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呼唤白话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
八十五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革命，给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以许多启迪，作者呼吁中国当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必须怀抱两大危机意识：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设计和创造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种新伦理体现在尊重平常与平民，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以获得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1．关于新文化运动与现代设计学
关于设计学科（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的现代化问题，建筑学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不少了。但在景观、或者说风景园林方面的，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也难怪，生在今日的中国，做一名景观设计师是幸运又痛苦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有以往几代人都没有的实践机会；痛苦的是，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在混乱的学科定位面前，在如过江之鲫的流派、风格、理论面前，我们又很难把握。思考的高度、时间和深度都局限着理论的总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笔者深信，立足本土，扩大视野，站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早日实现设计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五四”开始，八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张静如，1999）。“五四”精神，关于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追怀。正如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青的人自愿为它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周策纵，1999）。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代化的目标只在白话文里得到最完全的体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散文，我们的诗歌是最早实现了现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运动，它起初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广义上讲，是一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革命，倡导全方位现代化（周策纵，1999）。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期望它也推动了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八十多年前的1910-20年代，中国的设计学还在痛苦的草创之中，在现代建筑被动输入的情况下，一切还处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这“铁屋中的呐喊”过后，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们才浮出海面，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时间的阴差阳错、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们选择了多种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继承传统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国的现代建筑，还有一些人则开创性地整理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详参邹德侬，2003，1-40）。无疑这些工作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正是先辈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设计学科的成就和发展。回顾历史，先辈们的伟岸身影仿佛在召唤我们去完成他们未竞的事业。
八十五年过去了，从新文化运动的宏伟目标来看，就我们所关心的设计学科成就巨大，但是，也应该有更多的期待。特别是中国的园林，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成为封建士大夫文化和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在此申明，决不是要砸烂这些园林，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本身是现代设计学的重要精神）。我坚信，真正的实现全面文艺复兴机会是在当代中国，而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我们有理由继续高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边缘时代。
2．认识危机是复兴的起始，当代中国面临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传统上，我们这个行业是不喜欢有人谈时代背景、谈理论的。我们习惯的是一上来就画，就展示一点徒手能力，“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好的图画”，但面对中国这样一张饱经沧桑的纸张，我们仅仅有一点工程师的知识、有一点美术功底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说五十年代陈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让建筑师变成描图机器（陈占祥，1957，参杨永生，2003，147-148），是呼吁回到设计学科本身的话，在设计人员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种大的、不局限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视野。
那么，对于设计学科来说，这样的大视野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有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和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与人性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法西斯独裁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见Winslow，1995）。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当年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th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
2.1 第一大危机，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identity）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中国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identity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见张汝伦，2001）。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Seamon，1980；Relph，1976； Norberg-Schulg，1979，1984，俞孔坚，2002）。如果说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Cosgrove，1984），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乾隆大帝，认同于康熙大帝，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设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 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作为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或者别的？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的，文化认同的危机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时代发展到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一次凸现在我们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包括对新的由“五四”和建国以来形成的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危机，在知识界再次发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陈思和，1996）。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吴良镛，2003）。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体现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为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俞孔坚，2003）。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典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我本人不试图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评论它们，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见Pregill and Volkman, 1993，p540）；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见Hall, 1997，p186）。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理性、科学、民主和平民化时代的进程，“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2.2 第二大危机，中国人地关系的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Boerschmann, 1906）。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去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５号遨游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的欢呼。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希缺。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济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她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生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昆虫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关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如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等)。据研究，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周一星，孟延春，2000)。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人地关系包括人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人所具有的主动地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有时会违背自然规律，酿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苦果（郑度，1994）。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俞孔坚等，2000，2003）。
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3．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八十五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可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顾和对照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的某些思想意识，就会发现历史是何其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已脱离普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胡适，1981）。而在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鲁迅，1982）。”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198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见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个方面，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1999）。”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也是极其现代的，我们看到的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没有现代建筑内容，它只是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新拾起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经过20多年，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 2001）。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1）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他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古典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2）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之为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早在四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学生就发出了《我们要现代建筑》（蒋维泓，金志强，1956）的呼吁，可惜时代的错误却让他们怀壁其罪。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还他们以公正。“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曾是他们的出发点，景观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景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适宜技术的景观，正是尊重和适应土地及土地上过程的设计，构成城市景观的“白话文”。设计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无疑是中国现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艰巨而令人激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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