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规划原理的教育

[美]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  著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设计系教授
黄国平  翻译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设计学博士研究生

作者简历：
　　卡尔·斯坦尼兹自1973年开始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景观设计与规划教授，1986年被授予景观设计与规划亚历山大与维多利亚·维利荣誉终身教职。 　　
　　1967年，斯坦尼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城市设计，师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此之前，他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和建筑学学士学位。1966年起，他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建立的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担任研究员。随后，他开始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今。
　　在他多年学术和职业生涯中，斯坦尼兹教授一直致力于不断改进方法，使得规划师和设计师能进行大尺度的场地分析，并就保护和发展作决策。他开设的课程包括“景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视觉景观分析与管理”。过去几年中，在他为高年级景观设计研究生开设的“主要景观变迁”设计课中，为大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处于变化压力之下的景观区域作了规划。这些项目包括：美国Yosemite国家公园、Minuteman国家公园、Acadia国家公园、Gateway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州Gunnison地区、新罕什州Monadnock地区、宾夕法尼亚州Poconos地区、犹他州Snyderville盆地、宾夕法尼亚州Monroe县、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西Galilee地区、百慕大地区、犹他州Park市、加利福尼亚州Camp Pendleton地区，等等。
　　1984年，鉴于斯坦尼兹“在环境规划和设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在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景观规划，尤其是资源管理以及视觉影响评价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美国景观设计教育委员会（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授予斯坦尼兹教授“杰出教育者奖”。1996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颁发给斯坦尼兹教授年度“杰出实践奖”。 
    
　　在我讲述这片论文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经历和背景。我从一个边缘学科进入了这个学科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理念。但在此之前，我没有受过景观设计和景观生态方面的教育，也没有相关从业经历。回想过去，我曾非常勤于钻研，也非常幸运和精力充沛，甚至经常不满成规旧习。而且我也一直关注教育和广泛的环境问题。我所在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也非常重视并支持我个人学术研究和发展。我身边总会有很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教授。我知道，在我所学到的知识中，大量来自于这些我的学生和同仁们。简而言之，我是一个生态学的“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
　　我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设计系任教长达三十多年。期间我也访问了北美、欧洲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景观教育机构。我深刻理解到各个机构教育体系设置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正是本次研讨会主题的来源和重要意义。我相信，最终的结论不会是一种单一的模式。我更确信，我在哈佛任教的经验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而，我还是很高兴能受邀参加这次研讨会，我希望我的这篇根据会议组织者要求写的论文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并具有参考价值。
　　我非常欣赏赫勃特·西蒙（Herbert Simon）关于“设计”的定义，尤其是他将“设计”视作一个积极的动词：
　　“所谓设计就是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改善现状的途径。”[ Herbert Simon，1916－2001，美国科学家。在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算机图灵奖。这段话引自他1968年所写的《工艺科学（The Science of Artificial）》——译者注]

　　诚然，在座的各位都与这个定义相关。
　　在我1995年的论文《“设计”是一个动词，“设计”是一个名词（Design is a Verb; Design is a Noun）》中，我提到生态与艺术都是人定义的。它们虽然不同，甚至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中，但是它们也可以和谐共处。遗憾的是，在我们学科里，这两者——生态与艺术——经常被视为两个对立的领域。在我看来，“设计……作为一个名词应该不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而且不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它应该是一个能被体验和理解的社会交流方式。正如乔治·萨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著名哲学家、诗人、人文主义者。——译者注]告诉我们的那样：
　　‘当创作的天才忽视了大众的兴趣，他就很难创作出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作品。想象需要根植在历史、传统和人类的基本信念中，否则它只会漫无边际的生长而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跟那些微不足道的旋律一样，很快就过时了。’
　　另一个类似观点出自《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注释中：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具有启示他人的力量。如果一盏明灯无法点燃其他灯的话，它只是一团微弱的火焰。艺术的真谛不仅在于启迪其他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启迪整个人类。’
　　有人可能会反驳，认为景观设计的基本概念是关于审美的，而有人会认为是关于生态的，还有人会认为基本概念是生态与感知之间的联系。而我的观点是：景观设计的基本概念是社会关系，因为景观设计是‘设计作为动词’ ——一个以人为中心，进行改造的过程——的结果。进而在景观设计中，最基本的方法——体验的组织和物质化过程——既是生态的，也是感知的。”（Steinitz，1995）
　　因此，无论设计本身是试图改变还是试图保护，它总有基本的社会目的，即通过改造环境和自然过程，包括生态过程，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设计的教育——作为动词和名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最近几年，我成为了教育方法的评论家（广泛的论述，而非从个人喜好出发）。我就此问题做过不少演讲，也写过若干论文（Steinitz 1990,1993, 1995）。我曾为规划设计和教育本身设计了一个研究框架，用它来细化我们向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这个研究框架不仅可靠，对组织我的教学都非常有帮助，而且与这个会议的主题也相关。（我相信这个框架对在座的某些人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但我想向其他人再简单介绍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的这个框架（图一）将六个不同的问题组织起来，每个问题又联系到某特定的基于理论的答案或者模型。在各类项目中，这个框架会被“经历”三次：第一次逐层向下，定义项目的背景和范围——确定问题；第二次逐层向上，细化项目的研究方法——如何问答这个问题；第三次再次逐层向下，完成项目得出结论——找到答案。这六个问题以及相联系的模型是根据最初确立景观设计项目时的考虑顺序而自上而下列出的。[NextPage]
I 如何就内容、边界、空间和时间等来描述景观？这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景观表述模型。
II 景观如何运作？各个元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联系到景观过程模型。
III 目前的景观是否运作良好？判断的标准包括：健康、美观、花费、营养流或者用户的满意度。这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景观评价模型。
IV 景观可能发生何种改变？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何种事件？这个问题与第I个问题相关，因为这两者都是关于数据、词汇及句式表达。这第四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景观变化模型。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类型需要考虑：一是根据现状趋势发生的改变；另一是根据规划、投资、政策和建设活动等可实施的“设计”而发生的改变。
V 这些景观变迁会带来什么不同？这个问题和第II个问题相关，因为两者都是基于信息和预测理论。这第五个层次的问题可以形成景观影响模型，在这里第II个层次中的景观过程模型将用来模拟变化。
VI 景观是否应该进行改造？如何进行不同改造方式影响评价比较？这个问题和第III个问题相关，因为两者都是基于知识和文化价值。这第六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决策模型。[实施过程可以被视作另一个层次，但这个框架则认为它是作为第I层次的不断反馈过程，即创造一个已经经过改变的表述模型。]

图1 设计研究框架（Steinitz）

　　需注意的是，这六个层次是按照一般认知方式的先后次序组织的。但是我认为从反方向来认识它们更加重要，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组织景观规划研究和推敲其方法（关键性战略阶段）；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更有效的教育方式。针对项目的设计方式应该根据逐层向上的方式组织并具体化，在各个层次上需要根据框架中上一级模型来确定该层次需要完成的成果。
　　VI 决策——能够决定提出改造计划或者能进行改造（或者不改造），需要知道如何比较不同方案。
　　V 影响——能够比较不同方案，需要通过模拟变化来预测影响。
　　IV 改变——能模拟变化，需要明确（或设计）模拟何种变化。 
　　III 评价——能明确潜在的变化（如果有的话），需要评价目前情况。
　　II 过程——能评价现有景观，需要理解景观如果运作。
　　I 表述——理解景观如何运作，需要能描述景观的表述方式。
　　然后，为了更有效，景观规划项目需要再逐层向下经过各层问题和适当模型的检验： 
　　 I 表述
　　II 过程 
　　 III 评价
　　IV 改变
　　V 影响
　　VI 决策
　　最后，需要作出“是”或“否”的决定。“否”意味着回溯式的反馈，意味着需要改变上层条件。所有这六个层次都可能成为反馈过程中的焦点。“重新设计”常成为实施反馈的办法。
　　“不确定的是”（其实仍然是“否”）可能需要改变项目研究的尺度、大小或者时间。（例如高速公路走廊的选址需要建立在更具体的选线分析上。）如果项目尺度发生改变，则该研究需要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再次经过这六个层次的研究框架。
　　一个项目通常要这样持续，直至得到一个肯定的“是”作为结论。（在我运用这个框架的时候，“不进行建设”也可以视作是一个肯定的结论。）“是”意味着实施，意味着继续改变从而进入新的景观表述模型。
　　既便研究框架以及这些问题看起来已经是非常规整，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并非这样。项目实施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可能会有错误的开始，可能最后钻进死胡同，或者不断迂回才得到新发现。但所有活动在得到一个肯定的“是”之前，的确会经历这个框架所描述的各个模型和问题。虽然同样的问题会不断出现，但这些模型，或者说答案，会随着项目背景的不同而发生改变。”（Steinitz，1996）
　　图1中的研究框架可以视作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可以视作一个模型，同时这些也是我向学生授课的方式。这个框架对于组织设计课，指导博士研究生和组织硕士研究生的案例分析。有两个使用该框架的景观规划案例，我将项目研究与教学和重要生态要素综合考虑，它们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Monroe县多解规划”以及“加利福尼亚州Camp Pendleton地区多解规划”。这两个项目都在我的网站　　（http://www.gsd.harvard.edu/info/directory/faculty/steinitz/steinitz.html）上有详细介绍。
　　表1显示了如何将这六个问题以及相关的模型用于描述或组织在我们领域或相关领域的多层次学术项目。其中谈到了三个不同的专业教育层次：入门级（一般为本科教育或初级硕士水平学位教育），专业级（一般为硕士学位教育），研究级（一般为博士学位教育，尽管这个层次可能目的在于培养更具创造力的以及非学术的专业人员）
　　在入门级教育领域，一般是教授所谓的“设计方法”（我认为是错误的），即从第I个层次到第VI个层次的保守主义路线（虽然通常称为数据－分析－综合－评价的过程）。因为需认识到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找到合适方法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专业级教育方法更加理论化。思考问题过程一般是从第VI个层次到第I个层次，然后再按照从I到VI的顺序实践。而在研究和创新实践级的教育领域，往往需要培养对理论本身的革新态度。这样，在重新寻找问题和答案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层次都可能成为研究起点或者研究重点，进而寻找新的理论、方法和模型。这个研究框架对于整个专业领域教育来说还可以作为不同层次，不同模型的源泉和基本特征。此外，它还可以作为向学生解释设计问题以及进行设计决策的方式。[NextPage]
　　在表1的教育框架中，具体内容部分被故意省略了。当将此框架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课程设置时，具体内容部分应该包括表2中所列的各个方面。

表2 景观规划课程设置　　

　　对于这次研讨会关于向设计师（根据Simon的定义）教授生态学知识的主题，图表中关于过程模型的横向内容可能是最适合的。我认为，所有刚入学的学生应该掌握生态原理，并且作为最基本的准则。这些生态学原理的教育可以融入现场考察、案例分析、课堂授课和阅读Carroll（1972），Hendler（1977），Dramstad，Olson和Forman（1996）等人的文章。所有这些教育可以用于初级设计课中。
　　对于已经有从业经验的学生以及硕士研究生，他们的要求会更加高一点。在这个阶段，更加具体的课程将是非常合适的，例如水文、湿地、土壤、野生动物管理和人类生态学等。这些内容也可以应用于设计课中，尤其是在大尺度比较复杂的跨学科项目中。在对这个阶段的学生提高要求，提供更多深层理解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他们的设计课提出更高要求。我们试图帮助他们思考的模型，同时也应该成为比较和评价他们设计成果的根据。对于目前占主导的非正式评委会评价方式而言，这个评价过程并不常见，也不容易。但我在我所指导的每次设计课中都曾使用。
　　对于博士水平的学生来说，要求则更高。在这个层次，通过经验模型来进行验证虽然是常用方法，但还不够。博士研究生应该能对生态学知识领域和应用领域做新的贡献。比较好的例子包括Sharon Collinge，Kongjian Yu和Kristina Hill的论文。
　　Sharon Collinge（1995年景观设计学Ph.D.[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共设两类博士学位：Philosophiae Doctor （简称Ph.D.）和Doctor of Design （简称DDes）。前者侧重理论或历史方面的研究，后者侧重实践方面的研究。——译者注]）的论文题目为《景观中斑块与走廊的空间分布：生物多样性的结论与景观设计的应用（Spatial Arrangement of Patches and Corridors in the Landscape: Consequences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作者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地区的某原生草原上做了一系列关于昆虫的实验，以证实斑块的空间特征、土地类型的转化对物种减少、重新集聚以及个体迁徙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实地考察实验不仅为研究昆虫对小尺度栖息地空间结构变化的反应提供了重要信息，而且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模型，以增加我们对大范围景观空间格局生态改造的理解。（Collinge，1995）
　　俞孔坚（1995年设计学博士）在题为《景观规划中的安全格局：以中国南部丹霞山为例（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a Case in South China）》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是否存在着某种景观格局，可以最有效地控制景观过程，而且可以提供最大可能的变化。在这篇论文中，俞孔坚提出了安全格局的概念，即某些对影响景观过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位置或部分。在此基础上，俞孔坚对生态的、视觉的和农业的安全格局做了研究。例如在生态安全格局中，用基于最小累计阻力的表面可达性来表征动态的生态过程。在这个可达性表面上，确定了四种结构要素：缓冲区，源间连接，放射路径和战略点。经过定性定量分析的这四个要素，与确定的源一起就可以构成不同层次的生态安全格局。安全格局可以用来在同样安全水平条件下，创建不同的改变方案。安全格局还可以限制变化模型，是空间博弈的基础。（Yu，1995）
　　Kristina Hill（1997年景观设计Ph.D.）的论文题目是《类型间模糊的表述方式：适应性分析中模糊数学、概率论、布尔逻辑和特定指数分类等方法的比较（The Representation of Categorical Ambiguity: A comparison of fussy, probabilistic, Boolean, and index approaches in suitability analysis）》。文中，作者在进行栖息地适应性分析中，采用四种方法表述类型：1）特定指数分类，采用一元函数定义不同类型中某特定渐变要素；2）布尔逻辑分类，采用二元函数定义离散关系的类别；3）概率论分类，也采用离散分类，但在指定事件和量化这些分类过程中允许随机不确定性的存在；4）模糊分类，定义渐变的要素进行分类，但其中不同分类在同一变化范围内存在重叠。论文讨论了这四种方法理论上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并用来表述黑顶山雀（Parus atricapillus）空间分布的不确定性作为试验。如果某个土地管理人员必须仅仅根据植被数据来预测某种动物丰富程度的，对马塞诸塞州森林景观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三种相互重叠的模糊分类法覆盖所有现有的植被类型。总的说来，模型的构建和使用主要侧重于分类的模糊性，这样可以促使模型的使用更加严谨，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就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与管理人员、规划师和生态学家进行对话。这样的方式将会比采用单个多因子函数模型更加有效。（Hill，1997）
　　然而，向设计师教授生态学原则主要还是针对入门级学生和专业级学生。我在哈佛负责协调和开设硕士研究生第四学期核心课程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学期之前，所有学生都已经上过Richards Forman的景观生态学课。大部分学生已经在哈佛或者本科阶段接受过相关领域的教育。可是他们先前的设计课一般不重视生态方面的考虑，而主要是在项目的尺度上进行“艺术化”的设计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设计往往使得场地的生态环境更加糟糕。学生们在设计过程中很少考虑将生态和艺术表达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在第四个学期，我教授一门“景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的课程。该课程是根据先前所述的研究框架组织的，主要由一般讲课和案例研究报告构成。讲课的时间是精心安排的，这样我讲述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与学生在设计课应用它们的时候保持一致。设计课分成了九个阶段，从区域大环境出发到项目的尺度，再回溯到区域。设计课中的这九个子问题按时间，一般正好围绕研究框架中的某个问题。尽管答案的顺序不断在改变，但最终总能找到足够答案基本完成一个多尺度的项目。 [NextPage]
　　课程中第二个问题是要求学生就15种场地中发生的过程建模并评价。学生们两人一组，使用马塞诸塞州中部的地理信息系统，评价场地的脆弱点——即土地使用类型发生改变可能带来的威胁。学生们必须定义这个过程，并进行研究和建模，最后的成果是一份简要的论文、面向全班的一次演讲和地理信息系统模型以及最后影响评价模型。这些成果将由教授和部分在该方面或生态原则应用方面比较擅长的学生进行评价。最终结果将发表并在网上发布，使全班能共享这些成果。所有的模型最后成为第三个课程问题的来源。第三个问题是选择合适的场地作为新的社区开发用地或现有城镇的扩展用地，并为此设计保护战略。
　　以下引向评价模型的过程模型列表是经过教研组讨论后决定的，其中可以反映景观设计系希望在这个学期强调生态原则和问题。因此表3代表了整个教研组的意见，而非严谨的理论研究范畴。
　　需要注明的是这个过程模型列表并不局限于生态领域。从以上列表中可以看出有若干项是关于社会经济或者建筑实体的。除此列表之外，每个设计小组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准则用来进行场地评价和设计。换言之，尽管生态过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非要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学生们必须就事论事地分析不同要素的重要性。一个生态保护计划可能会以生态学原则做主导原则，而宗教社区的选址则可能以其信条或者宗教仪式的需要作为主导原则。当然还有交通、缴税等问题。
　　同时要说明的是我们需要这些模型适合设计课的要求，于是这些模型需要达到的水平主要侧重于潜在景观改造可能诱发对生态环境和其他过程的威胁。使用这些普遍性原则的目的在于通过规划设计防止问题的发生。所以这里的模型与其他更专业的课程中复杂的空间或统计模型不一样，后者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通常用于高级设计课中以及博士研究生的研究中。
　　这种方法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当进行过程分析建模的时候，所有学生会集中注意力于此。学生们能专心于这种高度结构化的活动。他们知道这个阶段的成果将直接有助于他们设计课的工作，而且有助于评价他们设计课的成果。因此他们会认真听其他同学的演讲，并从中学习。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这样的活动可以使他们更加愿意选择其他教授开始的更加专业的课程。这些努力并非是孤立的，学生们融入了更广阔的景观规划设计领域。
　　最后，我想引用Lowry在1965年写的一段话作为我这篇论文的结束。这段引言概括了为什么我觉得当各个层次的学生对设计、研究和开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建模分析时，正是他们学得最好的时候。Lowry这么说道：
　　“总而言之，建模的过程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参与者会发现自己的理解不断深入，知识面得到扩展，专业技能也得到提高。我们追求进步的努力总是被乱糟糟的想法包围着，而建模过程中仅仅对结构化问题的探索就可以驱散迷雾。”

　　1．湿地：一系列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法律禁止破坏湿地；包括泥沼、沼泽、湖泊、河流、河漫滩和河湾等。另外还有政策保护周边缓冲区，禁止建设活动。一旦湿地被破坏，湿地能否恢复再生？
　　2．地表水质和侵蚀：景观改造和维护会增加雨水汇水量和侵蚀。有些土壤类型相对于其他类型更容易被侵蚀，土壤侵蚀会引发附近湖泊河流沉积物增加，进而退化。居住区和农业区也会影响土壤中营养物质流入附近水体。如何选择开发用地，以减少对地表水质的破坏？
　　3．地下水质和降解系统：景观改造、维护和人类居住会改变地下水的的补充、流动和水质。地下水可能会成为开发区的饮用水水源。如何才能使新建开发区不降低地下水水质？
　　4．土壤和农业生产：法律规定保护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壤。这些土壤可能同时也适合建设建筑。
　　5．能量/小气候：新英格兰的冬天非常寒冷多风，这就会影响供热能量消耗、户外的舒适程度、农业生产和路面结冰等等。哪些是暴露在外或者比较寒冷的地方？是否能避免在这些地方进行建设？这些地方在夏天也会非常炎热。
　　6．生物多样性：Petersham地区中，哪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7．连接性：对于栖息地的减少和孤立化，许多景观生态学家强调增加景观要素连接度，特别是在野生动物活动走廊。尽管廊道对增加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还在争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增强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连接具有正面效应。
　　8．斑块碎化：栖息地的减少和孤立化往往用斑块碎化程度来定义。斑块碎化不仅仅是人为现象，也可能是自然现象。发生斑块碎化现象的空间尺度是确定保护生物多样性方案的关键。
　　9．稀有濒危物种：《濒危物种法案》保护受灭绝威胁的动植物和它们的栖息地。Petersham有哪些稀有濒危物种？它们的栖息地都在哪里？
　　10.历史文化资源：Petersham在欧洲殖民历史中是非常富庶的。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和近代历史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些城镇有哪些历史文化资源？是否它们应该包括在你的设计中？或者在设计中避开它们？
　　11．视觉质量/地方特色：城镇和景观经过历史发展，具有了“新英格兰特色”，这正是受到目前居民和旅游者喜爱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中？这些东西能否得到保护？
　　12.大型建设花费：在场地上建设大型建筑的花费是多少？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加经济？
　　13．污水处理：将来Petersham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有哪些方法进行处理？选址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表三 过程模型/评价模型

参考文献：
http://www.gsd.harvard.edu/info/directory/faculty/steinitz/steinitz.html

Carrol, Allen, The Developer’s Handbook, Connecticut Dept. of Transportation, 1972

Collinge, Sharon, “Spatial Arrangement of Patches and Corridors in the Landscape: Consequences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Dramstad, W.E., Olson, J.D. and Forman, R.T.T. Landscape Ecology Principl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Land-use Planning, HGSD, ASLA and Island press, 1996

Hendler, Bruce, Caring for the Land: Environmental Principles for Site Design and Review,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ing Officials, Chicago, IL, 1977

Hill, Kristina,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tegorical Ambiguity: Comparison of fussy, probabilistic, Boolean, and index approaches in suitability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Lowry, Ira, “A Short course in Model Desig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May 1965,pp. 158-166

Steinitz, Carl, “A Framework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dscape Planning”, GIS Europe, July, 1993

Steinitz, Carl, “A Framework for Theory Applicable to the Educ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and Other Design professionals)”, Landscape Journal, Vol.9, No.2, Fall 1990,pp.136-143

Steinitz, Carl, (ed.) et.al.,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Monroe County, P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1994

Steinitz, Carl, “Design is a Verb; Design is a Noun,” Landscape Journal, Vol.14, No.@, Fall 1995

Steinitz, Carl, M. Binford, P. Cote, T. Edwards Jr., S. Ervin, R.T.T. Forman, C. Johnson, R. Kiester, D. Mouat, S. Olson, A. Shearer, R. Toth, R. Wills. Biodiversity and Landscape Planning: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the Region of Camp Pendleton, CA,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for the Biodiversity Research Consortium, 1996

Yu, Kongjian, “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a Case in South China” D.Des.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