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需求与碳排放强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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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1
来源:景观中国网
碳排放需求与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规模越大,水平越高,则需求越大,反之则低。但达到一定水平,碳排放需求则趋于平稳和不断下降。
1. 碳排放需求
A. 碳排放需求与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规模越大,水平越高,则需求越大,反之则低。但达到一定水平,碳排放需求则趋于平稳和不断下降。大略有以下六种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平稳增长但物理扩张十分有限,碳排放需求量大但趋于饱和。此时的总量限制对经济发展约束小,强度限制亦然。例如,欧盟、日本他们按总量和强度承诺,效果大略相同。
·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停滞或下滑,碳排放强度削减潜力大。工业化进程中的高排放时段的排放量近于饱和限量,参照此时排放量的总量制约约束小;但强度承诺显然不利。此类国家主要为前苏东国家,其倾向性为基于高排放的总量承诺。
·工业化水平较高,经济波动性较大,碳排放需求也相应波动,但高排放时段的总量也趋近于饱和排放,拉美和欧佩克国家属于此类,总量可能较为有利,而强度难度要大些。
·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碳排放需求持续增加,但据饱和排放尚有较大距离,如果按历史排放为基准,总量限制非常不利,而强度约束为相对量,难度要小些。但从历史和长远看,强度约束可能有"活节扣"之效用,约束会随时间而强化。
·工业化处于起步或尚未起步阶段,经济增长缓慢,或政治波动大,碳排放水平低,一般情况下,碳排放需求不会有较大增长,例如非洲和部分南亚国家,总量和强度约束均在短期内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平稳增长,而且物理扩张的空间大,碳排放需求量大,但他们未达到饱和状态,此时总量约束对物理扩张有不利影响,但强度承诺约束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可能倾向于强度而非总量。
B. 碳排放需求与资源秉赋关系密切。同样的经济发展规模与水平和资本密集度,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富集,低碳能源结构,低碳经济结构则碳排放需求低,碳排放强度低。
C. 排放需求基准线定义,大约有三种情况:
·过去某一时点的排放总量。此为京都议定书目标模式,以1990年或附近某一年的排放总量作为排放需求的基准线,这种承诺方式对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业化水平高、经济物理扩张较为有限的国家,如欧盟、日本、苏东国家应较为有利,对其他国家均可能有不利影响。
·基于历史和当前排放而线性外推到某一时点或时段的排放总量。此为IPCC排放情景之方法,这一方法对起点高的国家较为有利,对于当前排放低的国家,由于起点低,即使增长速度快,数十年后的排放水平依然较低,依此线性外推所得总量,对排放量低但经济已起飞的国家较为不利,因为当前的谈判不可能考虑50年或100年后的承诺。当然,对于经济尚未起飞的国家,影响也不大。
·与满足人文发展基本需求相对应的排放总量,人文发展的基本生存(衣食住行)和生活质量(期望寿命、环境、教育等)不是无限的。与这些基本需求相对应,排放需求也是有限的。以这一有限总量作为排放限额,对所有人来讲均是公正的。如果这一总量太大,应该考虑将这一总量的比例分配到每一个地球公民,而不应是按政治实体-国家作为分配单元,这一方法对已实现高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利影响可能较大,因为他们已经达成或超过了排放需求上限。但他们可与低发展水平的国家联合,因为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当前需求低,增长有限,可以转让部分给发达国家。到他们需求时,再行尝还。这一方法对已经起飞的发展中经济较为有利。因为这一数额是基于人文发展需求估算出来的,所得总量限额不会对发展造成大的约束。这一方法对于尚未起飞的发展中经济也较为有利,因为其发展权益得到保障。在当前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可以转让。
2.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取决于:1,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2,化石能源的结构;3,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4,能源强度。
·强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规模。
·强度低并不表明效率高。贫穷的农业国家碳强度均较低,但效率并不高;强度高也不说明效率低。例如,产品的能源效率高,但并没有全部买出去,没有得到货币实现,则单位GDP的强度同样高。
·一般情况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强度指标是随着时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的。按这一自然下降趋势作出的承诺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如果要承诺低于这一趋势,则很可能表现出制约影响。因为资金、技术等均属于稀缺资源;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有资金、技术的保障,则强度承诺在近期是可取的;但经济规模的扩大需要同一技术的重复利用,因而强度并不能随经济增长而线性递减。因而从长远看,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不利。
·对于发达国家,由于资金、技术和完善市场制度的保障,在短期水平,采用强度承诺是可行的;在长期水平,由于规模扩张较为有限(人口稳定、发展饱各);强度承诺也不会有不利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强度水平低,进一步大幅降低的难度较大。
·碳强度指标受经济波动(增长、汇率、通货膨胀等)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缺乏较为严格的科学客观性。[NextPage]
3.总量与强度指标
·确定性:总量优于强度,因为强度的影响因子太多。
·科学性:总量可以根据人文发展需求或环境保护或其他及目标来测算;强度则难于作出满足某一特定目标的测算。
·经济性:总量可以将碳排放资源化,用于市场交易;强度指标不可。
·刚性:表面上看,总量是绝对指标,刚性强;但如果总量较为宽松,则硬性约束小;强度指标具有相对性,弹性强,但它不分情况,对所有国家均一样,实际具有直接可比的硬性约束。
·公平性:一方面,它是公平的,所有国家均削减强度。另一方面,它是不公正的,忽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兼容性:总量指标可包括碳汇;强度指标与碳汇的直接联系不大。
4.中国的碳排放需求:中国目前的水平仍然较低,中国的增长迅速,需求仍将有较大幅度增加,才能满足中国人文发展的需要。
·总量指标:
1. 京都型指标不可取,因为我们历史排放的最高峰仍然太低,远不能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
2. 线性外推:优于京都型指标,但由于我们起点低,即使给20年增长,也难于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水平;
3. 需求指标:由于这一指标的基础是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有伦理或公理基础,可以维持和保障我们的发展权益。
·强度指标。表面看来约束性不大,但实际上很可能是一个活节扣,越套越紧,对我们并不利,这是因为:
1. 基线问题:中国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强度下降速率非常快。谈判中,欧美必然要求以此为基线。而中国的长远发展,长期稳定保持这一速率,可能有困难。
2. 经济的波动性问题:即使中国不出现1960年代的经济下滑,但汇率通胀,增长减缓等因素会造成经济波动。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波动性较大,例如,南美、东亚经融危机。
3. 对发展权益的保障:与发展基本脱钩,不能有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建议:慎重考虑强度指标,否定京都类型指标,宜采用需求指标。
A. 碳排放需求与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规模越大,水平越高,则需求越大,反之则低。但达到一定水平,碳排放需求则趋于平稳和不断下降。大略有以下六种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平稳增长但物理扩张十分有限,碳排放需求量大但趋于饱和。此时的总量限制对经济发展约束小,强度限制亦然。例如,欧盟、日本他们按总量和强度承诺,效果大略相同。
·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停滞或下滑,碳排放强度削减潜力大。工业化进程中的高排放时段的排放量近于饱和限量,参照此时排放量的总量制约约束小;但强度承诺显然不利。此类国家主要为前苏东国家,其倾向性为基于高排放的总量承诺。
·工业化水平较高,经济波动性较大,碳排放需求也相应波动,但高排放时段的总量也趋近于饱和排放,拉美和欧佩克国家属于此类,总量可能较为有利,而强度难度要大些。
·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碳排放需求持续增加,但据饱和排放尚有较大距离,如果按历史排放为基准,总量限制非常不利,而强度约束为相对量,难度要小些。但从历史和长远看,强度约束可能有"活节扣"之效用,约束会随时间而强化。
·工业化处于起步或尚未起步阶段,经济增长缓慢,或政治波动大,碳排放水平低,一般情况下,碳排放需求不会有较大增长,例如非洲和部分南亚国家,总量和强度约束均在短期内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平稳增长,而且物理扩张的空间大,碳排放需求量大,但他们未达到饱和状态,此时总量约束对物理扩张有不利影响,但强度承诺约束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可能倾向于强度而非总量。
B. 碳排放需求与资源秉赋关系密切。同样的经济发展规模与水平和资本密集度,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富集,低碳能源结构,低碳经济结构则碳排放需求低,碳排放强度低。
C. 排放需求基准线定义,大约有三种情况:
·过去某一时点的排放总量。此为京都议定书目标模式,以1990年或附近某一年的排放总量作为排放需求的基准线,这种承诺方式对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业化水平高、经济物理扩张较为有限的国家,如欧盟、日本、苏东国家应较为有利,对其他国家均可能有不利影响。
·基于历史和当前排放而线性外推到某一时点或时段的排放总量。此为IPCC排放情景之方法,这一方法对起点高的国家较为有利,对于当前排放低的国家,由于起点低,即使增长速度快,数十年后的排放水平依然较低,依此线性外推所得总量,对排放量低但经济已起飞的国家较为不利,因为当前的谈判不可能考虑50年或100年后的承诺。当然,对于经济尚未起飞的国家,影响也不大。
·与满足人文发展基本需求相对应的排放总量,人文发展的基本生存(衣食住行)和生活质量(期望寿命、环境、教育等)不是无限的。与这些基本需求相对应,排放需求也是有限的。以这一有限总量作为排放限额,对所有人来讲均是公正的。如果这一总量太大,应该考虑将这一总量的比例分配到每一个地球公民,而不应是按政治实体-国家作为分配单元,这一方法对已实现高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利影响可能较大,因为他们已经达成或超过了排放需求上限。但他们可与低发展水平的国家联合,因为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当前需求低,增长有限,可以转让部分给发达国家。到他们需求时,再行尝还。这一方法对已经起飞的发展中经济较为有利。因为这一数额是基于人文发展需求估算出来的,所得总量限额不会对发展造成大的约束。这一方法对于尚未起飞的发展中经济也较为有利,因为其发展权益得到保障。在当前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可以转让。
2.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取决于:1,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2,化石能源的结构;3,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4,能源强度。
·强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规模。
·强度低并不表明效率高。贫穷的农业国家碳强度均较低,但效率并不高;强度高也不说明效率低。例如,产品的能源效率高,但并没有全部买出去,没有得到货币实现,则单位GDP的强度同样高。
·一般情况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强度指标是随着时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的。按这一自然下降趋势作出的承诺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如果要承诺低于这一趋势,则很可能表现出制约影响。因为资金、技术等均属于稀缺资源;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有资金、技术的保障,则强度承诺在近期是可取的;但经济规模的扩大需要同一技术的重复利用,因而强度并不能随经济增长而线性递减。因而从长远看,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不利。
·对于发达国家,由于资金、技术和完善市场制度的保障,在短期水平,采用强度承诺是可行的;在长期水平,由于规模扩张较为有限(人口稳定、发展饱各);强度承诺也不会有不利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强度水平低,进一步大幅降低的难度较大。
·碳强度指标受经济波动(增长、汇率、通货膨胀等)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缺乏较为严格的科学客观性。[NextPage]
3.总量与强度指标
·确定性:总量优于强度,因为强度的影响因子太多。
·科学性:总量可以根据人文发展需求或环境保护或其他及目标来测算;强度则难于作出满足某一特定目标的测算。
·经济性:总量可以将碳排放资源化,用于市场交易;强度指标不可。
·刚性:表面上看,总量是绝对指标,刚性强;但如果总量较为宽松,则硬性约束小;强度指标具有相对性,弹性强,但它不分情况,对所有国家均一样,实际具有直接可比的硬性约束。
·公平性:一方面,它是公平的,所有国家均削减强度。另一方面,它是不公正的,忽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兼容性:总量指标可包括碳汇;强度指标与碳汇的直接联系不大。
4.中国的碳排放需求:中国目前的水平仍然较低,中国的增长迅速,需求仍将有较大幅度增加,才能满足中国人文发展的需要。
·总量指标:
1. 京都型指标不可取,因为我们历史排放的最高峰仍然太低,远不能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
2. 线性外推:优于京都型指标,但由于我们起点低,即使给20年增长,也难于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水平;
3. 需求指标:由于这一指标的基础是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有伦理或公理基础,可以维持和保障我们的发展权益。
·强度指标。表面看来约束性不大,但实际上很可能是一个活节扣,越套越紧,对我们并不利,这是因为:
1. 基线问题:中国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强度下降速率非常快。谈判中,欧美必然要求以此为基线。而中国的长远发展,长期稳定保持这一速率,可能有困难。
2. 经济的波动性问题:即使中国不出现1960年代的经济下滑,但汇率通胀,增长减缓等因素会造成经济波动。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波动性较大,例如,南美、东亚经融危机。
3. 对发展权益的保障:与发展基本脱钩,不能有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建议:慎重考虑强度指标,否定京都类型指标,宜采用需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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