的报告是——“柳沙半岛上果树茂密，有荔枝、龙眼、柑橙等水果，其中荔枝的种植面积最大，每年岛上都举行荔枝节，吸引不少游客，形成了一种生态的人文环境”(注六)。如果张永和一定要“竹海”规划的话，那我们只要去走一走浙江和四川真正的竹海就可以，而无需象张永和那样，在一个原本有其它更适合的种植业或难以种竹子的地方种上竹子，以证明自己是在关心城市的生态问题，而其他人却象愚公那样在破坏生态。所以张永和要将南宁柳沙半岛原来的荔枝园硬要改成“竹海”，那怎么说也不会促进生态建设，而是在制造生态紊乱。但张永和始终不放弃“竹化城市”这个让他成名的代表性符号，又以他的“生态城市”的口号频频在中国的官方传媒上曝光，使他成为了中国最有名的青年建筑师，而其实质却是他的所谓的“竹化城市”，如蔡国强一样只是在西方的“东方学”标准下获得成功而其获得的只不过是后殖民荣誉，又与中国政府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民族精神相一致，所以就没有障碍地进入了大众传媒(也只有这种平庸的东西才能进入中国官方的传媒)。但即使这样，张永和也讲不清楚他的“竹化城市”到底能给社会建筑带来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只看到他有一次在电视台的直播，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了自己在竹子周围的透明胶合板是用于保护竹子不被风吹倒，这等于在说张永和保护竹子的想法由来的莫明其妙，被风吹倒不是竹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竹子种植的问题，中国有这么多竹林，都不会有被风吹倒的情况，唯独张永和的“竹化城市”还要考虑如何能保护竹子不被风吹倒这样一个多余的问题，还以此来说明他对生态的重视。但张永和的不少“个人化”方案都似乎告诉我们，达不到全面的“竹化”他就决不罢休，比如张永和还要求将竹子扩展到高层住宅楼的每户阳台上(注七)，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他已经实施的北京远洋艺术中心所种的竹子来看，虽然刚刚种下没多久，却已竹叶发黄，我们可以不动脑筋就知道张永和的“竹化城市”的这些方案如果都实施出来，那么不需要有多少时间都会使竹叶枯死，直到最后“竹化城市”只能变成了——“竹杆城市”。

　　还是回到南宁柳沙半岛社区规划的讨论现场，这样可以进一步讨论张永和的规划所存在的中国建筑师的问题。在分别来自美国的斯蒂文。霍尔建筑师务所和荷兰的MVRDV建筑与都市工作室首先立足于都市这个总体范围去作柳沙半岛的社区规划方案。尽管在评选过程过也有不少的不足，但与张永和的明确区别是斯蒂文。霍尔建筑师务所和荷兰的 MVRDV建筑与都市工作室都可以对他们的都市规划中的不详之处和不理想之处进行更细的规划设计，而张永和错在他的社区规划的出发点——他的那种所谓的理想主义，富人乌托邦和非都市化的决心。比如在荷兰的MVRDV建筑与都市工作室的社区规划方案中，首先将公众居住和城市公共设施作为自己首先思考的问题(注八)，而且他们的柳沙半岛社区规划尽管没有将生态问题特别提出，但在整个规划中就是以尊重和保持原来的生态为规划的基础。然而在张永和的城市规划中除了“竹海”和配“竹海”的故事，再加上他所谓的低密度别墅外好象其它的都不重要。这表面上是我们开始向西方的底密度社区规划学习，但其实正好是不顾中国的社会状况，而将一个社会的结构篡改为私人趣味和个人欲望对公共领域的占领。就象张永和要将自己的“竹化城市”进入公共领域那样。当然在我们的建筑评论家那里，这些建筑和设计被捧为“实验建筑”，而且是代表了中国在建筑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同时也是被展览所肯定的内容。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实验建筑”展尽是这些私人空间的东西，将一个真正的社会变革缩小到了私人空间，以至于中国建筑师的努力都好象是在为能造一栋别墅而努力，使得在一个从风格建筑向社会建筑的转变时期，让中国的建筑师全面地缺席。然后他们又将西方当代建筑史简单到风格史中的为我所用，明明是确乏一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能力，还误认为国际主义的建筑之后就是自然主义建筑和地方主义建筑，以及低密度的城市乡村化。也不知道这种理论既使在西方也已经受到了新的挑战，因为就如我称为的“社会建筑”理论批评开始在建筑学领域加入了社会学的维度，城市规划和建筑首先不是造房子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人口，经济、自然资源等一系列的关系总和。所以一切的社区规划也要从这样一个综合状态中出发。

　　当然，张永和也会拉着西方现在的时髦词语作形象广告，那就是“生态”，这被中国政府所肯定，因为中国政府在城市规划上不加思考地引入了西方的“生态城市”的标准，而作为它的“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具体内容。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又是与在建筑领域坚持民族性和不与国际主义合谋的一种良策，因为中国的传统建筑就是园林式的，所以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园林建筑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这种“生态城市”又不从整个中国问题出发，而只局限于某个小社区的表面效果，以为有了小社区的低密度就有了生态，而不知道中国的低密度只会给中国的城乡带来更多的问题。不但中国如此，即使在西方这样的乡村化的低密度也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生态的样板。事实上也就象在“从半岛出发”研讨会上，日本的建筑师山本理显以反对城市乡村化为题作的发言那样，而且我完全赞成山本理显的观点——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西方的某些有钱人要逃避城市污染，而将自己从城市中心搬到乡村去住，所以就成为白天开车去市区，晚上开车回家休息这样的生活方式，从而这个居住地就形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叫：“Bed Town”， 然后这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吸引了有钱人，都效仿着能在乡村有一间小别墅，以至居住的人就多了起来，那个“Bed Town”就成了“New Town”。但是 “New Town”作为城市乡村化的榜样到现在变成了社会问题，年轻人照样在城市打工，原来的有钱人的乡村别墅现在变得或者是空无人住，或者原先那些自己驾车于城乡之间的有钱人，现在都已年老退休，所以这个城镇变成了“Old-man Town”，因为这种乡村不可能有城市所必备的严格的社会设施，比如社会治安和公共医院等，所以在社会治安和对老年人的照顾上都成为社会要重新思考的对象。所以我与山本理显有着同样的立足点——城市就是城市，乡村就是乡村。尽管中国的城市乡村化还刚刚开始，还没有西方的老人城镇的问题，但中国的城市乡村化，在我们的建筑师那里用了一个时髦的专业术语--“底密度”，而将会有更多的问题的产生。首先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无法解决人均居住面积上的低密度，其二如果要城市缓解它的高密度，那肯定需要大面积的乡村农田被征而变为城市住宅。那又是中国的土地使用面积的大量减少，而直接影响到这么多人口——可以形容成黄虫那样的人口所需农作物的本土资源，以至中国的人口与农作物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矛盾，这已经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农业大国要向国外进口农作物。所以将大量的耕地作为低密度的别墅区，根本就是不顾公众生活状况的个人趣味的集中体现。然后既使是被张永和做成的底密度社区，也不可能象西方的低密度那样，因为西方的底密度原本就来自于其人口的下降，尤其在欧洲，这种稀少的人口比率使得它既使是在城市也会象是在乡村一样。

　　中国城市规划中的“低密度”口号正在被这些实验建筑师提出并付之于实践。但是中国的人口之多使得它不知道要牺牲多少耕地面积，才能将城市中高密度人口从中心疏散成低密度。我们现在一直在房产领域和社区规划中扩展城市的边缘，以至我们的城市一直在移动它的城乡结合部的界线，恨不得为了底密度而要让农村全部变成城市。所以这还不是因为城市乡村化而后的私家车用量增加而导致交通的不通畅和因为用车过量而消耗能源和废气对城市的污染，就如张永和一定要在“南宁柳沙半岛”建成一个休闲度假的别墅区那样。更大的问题是它根本就没有思考到中国现在是一个耕地少人口多的国家，要通过扩展到农村而得到所谓的低密度的做法只是为了赶学术上的流行作风，而不是真正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真正思考我们本土的问题。

　　总的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建筑师身上，中国最缺少的是在人们生活中所赖以的对公共领域的信念，有的主要是私人化的对公共领域的漠不关心和个人性对公共领域的侵犯，所以落实到建筑领域，也是首先从个人的角度去关心所谓的个人空间怎样地营造，这样，高级的个人居住营造成为建筑师最向往的理想，而他们的重要意愿也是能进行一种别墅化的建筑，就象张永和那样，一旦有机会参加“南宁柳沙半岛社区规划”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将半岛与南宁市区的发展结合起来，成为又一个能够连接市区的公共领域——尽管南宁柳沙半岛距离南宁市中心只有几公里——而一定要规划出与公众隔离的高级别墅区，可以和大众划清界线。这样，建筑师越来越成为替少数人服务的工具，而不再顾及民众的社区居住状况，也就是说就象民主无法在本土的政治领域真正实现那样，在我们城市居住与建筑领域也同样反映出这种民主的路途遥远，即使是现代主义建立起来的功能性理想在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师那里丝毫得不到体现(在今天的中国，现代主义功能性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有必要加以改造地利用)。以至于我们已经看到了所谓的建筑设计师所从事的事业与公共领域之间不再发生什么关系，而退到了个人性的兴趣。这就是现在当整个中国都应该重新思考大量的人口迁移和居住所产生的新问题时，建筑师的所有成就感和荣誉都撞于一点，以所谓的私人住宅和小别墅，所谓的新贵族、富人区规划为代表，建筑设计是这样，社区规划是这样，建筑展览更是这样。

　　后殖民秩序中的建筑展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的建筑师的展览——从国内到国外，都是以建筑师的小建筑为对象而举办的展览，而失去了在展览系统，或者可以看成是建筑师在学术上被肯定的那个领域非但没有对这种建筑师的私人化倾向表示不满，反而都对这种私人化的建筑物到了痴迷的程度，并在学术评论上称其是“实验建筑”。所以我们的“实验建筑”就象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那样，只是建筑师的私人小理想，包括那种能造出来的和不能造出来的建筑，这种建筑既不和公众有关，又没有城市公共领域的内在结构和要求，以至于让我们的建筑师一涉及到社区的公共建设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思考和规划，最后只能象张永和那样以为能在规划中讲出故事就完成了社区的规划。如果再比较一下张永和与美国、荷兰设计事务所的设计就能看到张永和的规划如此地简单以至于除去“竹海三城”和配上的那些图画说明外，就没有了其它的东西，因为被张永和规划的“南宁柳沙半岛”是富人区，既然是富人区，当然就不需要什么老百姓最关心的生活问题，比如公交系统、小孩上学、医院和商场区、包括农副产品的市场等，好象富人区是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所以张永和也不会将柳沙半岛的规划进行公共领域化(或者将这部分内容简之又简)，因为如果是按照公共领域的要求去规划的话，他反而会觉得他将失去一次为富人设计的机会，而会把自己的设计构不成对平民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所以我们现在那些民众住房不是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建筑设计师也摆着高人一等的姿态，要与穷人划清界线，也等于在说中国的建筑师不要去思考公众生活这样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实在的社会问题。

　　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国内被称为的青年建筑师如张永和的建筑展，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成功一致被认为要在国外，最终要得到国外权威机构的重视，然而恰恰是国外的机构介入中国建筑师的展览，以使中国建筑师的这种私人化理想一再被强化，因为用中国名义的这些建筑展览能让西方关心的只是中国建筑师的“东方学”趣味，而根本不会去要求中国的建筑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就是一个没有当代建筑的国家。换句话说，即使中国有真正的建筑师，也不会是他们所关心的内容，因为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文化秩序的霸权分布，就象中国的当代艺术展那样，只需要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象“北京烤鸭”那道土特产就已足够，以证明其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所以在十年内(1990——2000)西方的基金会、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政策和画廊市场撰写了一部中国后殖民的当代艺术史，而使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是被殖民的，而不是中国本土提问的当代艺术。建筑展在国际交往的时间要晚于艺术展，在90年代末才开始，但正如我曾作的预想那样，如果没有改变中国后殖民的展览处境，一样也会走中国当代艺术的老路，现在我的这个观点已经被国外的中国建筑师的展览所证实。

　　首先是在德国的“土木”——这个被中国建筑界称为第一次群体的青年建筑师去西方展出的成果，并被所谓的建筑评论家称为是中国建筑师的曙光而广泛受到赞叹。但这个展览不但展示了中国建筑师所存在的问题——就我们所谈论的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且还有无与伦比的滑稽表演。在开幕式上用地摊旅游文化和风情性的群众娱乐活动的方法去图解“土”与“木”这两个词，即上面为一块木板，下面是夯出一堵泥土墙，以此证明中国建筑师的身份。这样做还嫌不够，即使是参展建筑师在那块木板上的签名也要讲出一个中国故事，这次讲的是中国高考生都要背的历史课本上的康有为等上呈朝廷的《公车上书》(我不知道中国的建筑要在西方上什么“书”)，就象张永和讲《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样。与此同时正好是中国文化部在柏林举办的中国文化周，而将柏林展区不是搞成孔雀开屏，就是中国民族符号诸如阴阳八卦之类的东西，正好与“土木”摆设组成了民族文化符号的地摊。所以一个“社会建筑”时代的中国建筑是怎样在西方的展览上被作了取舍，已经在张永和在200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得以展出的“竹化城市”虚拟方案到柏林的中国建筑师的群展的“土木”活动中反映了出来。而且再次体现在又被我们的媒体操作成中国建筑重要成果的“长城脚下的公社——建筑师走廊”——这个参加2002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作品。然而这种由房产商运作的建筑更是一个在长城脚下长出的怪物。

　　我们现在无需管他们摆谱说“长城脚下的公社”的建筑师在国际上如何地有名，因为他们的广告就是打上了12位亚洲建筑师的名字：中国大陆的张永和、崔恺、安东、台湾的简义学、香港的严迅奇和张智强、韩国的承孝相、新家坡的陈家毅、泰国的堪尼卡、日本的隈研吾、古谷诚章和板茂。一期工程包括11幢墅和一个俱乐部，每位建筑师负责一座建筑的设计，通过抓阉分配彼此的建筑位置，由严迅奇担任项目总规划。别墅面积从240平方米到500平方米不等，房产商给建筑师唯一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使用当地建筑材料、资源和劳动力——其实这已经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变得无法完全实现，或者是不够理想地实现，以至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虚设的意念和对外宣传的借口——除此之外，建筑师可以充分发挥自由创造力。但是房产商已经定下了他们的标准，要“非常前卫，非常另类”，而不是北京“现代城”的“有点前卫，有点另类”。而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迪耶萨笛奇(Deyan Sudjic)给长城脚下建筑师走廊的正式邀请函上写到：“本展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是Next，即未来。我们正在世界各地寻找能为未来十年的建筑业树立里程碑的重点项目。而亚洲建筑师走廊从许多方面讲正是这样一个在建筑创意中结合了美学理念和浓厚的亚洲个性的完美建筑”。

　　现在这些说法都成了房产商的广告词，其与广告词对应的也不是什么未来建筑，而只是乡村别墅，或者确实如迪耶萨笛奇所说是“结合了美学理念和浓厚的亚洲个性”，说得具体一点是中国的乡村性，而且由于它在今天的严格管理而限制来访者的自由进出，颇似庄园式的权力别墅区，这也就是目前我们的时尚所热爱的“非常前卫，非常另类”，以前我总是将中国所谓的“前卫”和“另类”比喻成流行感冒，而到了“长城脚下的公社”，所谓的“前卫”和“另类”更成了不治之症的“中国病”——在行为艺术那里实施“侵权”行为，在建筑领域营造“特权”空间。象1998年张永和为该房产商在北京怀柔乡村设计过的“山间语”别墅那样，只是房产商的个人梦园。所以从“山间语”个人梦园到“长城脚下的公社——建筑师走廊”只是个人性的放大，而没有改变乡村别墅的线索或者变个人性为公共性。我们还是举张永和的事例来说这种实质性内容。张永和在长城脚下设计的“二分居”就是他说的要“与传统发生关系”，为了便于分析张永和的所思所想，我不妨将他对“二分居”的文字说明引用如下，张永和说：

　　“二分居既是房子本身的二分，也是自然和建筑的二分。它是一个跟中国传统建筑有关系的房子，这种关系来自几个方面：第一，它是自然和房子，景观和房子围合。第二， 把房子分成两个有机联系的部分也是和传统把大的建筑划分成小单位的做法有关。所有的建筑师在山里建房都会考虑怎么充分地和自然景观结合，但藏露的分寸把握很重要。 与山景结合太多了，可能影响到居住舒适度，但到晚上也害怕，山里的房子并不是越通透越好。第三，土木结构的运用也属于中国传统。我们一直感到矛盾，希望不要在这个 山谷中盖房子，在这里的任何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但我们又没有勇气不参与这个项目。用木头和夯土做材料，多少年后可能化掉，回归自然，这也是一个生态上的考虑。

　　二分居也有不少遗憾，原来我们选择用石头做基础，用胶合木和夯土墙作结构，都是本地的材料资源。但结构规划师说，你用的木头、夯土和石块都是非常规材料，太复杂 了，三样里必须拿掉一样他才肯继续往下做，否则就不干了。最后我们把石块基础换成了混凝土基础，视觉上没有影响，但原来的思想部分地消失了。

　　在设计中夯土墙是承重结构，半个木框架直接搭在墙上。结构工程师和我都明白，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但建筑规范不允许做土木混合结构，今天中国的结构规范是三 四十年在前苏联基础上做的，只考虑了当时最常用的钢筋混凝土砖块等建筑手段。我们今天做的并不是不符合规范，而是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使得过去的很多规范都不能适应今 天的情况。所以现在的夯土墙和房屋结构是分离的，只起到一个隔热和保温的作用，这房子将来住起来会很舒服，冬暖夏凉，但也确实存在着结构上的浪费和不合理”(注九)。

　　和对“竹化城市”的解释一样，从张永和对《二分居》解释再去看他的二分居建筑会更糟糕。因为正是这篇说明又证明了张永和所有想要说的都是那些个人的所谓的对传统的眷恋之情：不是房子与山的结合，就是用夯土和木头为材料回归生态。但最后，石头做基础的方案还是改为混凝土，而他的夯土墙如他说的那样，从承重墙变成了摆设，而且张永和也知道这样做又是不合理又是浪费，那么为张永和坚持的理由只有一点，就象他说的那样要实现他的那部分思想，然而他还不知道他所要的思想正是足以能证明他思想的幼稚这一事实，所以从同情性关怀的角度来说，我宁可希望张永和不能实现他的思想，以尽可能地减少被称为最学术的领域的中国建筑界的那些可笑事例。

　　我现在不关心房产商的促销手段如何和其实际的商业回报，就象我在“从半岛出发”讨论会上说的，张永和的“竹海三城”规划能否被房产商采纳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建筑师在这个“社会建筑”的时代如何去思考我们正需要形成的公共领域的内容，而不仅仅是自我的方案。这决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建筑师，在身处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工作，他要通过自己的哗众取宠变成房产商的哗众取宠，让个人的私人性变成房产领域的私人性。然后我们看到中国的建筑师和房产商的合作要与公共领域作最彻底的决裂。这已经很明显地成为了“长城脚下的公社——建筑师走廊”的特征，它能吸引西方策划人并参加展览的原因当然是中国的“长城”这个早已成为中国旅游文化的符号，而他能让张永和过把瘾的又是他那在柏林的拿手好戏“夯土”，就象他要把他的“竹化城市”从方案变成规划那样，“夯土”已经从柏林的展览仪式到“长城脚下”的具体实现，尽管还不是真正的承重墙而是一个用以文化符号的摆设，但这已经足以让房产商和张永和得意，将其概括为从海外回来的中国建筑师如何地用中国的符号，成功地做他的建筑设计，以至于现在谈起“长城脚下的公社”已经不能不提张永和在长城脚下夯出的能够代表他玩建筑观念的一堵墙，并也已成了 “长城脚下”的学术成果，只是这堵“夯”出的墙现在已经有了裂缝。

　　切入中国问题情境的建筑

　　在一个公共领域建设远远落后于当代的中国，为什么我们的建筑领域的建筑师还在不厌其烦地热衷于将更多的地盘进行圈地，而让它成为一种特权的地方，而且又怎么会将这种丧失公共理性的行为说成是生态城市的需要。这种建筑未来，如果它成为了一种未来模式的话，那我们的城市规划不但要让北京建了五环线后，还要将环线建到更远的乡村，因为如此众多的本土人和外来人都将这种生态作为他居住的理想，那肯定是乡村的城镇化。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中国城市的高密度规划，然后尽量少占用耕地面积的生态主张。而且我们一直发现为什么当我们的政府所倡导的计划在专家那里从来就不通过争论去优化它的合理性，而是将它变成一句简单的而且又是顺从的口号，只要我们在建筑群中有一定面积的绿化，又不是水泥城市就认为我们达到了“生态”的标准，然后导致了“生态城市”的实现更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态的有序发展。当然用廉价的工业材料必然与生态材料格格不入，这就是为建筑的地方主义和自然主义所反对的，也是被喜欢赶时髦的建筑师，象张永和所热衷提出的，以至“生态”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建筑师那里又变成了他的一个说法和广告词，而不去追问这种“生态”的更深一层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这样，张永和所谓的生态概念就要受到更多的反对之声， 因为它还不但是因为城市乡村化带来的用车量的增加的交通问题和能源浪费，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就象张永和那么陶醉在他的“土木”的概念中，就象“长城脚下的公社”的建筑，确实如张永和所提倡的那样实现了建筑在本土的“土”与“木”的概念，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一个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的国家，用木建房也就意味着要砍伐树木。所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要从如何禁止使用树木开始来重新护植我们的森林资源，而不是在如此紧缺植被的情况下为了一个简单的西方时髦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所渲染的民族性去做违反我国生态现状的事情。同样，用土建房和用土烧砖建房，表面上是不同于工业材料的生态居住理想，但它的大量挖土烧砖也是以不符合目前中国的资源现状为结果的。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因为“生态城市”首先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生态问题，而不是一个社区的规划所达到的生态标准的程度，这是中国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毫不犹豫地反对建筑学界的那种现象：由90年代对自我建筑的迷恋而套用的海德格尔的一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后来变成房产促销广告语)，到今天的“个人梦园”(这在现在也成了“长城脚下的公社”理想的实现)，因为如果我们要讨论社会建筑，那就是注定了，再美丽的广告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拒绝的，因为正是现在的建筑师的“生态”观念才会让中国那恶化的“生态”更为恶化，尽管他们都用了“生态”这个理论来唱他们的赞歌。就象现在，我们的建筑学完全被展览所误导，以至于变得如此地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要思考每一个建筑展所给中国的建筑学带来的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就象我在艺术界一直所从事的工作那样，而不是只满足于在建筑的国际展览中获得什么样的荣誉。因为我们现在身处于文化上的后殖民领地，我们的建筑象我们的艺术一样当进入国际交往秩序时就受到了西方的歪曲。这是我持续在批评的内容。所以在建筑界，我选择了张永和作为我批评的对象，从他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开始至今。而且我又是看着张永和如何从一个个人行为的“竹化”变成一个建筑学的成果，甚至妄想发展到建筑业而让它成为建筑业的“公害”的。也就是说，正是张永和具备了我所要批评的内容而使张永和成了我批评的对象。它也使我想到了整个中国的后殖民状况，因为国际舞台上后殖民已经害了不少的中国艺术家，而使在后殖民之外几乎找不到什么艺术家，那怕是做的不好的艺术家。而张永和也成了为西方策划的中国建筑师展览中的牺牲品，因为在艺术上我们还不可能如建筑上那样具有实证性，它往往被那层文化的烟雾弹所笼罩。这又是张永和的不幸，本来张永和不赶西方“东方学”规定的中国题材，而从事他在美国学习时的建筑研究和创作，那么他至少还是一个严肃的建筑师，不管这种建筑师做得是不是成功。但他现在用了中国“唐人街”文化的朽木为承重墙来营造他所认为的学术建筑，结果这个朽木承重墙不堪一击地使他的营造一下子倒塌为废地。到他回头再来言说他的“建构”一说时，又受到了朱涛的批评，就是那篇《“建构”的许诺与虚设——论当代中国建筑学中的“建构”观念 》(注十)文章断了张永和在建筑学上的退路。但我还是想着张永和的问题，就象我还一直想着“从半岛出发”讨论会主持人，日本的建筑师矶崎新在听了我的发言后所发表的他个人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跟日本早年的时候差不多，以前在日本，就是西方认为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让日本艺术家照着西方人理解的日本去为西方做东西。然而随着日本的发展，日本开始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系统，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日本才有了自己的形象。所以矶崎新又说，中国的建筑问题看来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之外的人很难进入的领域。我想这些话对张永和是不是会有所触动，因为矶崎新的这番话也可以作为对张永和的批评，但不管怎么说，我在“社会建筑”领域的批评工作已经“从半岛出发”了。

　　注释：

　　(注一)、《半岛第一章》香港建筑业导报出版社2002
　　(注二)、王南溟《中国人都是熊猫吗——评张永和“竹化城市”》英文版2001,www:Chinese-art.com
　　(注三)张永和《非常建筑》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
　　(注四)、王南溟《上海美术馆不就应该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在中国设的一个摊位——2000上海美术双年展上的发言》、《拿肉麻当有趣：在西方殖民与中国被殖民文化政策中 的蔡国强》、《“唐人街文化”：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当代艺术》2002-2001“美术同盟”www:arts.cn.tom.com
　　(注五)、《半岛第一章》香港建筑业导报出版社2002
　　(注六)、《半岛第一章》香港建筑业导报出版社2002
　　(注七)、张永和《非常建筑》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
　　(注八)、《半岛第一章》香港建筑业导报出版社2002
　　(注九)、《艺术世界》2002年5月号《从长城出发》
　　(注十)、《时代建筑》2002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