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概念挑战中国：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有感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对自然和文化表现出格外的重视，然而与国际的交流又使我们深刻感受到，国内对待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尚存在很多偏差与不足。在亲历了有史以来参加国家最多、历时最长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更加体会到，与发达国家认知世界遗产的程度相比，我们的观念相对落后。“一国一项”的申报限制虽然被打破了，中国的申报前景却并不容乐观，而更不容乐观的是我们对于遗产的认识和相应的行为。下面就几个方面，谈几点体会。 　　

　　1 关于凯恩斯决议和“一国一项” 　　　　

　　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的遗产大会上，为了平衡世界遗产在全球的分布，大会形成了一系列决议。核心内容就是“一国一项”，即规定已有遗产列入每录的国家，每年最多申报1项：没有遗产列入的国家，最多可以申报3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凯恩斯决议表示不满，认为遗产的申报和提名应该从遗产突，出的普遍性价值出发，仅仅追求；数字上的平衡违背了遗产公约的宗旨。鉴于各国对凯恩斯决议在在分歧，世界遗产委员会建在2004年苏州会议上成立工作小组，对各国的意见和评论进行审议，以便做出修正。 　　

　　在中国、印度和意大利等国的积极推动下，此次会议在申报项目的数额上终于有所突破。苏州决议允许在2006年的委员会大会上，一国可以提交两项预备世界遗产，但至少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这一规定是因每年世界各国申报的文化遗产居多，而且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很难进行比较，因此通过审议也相对比较容易。但自然遗产的评判就比较严格，采用的是统一的标准。我们国家的30项世界遗产里，有26项部是文化遗产，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修正决议的规定，就是为解决这种自然与文化遗产之间的不平衡，鼓励各国加强自然遗产的申报。 　　

　　“一国一项”的数量限制虽然放宽了，但制约条件更多了，中国的申报前景并不容乐观。表面上看“一国一项”的规则被打破，但同时又增加了很多附加条件。比如每年大会审议的遗产总数不能超过45项；至2007年，没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列入遗产名录数量少的国家要减少30％。加入公约的缔约国里有40多个国家至今还没有遗产列入名录，以南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为主，他们在申报上具有优先权。中国拥有的列入名录的遗产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位，在申报遗产的国际大排队中，势必会被往后排。 　　

　　2 关于“遗产”概念的再认识 　　

　　我们总习惯于强调自己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用文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而事实上，文物价值只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对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的鼓励，显示出遗产保护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们不再仅仅对传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风景美学价值给予关注。近年来多次修改的《操作指南》中所体现的对生态、地质演进、生物多样性等价值的重视，要求国人对自然遗产的概念必须有更深的认识。 　　

　　关于自然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局限于过去风景名胜的概念中，其实早在 1996年《操作指南)的修改中就明确规定了：除非特殊情况，美学条件不能单独作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从自然遗产的角度来看，美学标准更是越来越被弱化了。一种濒危的物种，其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道壮丽的风景。而我们从前忽视的恰恰是对生态、地质演进和生物多样性这3种价值的认识。 　　

　　文化遗产的价值观也同时发生了改变，全球战略研究将人与环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有机关系放到了突出位置，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近代的和20世纪的文化遗产，以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性的、活的文化景观。例如：2004年瑞典成功申报了一家20世纪20年代使用的无线电电台，这家电台完整地保留了当时一整套的设备和建筑物，它代表了世界通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更让中国代表想象不到的是，墨西哥著名现代派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路易斯·巴拉干的设计事务所和他的住宅，共1 000多平方米的建筑物，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巴拉干在现代建筑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影响了拉美地区现代建筑和景观的设计风格。许多人会质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是否能够符合遗产的标准?因为我们总在强调自己历史的悠久，用我们惯用的文物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而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文物在历史的原真性和构成的完整性上已失去了很多，而相似类型的文物价值又被普遍地承认。作为世界遗产，更强调其历史的真实性和构成的完整，只需要证明在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个阶段中具有其独特的意义，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惟一性突出价值的世界遗产。 　　

　　不断涌现出来的20世纪活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景观类遗产提醒我们，在现代城市改造中，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着被文物部门定义的文物，可能我们正在拆除的旧建筑，就是在近代重大历史时期中具有代表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就能够构成世界遗产的价值。世界遗产运动对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等综合性、整体性的新遗产种类特别重视的趋势，也要求我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需要有所突破。 　　

　　2004年被列入文化景观类型的一项世界遗产，是葡萄牙一座有百年历史的葡萄种植园，由于种植园建立在海边非常贫瘠的岩石上，人们必须从岩石缝中挖出土壤。为了防风，葡萄架周围还垒起很高的石头围墙。这种特殊的种植方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让我们立刻联想到，我国哈尼族在山坡上开垦出的梯田也完全够资格进入这种类型的遗产名录，文化景观反映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反映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独特技术、生存方式。这种人与土地整体的有机联系在我国大量存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人与土地的联系是深刻而多样的。 　　

　　近年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运动从对单体文物的保护，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城镇和村落景观整体(包含其赖以形成和存在的环境)，以及包含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文化线路”或“遗产廊道”的概念出现在人们面前。与此类概念相似的是美国的“遗产廊道”，它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化和绿色通道概念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共同提出来的。美国的绿色通道计划由来已久，它的功能分为生态绿道、休闲绿道和历史遗产廊道3个类别。经过长期发展，绿色通道已经由最初的美化、休闲等单一目标，规划扩展成为包括栖息地保护、历史文物保护、教育和环境解释等内容丰富的多目标规划。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或文化景观，在这些区域或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这幅作品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是能够把单个遗产点串联起来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 　　

　　日本在苏州大会上申报的纪伊山地的灵场及参拜道，绵延300多km，沿途坐落着神社、寺庙，1 000多年来都被日本人奉为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圣地。在我国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同样拥有丰富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大运河、丝绸之路、玉石之路、茶马古道、剑门蜀道、太行古道均举世闻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没有人对这些文化线路进行专题研究，其专业教育是贫乏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也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尽管国际上对世界遗产的认知走过了由孤立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但我国目前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孤立的点上。对京杭大运河的考察研究现在看来非常重要。作为我国惟一一条沟通南北的水系，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6个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河流，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运河，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京杭大运河在我国的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比长城更具价值，应该尽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带有显著的民族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大运河研究清楚了，也就是把中华民族的“身份”搞清楚了。 　　

　　3 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作为民族的身份证 　　

　　我国目前正面临一个民族身份丧失的问题，中国文化正在失去其显著的特性，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这种文化认同危机普遍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而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属于我国的世界遗产，是我国区别于其他文化国度特有的、不凡的特殊价值所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治疗当前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一剂良药。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带有显著的民族特性。文化遗产是从文化意义上标识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自然遗产则是文化遗产的本源，因为文化本身是适应自然的过程、自然的现象和自然的格局发展而成的，没有自然多样性就不存在文化多样性。正因为中国多样化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遗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桂林山水和黄山这样的自然风景，怎么会有中国的水墨山水画。所以说，这两种世界遗产本质上互相紧密联系，是一个民族身份证的两个方面。 　　

　　当世界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时，对遗产的归属和保护也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圣城的争夺是巴以冲突的原因之一，从我们申报高句丽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则显现出了东北亚政治和外交关系。在各国将世界遗产看作重要的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成就的体现时，究竟什么样的世界遗产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身份呢? 　　

　　我们已经拥有的30项遗产里，绝大部分是反映帝王将相和封建意识形态的遗产，这是我们对待遗产认识的一种偏差。故宫、长城、兵马俑表现的仅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代表封建王朝贵族文化的那一部分，只把这些展示给世界，我们给人留下的还是封建帝王国家的印象，人民、土地却不知道在哪里。未来中国遗产的申报，应该挖掘代表人民大众的文化和精神，探索人与土地更深层次的关系。 　　

　　4 关于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 　　

　　世界遗产的种种新趋势敦促着中国开展关于遗产申报和保护的国家战略研究。不难看到，我们的申报还没有完全站在国家的角度去履行国际公约，一些风景名胜区的积极性大多来自对经济利益的渴求。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即使拥有良好的世界级遗产，却没有能力进行申报。大运河申报的困难，更在于它跨越多个省市，没有牵头人进行地方联合。国家必须出面组织大量的专家，出台遗产申报的战略指导，把握遗产价值的高低，自上而下地告诉人们应该申报什么。 　　

　　一项遗产申报成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自然资源得到了国际的承认，成为全球人类遗产最精华的一部分。保护，自然是不容置疑的。除去世界范围的一套保护体系外，联合国强调各个国家也应该建立自己的保护体系。当清楚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遗产，优先申报什么项目后，才能形成关于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更科学、更全面地建立起遗产保护系统。比如大运河，它联系着各个水系、码头和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工程技术价值及发展、联系沟通的价值和旅游休闲价值构成了大运河的综合价值，如果沿着这条遗产廊道从南走到北，人们就能够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了解我国2 000年的文明史、发展史。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区域及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运河提出整体保护的战略对策。对其他遗产廊道，同样要划定遗产廊道范围，判别廊道区域内各个遗产元素，然后重建廊道遗产元素的空间关系，同时还要制定所涉及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 　　

　　国土上的遗产，包括自然和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世界遗产仅仅是这个系统最精华的部分。这个遗产系统在维护着国土生态安全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必须呼吁，在国家和区域尺度上，尽快开展遗产地系统和网络的建设，用反规划(逆规划)的思想，为中华民族的万代子孙留下一个永远得到保护的 “不建设”区域——一个彰显民族身份和保障人地关系和谐的、永远留存的国土生态和文化的“安全格局”。 　　

　　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之路还有很长，而我们与此有关的教育和专项研究还相当薄弱，呼吁大学尽快进行相关的学科体系建设，开展教育和研究。特别强调，国家应该尽快建立景观设计学科，因为它在自然和文化遗产规划和保护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像我国这样的遗产大国，在国家专业教育设置体系中却没有景观设计学科和专业，也让国际同行所不能理解。期望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和重视程度有所加强。 　　

[作者简介]
俞孔坚／1963年生／男／浙江金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