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景观设计学--历史和教育

　　1 介绍
　　在英国，景观设计师这一职业是经过长期景观设计的发展，景观管理和改善之后随之出现的。经过很多年，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尤其是在有钱人的农场和花园，对景观的理解在实践中逐渐明确。即使英国的景观设计职业与许多其他职业相比时间并不算长，有人还是会辩称景观设计学的智慧和技巧深刻地蕴含了大不列颠的精神。一般说来，这些传统都与私人拥有的景观有关。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并非私家花园或不动产，而是公共外部空间使新的观念得到了发展。这些观念是基于对“景观无边界”（Moggridge，1998）这一观点的关注，并且对所有种类的设计和规划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城市开放空间和绿地、林场设计、建筑设计、乡村通道、商业和产业景观、道路景观、运动场等等。在英国，景观设计师的职业是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这个学科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关注点，因此它比私家花园设计的覆盖面宽广得多。本文主要回顾了英国景观设计的历史、职业发展以及景观设计对景观设计学教育的影响。

　　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在英国，职业的根源在于园艺和花园设计而不是建筑和农艺，这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可以看到。然而对于英国的许多土地所有者来说，农艺从18世纪以来包含了一种在他们的地产上创造“世外桃源”或装饰农庄的激情。杰利科（Geoffrey Jellicoe），这位常常被认为是在英国景观设计学的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1975年说道：“世界正向一个阶段迈进，在这个阶段里景观设计将被认为是最综合的艺术”（Jellicoe& Jellicoe，1975：7）。他相信，设计大众的景观是一种社会的必需，而不是一种“被限制在私人花园和公园”的艺术，这一现实提供了20世纪早期该职业出现的必要条件。弗里克（Fricker）在1969年记录中写道：英国景观设计专业人员在1928年的创作是在“英国园艺建筑师联合会”的称谓之下进行的，然而从1930年开始就把它改成了“景观设计师协会”，这也是一种对有关工作更为精确的描述。这一称谓受到了景观设计学术语的美式用法的影响，也暗示了该职业应该被视作专注于公共景观的事物。这一时期美国的实践远比英国先进得多，在英国，绝大多数与建立该组织有关的人都只为私人花园作过设计，而并非为大众的公共空间作设计（Aldous & Clouston，1979）。早期景观学会的特性有一种现在看来属于过去时代职业界的意味，其成员资格大都具有著名的英国现象—— “校友关系”的特点（那就是说，你知道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所了解的，这一点十分重要）。进入学会并没有特殊的限制条件——除了你被邀请申请加入，你必须宣称自己对商业性园艺设计没有兴趣，同时一般来说你将成为著名的“某人”。尽管公正地说，候选人必须展示他们在设计中已经取得的重要成就才能被接受。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在那个时代，在30～40个成员之中有一些很强劲的人物，他们通过出版、教学和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设计实践对这个职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凡的影响。

　　希尔维亚· 克劳（ S y l v i aCrowe）是早期成员之一，她非凡的感知力和她对于景观问题终其一生的思考和观察都非常著名，并且在1973年得到英国官方的认可，被英皇授予了女爵士爵位。她的文章、信件和书籍不论在英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曾经并且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在2004年度景观学会评奖中，希尔维亚·克劳女爵士被看作是对英国景观界过去的75年历史中做出最伟大贡献或起到最重要影响的景观设计师。另外一个成员杰利科，被看作是“在20世纪前期把景观设计带出私人领域同时在20世纪后期把它带入公共领域的倡导人”（Roger Stringer在1996年《景观学会》中的引用）。迈克·唐宁（Mike Downing）说尽管杰利科被看作是“英国景观学会的生命和灵魂，但希尔维亚·克劳是它的道德心”（Down i ng，P e r s. Comm.，2005）。作为一个年轻人， 杰利科与帕克尔（Parker）和昂温（Unwin）一起工作，而这两个人早已参与了莱奇沃思（Letchwor th）花园城市（1903）和卫尔温（Welwyn）花园城市（1923）的设计（Fricker，1969）。派克支持一种思想，那就是应该提供机会给普通人与景观更接近地联系，因此也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已经影响了这一时期非常多的景观设计师。这一思想见诸于具有影响力的刊物《景观与园林（Landscape and Ga r d e n）》1934年的春季版，最初由理查德·苏塞尔（Ri c h a rd Susell）开始，随后由布伦达·科尔文（Brenda Colvin）继续做每季的评论（这本杂志逐渐成为《景观设计》期刊，也就是现在的《景观》）。20世纪30年代有一些德国的学者进入英国（如Gropius，Breur，Moholoy-Nagy），就像滕纳德（Tunnard）在《现代景观设计的园林（Gardens in the Modern Landscape）》一书中所反映的那样，这些人全面地影响了英国的艺术和景观设计学，使之向着更现代的思想发展。

　　1939-1945年的战争对景观设计师职业的发展、设计公共景观的机会和公众对景观的看法有重要的影响。战争年间职业领域的活动很少（Aldous & Clouston，1979），但战后的实践显示出战争对于思考和实践机会的影响程度。战争期间很多与该职业有关的人和很多其他英国人一样，被送往国外，在军队服役。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看到和感受到了别样的景观和文化，同时他们被完全地暴露在一种看世界的新的方式中——从空中，从海上，从陆地。弗里克（Fr icker）在1969年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对于众多普通人来说，从空中看到被海洋环绕着的小小的陆地成为了他们进行国家规划的力量，这种假设是否被夸大了呢？”确实，对我们来说，难以想象这种经验所可能促成的启示，因为我们已经对鸟瞰的照片和其他类似的景观表现方式非常熟悉了。有一种看法是，建设一个在建筑和景观方面“更美好的英国”就意味着“更好的环境”同时被创造出来（Jellicoe quoted in Aldous & Clouston，1979）。

　　战争结束后产生了新一代的景观设计师，这些人在景观的尺度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上都看得更远，对城镇和郊区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后，迅速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和提供“为英雄安家”服务的需要意味着景观正以一种可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在英国，实行了大范围针叶树林的种植，农业技术也飞速改变。通过的许多新的国会立法，在景观的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1946年的《新城镇法》，1947年的《城镇和郊区规划法》和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通路法案》等。那个时代的景观设计师有相当大的空间去实践和发展他们的理论和理想，尤其是与新城有关的景观。他们中的很多人著书立说，这些著作至今仍然经常被学生所引用。另外一些人通过在大学逐渐设立课程并教育新一代的景观设计师来传播他们的思想。很多年轻的景观设计师通过跟随纽卡斯尔大学的哈克特（Brian Hackett）教授的学习，受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景观方法的影响，该教授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游历过斯堪的纳维亚。纽卡斯尔大学的课程对于景观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培养了当时乃至以后十年的大部分学生。

　　1946年，进入学会的资格变成需要通过考试来取得，正如这个职业在总体上的前景一样，这是一个“缓慢的但在成员的构成上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变化”（Fr icker，1969：12）。而在1949年，学会的新主席沙普（Thomas Sharpe）重申了他所理解的这个职业的目标：“我想我可以确实地说，我们关注着这个我们一直致力于提高的工作，做好这份工作的需要远远比我们个人在其中的参与更重要”（Fricker，1969：12）。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资源利用和增加自然资源的愿望对于景观设计有一种持续的影响力。这确实是战争后的一种结果，人们希望能保证英国在资源方面尽可能自给自足。这也鼓励了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景观设计师不仅进行房屋和林地的设计，同时也参与到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景观规划项目中，例如开垦荒地、规划发电站和修筑道路。由纽卡斯尔大学最先开始推进的英格兰东北部景观改造的项目从煤矿和废墟中重建了这一地区。这一工程在实践上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上彻底打破了原来的认识，涵盖了景观设计师、植物学家、土壤专家等等。关于这项工程的报告（景观改造卷一和卷二，1971）和书籍（《景观改造工程》1977）也由于这一创新的合作关系——“那个时代的一种新方式”（Downing，Pers. Comm.，2005）而出现。现代艺术家和国际设计师诸如罗伯托·伯利·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 r x）所带来的影响也能在这一时期清晰地看到。“太空时代”不仅影响到细部的设计（Fr icker，1969），而且是一种看待这个星球生态系统的方式，一种把陆地和海洋这个巨大区域作为联系的和互相依赖的系统来构思的方式。科学的思考对景观设计学产生的大量其他思考方式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这从苏格兰景观设计师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具有影响力的书《设计遵从自然（Design wi th Nature）》（1969）中便可见一斑。这种科学的影响力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景观设计师的作品中清晰地体现出来，这些人曾实验了“生态的”景观。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沃林顿（Warrington）新城，“仿自然”的景观在废弃的场地上被创造出来，同时生态学家和科学家在其中的参与开始越来越明显。景观设计师在基于社区和公众参与的工作方式的发展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20世纪70年代在紧邻泰恩河的纽卡斯尔、拜克（Byker）地区住宅群再开发项目和之后的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基金会（Groundwork Trusts）中所看到的一样。虽然职业景观设计师的数量还很少，但是机会却相当多。1969年，景观设计师学会的成员人数大概有900人，到1978年发展到1 500人，然而，其中大多数还是学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所有领域的生活，包括自然环境都被质疑了——人们的价值观迅速地变化——60年代的乐观主义让位给了70年代后期的悲观主义。景观的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府开支的削减、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失业、全球化的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新的不确定因素的浮现，比如冷战的结束）、污染不受限制的工业生产、农业的变化和强化等。

　　从战后到2 0 世纪8 0 年代，景观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从业者和著书者有伊丽莎白· 比兹利（Elizabeth Beazley）（《建筑间空间的设计和细节》1 9 6 0 ；《情趣设计》，1969），布伦达·科尔文（Brenda Colvin）（《土地和景观》1 9 7 0 ； 《城镇和郊区树木》1972） ， 希尔维亚· 克劳（Sylvia Crowe）（《未来景观》，1956；《景观的力量》，1958；《道路景观》，1960；《景观中的林地》，1966），费尔布拉泽（Nan Fairbrother）（《新生活新景观》，1970），杰利科（Geoffrey Jellicoe）（《景观设计中的研究》，1960～70；《人类的景观》，1975），彼得·沙博德（Peter Shepheard）（《现代园林》，1953），克里弗德·坦迪（Clifford Tandy）（《城市景观手册》，1970；《产业景观》，1975），阿诺·韦德尔（A r n o l d W e d d l e ） （ 《景观技术》，1979）。20世纪70年代，景观学会扩大到目前的三个专业部分：景观设计学，景观科学和景观管理，现在这三部分通常都包含在景观职业中。景观科学家这个分支被认为是在景观设计和管理的自然和生物方面作专门研究，主要参与对过程的被动记述、理解和解释，这种过程是景观转变的基础（Thompson，1999）；景观管理者这个分支涉及新的和现存景观的长期维护和发展，也参与进一步景观管理和利用的政策和计划的制定；景观设计师分支主要是作为设计师的组织，同时也协同景观管理者处理景观问题。近年来，也有讨论是否需要创建一个独立的景观规划的分支，但是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就是景观规划和景观评价——这也被认为需要单独的专业技能——应该保持在景观设计学的伞形分支下。

　　社会贫困和生态退化贯穿了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绿色运动的兴起和对环境的高度关注为环境的更新提供了动力，以此作为重建城市地区的一种方式，而很多景观设计师便在这些城市中工作。然而市场经济中的强烈信仰导致了“旗舰计划”的增殖，如同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泰斯德开发公司（Teesside DevelopmentCorporation （TDC））地区所发现的那样，这是需求引导的发展计划和反常现象。这些城市发展团体有他们特有的规划权威组织，这些组织绕开了现存的民主机构（规划权力机构）。重建计划建立在“涓滴效果”理念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可执行的发展计划，就提高了这一地区的潜能，吸引重要的新商业，这会反过来提供工作机会、提高收入和提升邻里关系的满意度。此时产生的景观设计，某些可以说是不朽的，但也是没有感情的，它忽略了文化和社会的联系，并且经常以长期的生态为代价。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英国，产生了一种更具争议的景观规划的方法。欧盟（EU）会员资格标准也推出了很多新的法规和与景观有关的规定。环境评估（EA）的手段和技术有了发展，景观特征评估标准（LCA）也应运而生，成为了景观设计实践的核心部分。随着这些体系的发展，景观界对当地景观或区域新景观特征评估的兴趣大为增加，以保持或加强现有的景观特征并为一些特征不清晰的景观提供新的特征（或身份）。在1991年的一次采访中，杰利科说道：“当世界变得越来越机械化的时候，出于保全物种的考虑，我们需要依靠自然来工作。我并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人已经意识到现在生机勃勃的地方在今后的200年里景观设计师将无所作为。”的确，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景观设计师在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式上经历了一场革命——部分是因为逐渐发展的法规所促成的结果，部分是因为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很多景观设计师多年来所作的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概念，而可持续发展作为这个概念在景观设计学界被证明是有用的。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比较的术语具有最大的价值，即“更”可持续或“较少”不可持续，同时也因为它暗示了渐渐远离“照常营业”的方式（Thayer，1994：317）。三个关键的目前已被人所熟悉的组成部分已经从可持续发展的论战中形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了公平和未来。特别是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影响到景观的实践，包括环境影响评估（EIA）方法的使用，可持续城市排水系统（SUDS）的出现和对景观设计中使用的建筑材料的生命周期评估的考虑。

　　显而易见， 英国的社会体系对于英国景观格调有着强烈的决定性和参与性。在这一点逐渐得到重视的过程中，社区咨询而今成为许多景观方案的特色，使之具有更整合的、交叉学科的、协作的思想和与之匹配的被描述为一种“变化的综合处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全球的和地方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行为（Irvine，1999，p.331）。汤普森（Thompson）（1999）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当地社区的参与“有可能在一个值得做的方式里结合美学的、社会的和（潜在的）生态的价值”，当然，景观真正的使用者在设计和管理过程中的参与在现在大多数景观工程中显得重要而普通。如今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创造“愉悦的场所”（包括室内的和室外的）就能造就更完善的可持续——你需要提出诸如“什么”被创造出来了，到为“谁”而缔造这个空间；这个空间“为何”被创造和“如何”（过程）被创造这类更敏锐的问题（Ro e，2000）。另一个独特的相关观点是：这些问题的答案真的能创造更可持续的景观吗？英国的景观职业现在发展了一套新的职业工具来回应这些有关景观评价的不断变化的要求以及管理更多可参与的设计方法。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存在于任何传统的职业当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Downing，1992）。早在1821年，鲁顿（J. C. Loudon）（1783-1843），这位颇具影响力的苏格兰作家和园艺家对年轻园艺工作者的匮乏的职业培训和工作条件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催促提供更多的资源，提议建立一种自由的、职业的教育以提高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园艺水平（Simo，1988）。他推荐建立园艺图书馆，把这个职业不仅理解为实用艺术和科学，也理解为一种学术，建议教育应该包括关注个人道德、信仰和身体的发展在内。        在英国，尤其是关于园艺和园艺设计，有“天才的业余艺术家”的传统。格特鲁德·杰基尔（Ger t rude Jekyl l）（1843-1932）在这方面可以视作一例：即使她曾经被作为一名画家来培养，尽管她有大量影响广泛的关于园艺的书籍和文章，并且和建筑师埃德温·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但她从来没有被真正认为是一个用现代含义来理解的“专业人员”。

　　景观设计师教育的早期发展与质量保证体系和对各种评估体系的评估几乎没有关系，这也是英国的高等教育如今强烈抨击的。纽卡斯尔大学的前任“景观规划”的主管迈克（Mike Downing）（现在已经退休）写道：“我们所知道的英国景观教育的扩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时首先在一些老的大学里面开设新的研究生课程，然后在理工学院逐渐开设本科生课程。从小小的一滴水渐渐发展到了研究生的急流”。他追忆他在利物浦大学第一次景观设计学的正式教学，在那里，第一任景观学会主席托马斯·墨（Thomas Maws o n）（1861-1933）在1909年给建筑系的学生开设了一系列的讲座。第一个本科生水平的有文凭的课程开始于1932年，在1933年最先建立的景观设计师学会出版了一套考试大纲。而由校外机构主持的考试体制在1946年建立（Lancaster，1987）。1984年景观专业有两个新的讲座设立，一个在纽卡斯尔大学的国王学院（后来部分在Durham大学），另一个在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在哈克特（B r i a n Hacket t）教授的影响之下纽卡斯尔的课程坚定地遵循设计的生态原则。

　　20世纪60年代，在不同的大学（爱丁堡、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和艺术学院（格洛斯特、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伦敦和敦提）设立了更多的讲座，课程也有了扩展。景观学会在1973年建立了一个教育考察小组以评估不同学校的课程计划。大多数艺术学院的课程被理工学院（L a n c a s t e r，1987）工艺学校所吸纳，在1992年理工学院获得了“大学”的地位。先前的理工学院和老牌大学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差距逐渐消失，然而近来把更多的重点放在研究上作为一种学术价值的衡量，这在某些情况下给那些原来建立在更技术化目标基础上的新兴的大学很大压力。

　　1974年，景观科学家和管理者可以加入学会，紧接着的1975年，学会被重新命名为“景观学会”。关于这些专业的课程设置也逐渐交给了恢复的学会的考察小组。该职业的资格审定多年来建立在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体系的基础之上。这一体系后来变为这样一个标准，即从被认可的系列课程毕业的学生在两年的从业实践之后可以取得职业实践考试（PPE）的通过。最近这一体系又演变为一种希望有更多的“关注学问的投考者”的方式，这一改变是为容许那些希望在导师的指导之下通过职业实践考试取得他们自身的进步的人加入（Landscape Institute，2004）。投考者要保存证明他们实践经验的职业工作记录的表格，然后被划分成“预备会员”。在他们认为已经准备好的时侯，接受一个口头的测验，从而可以成为景观学会（MLI）的正式会员。新的体系致力于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个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开始于投考者进入职业生涯并通过“继续职业发展”（CPD）和毕生的学习得以继续（Landscape Institute，2004）。有趣的是，这个理念可以说是鲁顿（Loudon）   在19世纪为英国青年园艺者的教育问题所提的最初建议的旧事重提。

　　1992年，唐宁（Downing）指出：在英国，景观设计学高等教育计划模式的发展正以研究为代价和以更高级（研究的）学位的获得来响应职业的需求。由于各个大学和景观设计学院所受到的压力，这一现象现在正在改变，他们出版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和书籍来证明自己。另外，在英国，景观领域的大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都是海外留学生。英国的景观设计学领域的教学质量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从世界各地接受英国教育的需求来看就可以得到证实。然而，对所有课程感兴趣的本地学生的数量由于研究基金的缺乏而受到影响，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另外还受到这一职业一开始的偏低的薪水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强调跨学科的工作和教育。因为景观的课程编排引入了很多学科，包括其他专业，例如建筑学和规划专业，所以可以提供更好的机会以便于在某些方面仅处在学生水平的专业人士的参与，也可以在很多专题领域提供选择，诸如城市设计、建筑历史、规划理论等等。在学生的吸纳量和数量上，最近和最重要的影响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英国学习的学生。

　　关于景观的实践和教育，作为加入欧盟的结果，现在有一种强大且日益增强的力量影响到英国。欧洲景观大会委员会在对景观的认识过程是一个里程碑，他们认为所有的景观都应该是有价值的，景观是“个人和社会福利和基本生活条件的一个关键元素”（CoE，2003：preamble）。景观大会强调景观不是在我们认为“出色的”地方画一个圈而牺牲其他景观就可以得到保护了。所有的景观都有潜力拥有某种含义，提供特征鉴别和使社区受益，同时景观“必须被承认和保护，而不仅仅因为它的价值”（Priore，2001：32）。在宣传这一理念的同时，景观大会也提升了景观从业人员的形象。另外，欧盟为“勒诺特”主题网站计划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这个计划已经把欧洲的大多数教授景观学科的大学和组织联合在一起，以期获得对于教育问题的更好的相互理解（www.lenotre.org）。

　　在英国，现在有7所大学专业地提供认可的景观设计学课程。纽卡斯尔大学专业认可的景观设计学（MLA）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是英国景观设计学界开设时间最久的热门课程，直到2004年被中止。这次课程的中止是因为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冲击对高等教育造成了工资的拖欠，而结果是对该职业在英国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国外对景观职业教育的需要这两方面产生了严重的伤害。然而，纽卡斯尔因其在景观界处于一个很高的研究地位，所以在别的研究生（PhD， MPhil and MA）课程方面仍然十分兴旺。

　　英国的景观设计学教育把重点放在工作室工作上，以此作为景观课程的核心。一般来说，基本原理就是学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学习，然后他们要表明是如何综合地将这些知识运用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之中。教学在一整套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展开，很多课程编排都考虑到专业化以及在设计类型和可能采取的模式上的选择。景观设计学教育的问题始终涉及到需要覆盖的学科数量及各学科涉及的深度。在过去的10年里，基于计算机技术，在设计方案的表现和最终成果上有了根本改变。然而，这也意味着学生除了传统的手绘图技巧外，必须用他们的时间承担额外负担以掌握新的技巧。工作室的方案从抽象的到实际的各不相同，现在大多数学院都使用真实的工程项目作为他们工作室工作的基础。在英国的院校，现在仍然有很多关于如何使学生掌握设计技巧的争论。可是最伟大的景观设计师似乎不仅是综合能手，也是已知事物的解释者（Clark，1969：6）。“老牌的”大学通常注重基于知识性的教学，同时“新兴的”大学，也就是先前的理工学校，则依然偏重于技巧的学习。这种情况满足了相当大范围的潜在职业者的需要，包括那些可能成为出色的设计者但是不善于论战和分析的人，反之亦然。在纽卡斯尔大学，学习的重点在于自由观察力、学习方法和设计能力的发展。现在一种充分基于研究的方法被用来解决复杂的景观问题和发展个人的设计风格。在英国，很多工作领域中，设计的过程被认为与成果同等重要。我认为，公平地说，学术界比职业领域更多地强调过程，在后者成果是首要的。

　　多年以来，学术培养和职业训练之间始终是一个艰难的平衡，包括其他相关专业如建筑学和规划。在景观界，除了一些杰出的案例以外，实际工作中重视功能甚于美学——但是由于现任主席摩尔·凯思琳（Kathryn Moore）教授的影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另外，也有把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联合起来授课的需要，尽管这样做有很多益处，但是仍然有明显的不协调之处，这些矛盾源于一些事实，即景观设计师“更多的关注于过程、发展、变化和时机而不是有限形态的线条和不变的空间，然而这些正是建筑师的焦点”（Holden，2003：9）。职业者和学术组织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在很多项目工作室和其他学科领域都可以看到，现在后者能够得到在课程学习中新加入的专业人员的很大帮助。

　　4 展望：21世纪的英国景观设计学

　　当前英国景观设计学实践的特征似乎很可能要延续对更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一理念正影响着景观界的远景，同时也要继续发展景观意识、专家意见和在设计者中的“社会想象力”（Julings，1999：7）。自从1997年完成“皇室宪章”以来——这个宪章最终以其本身和其成员价值的确立为标志得到了认可，在景观学会中有一种新生的力量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在英国景观界总是有一种回顾以往各种“黄金时代”的倾向——这可以从“传统彩票”基金在城市公园复兴项目上的影响力上体现。这经常以满足当代需求和创新设计思想为代价。但是无论如何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在艺术家和其他设计者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具有创造性的裨益。同时，对我们的景观整体的价值有了一个越来越正确的评价——包括工业和社会的遗产——而不是急迫地想要简单地“掩盖”在英国景观中我们曾经认为是在社会和工业化过程中留下的不体面的伤疤。普通人在景观方面对文化和美学价值日益增长的兴趣或许也调和了专业团体中一些过度的倾向，这种过度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景观设计中尤为明显。然而仍然有来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压力。英国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和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小国，对陆地的需要意味着在涉及景观规划时压力是很大的。目前，英国景观职业十分期待年轻景观设计师的出现——很多工作有待于完成但专业人员奇缺。

　　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 需要把景观设计建立在良好的研究和理论、及良好的实践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呼声希望景观学会在从业者面临的难题上能提供强有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指导。英国的景观设计学也许需要采纳杰利科的建议，强化英国文化和特征的实力和传统。我们不应该复制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国际主义的风格、设计和思想，它几乎不能或丝毫不能提供对文化需求的参考、对英国景观的历史和特征的参考。当然目前在英国有很多学术组织对景观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批评。他们的文章很有可能像那些在    20世纪中期杰出的景观设计师一样对这个专业产生影响。很多年以来，通过职业实践和合作教育，英国的景观职业有了“很长的触角”，向外延伸影响了世界的很多地方，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下去。

　　英国学者和从业者罗伯特·霍尔登（Robert Holden）写道：英国的景观设计学是“经济学上的边缘地区，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预算”（Holden，2003：6）。霍尔登也批判那些人，他们视景观学科“首先是一种职业——一种狭窄的，排外的和有限的理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解放的和完全开放的活动：部分是形态艺术，部分是科学，部分是完全实践性的，部分甚至是政治的”（ibid）。汤普森（Thompson）（1999）赞许说：景观设计学能够“对那些在这个事业中发现它的人发挥出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结合科学知识和艺术魅力的方式，而对于这个事业的绝大部分来说无疑是站在天使的这一边”。人们有这样的认识，即英国的景观从业者在他们的工作中竭尽全力，希望在景观合理的科学的基础上通过想象的飞跃获得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找不到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需要期待未来，也许我们应该仿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1685-1748）的例子，按照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说法，这位英国园艺设计家“越出了围篱，从而发现整个自然就是一个花园”（Thacker，1979：184）。
　　致谢： 感谢迈克· 唐宁（ M i k e Downing）允许无偿使用他收集的资料、以及其对本文写作的建议。
　　作者简介：麦琪·罗（Maggie Roe)，文学学士；（荣誉）Dip LD,MDess,ML,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建筑规划与景观学院景观研究小组，资深讲师；《景观研究》副总编；英国景观协会研究委员会成员。

[1] Aldous, T. & Clouston, B. (1979) Landscape by Design [M], (London:Heinemann).

[2] Beazley, E. (1969) Designed for Recreation [M] (London: Faber & Faber).

[3] Beazley, E. (1960) Design and Detail of the Space Between Buildings [M](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4] Benson, J. F. & Roe, M. H. (2000) Landscape and Sustainability [M](London: Spon Press) .

[5] Clark, H. F. (1969) On Design 1: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design [J],Journal of the ILA, 86 May p.6.

[6] Colvin, B. (1979) Land and Landscape [M] (London: John Murray, Council of　Europe) .

[7] Colvin, B. (1972) Trees for Town & Country [M] (London: Humphries) .

[8] Council of Europe (CoE) (2003) The 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OL],available at www.p c l-e u.de/projec t/convent ion/conv.php　(accessed 8.4.2003).

[9] C r o w e, S. (1956) Tomo r r o w's Landscape [M]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0] Crowe, S. (1958) The Landscape of Power [M]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1] Crowe, S. (1960) The Landscape of Roads [M]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2] Crowe, S. (1966) Forestry in theLandscape [M] (London: HMSO).

[13] Downing, M. F. (1992)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each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Europe, Erasmus Bureau [G] (Brussels: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FLA)) pp.71-76.

[14] Fairbrother, N. (1970) New Lives, New Landscapes [M]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5] Fricker, L. J. (1969) For ty Years A-Growing [J],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Journal, May pp.8-15.

[16] Hackett, B. (1977) L a n d s c a p e Reclamat ion Pract ice [M] (IP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7] Hill, K. (2000) Visions of Sustainability [G], in: Benson, J. F. and Roe, M. H.(Eds) Landscape and Sustainability (London: Spon Press) pp.294-311.

[18] Holden, R. (2003) New Landscape Design [M] (London: Laurence King).

[19] Horticulture Week (1991) Designed for the subconscious (interview with　Sir Geoffrey Jellicoe) [J], November 1,pp.24-25.

[20] Irvine, S. (1999)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J], The Ecologi s t 29(5)　August/September pp.330-331.

[21] Jellicoe, G. A. & Jellicoe, S. (1975) The Landscape of Man [M] (London:　Thames & Hudson).

[22] Julings, P. (1999) Social side to the urban renaissance [J], Letter to the　Editor, Landscape Design, 286 p. 7.

[23] Lancaster, M. L. (1987) Education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Britain [G],in: Jellicoe, G. Jellicoe, S., Goode, P.and Lancaster, M.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Gardens (Oxford: OUP) p.324.

[24] Landscape (2004) Special Issue:New Lives, New Landscapes [J] 　(75^th Anniversary edition), No. 7.

[25] Landscape Institute (1996) Director General's Newsletter [J], August.

[26] Landscape Institute (2004) Guidance Notes and Documentation: PPE New　Model Pilot Programme [G].

[27] McHarg, I. (1969) Design with Nature[G] (New York: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Garden City).

[28] Moggridge, H. (1998) Ga r d e n s and Landscapes 1930-2000 [G],　Conference Paper for Garden History Society and Twent ieth Century Society, September 1998.

[29] N e w c a s t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1971) Landscape Reclamation Volume 1 and 2: A report on Research into Problems of Reclaiming Contaminated Land [G],IPC Business Press.

[30] Priore (2001) The Background to the 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 [G],in: Kelly, R., Macinnes, L., Thackray, D. & Whitbourne, P. (Ed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partner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London: ICOMOS-UK) pp.31-37.

[31] Ro e, M. H. (2000) The Social Dimentions of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G], in: Benson, J. F. and Roe, M. H. (Eds) Landscape and　Sustainability (London: Spon Press) pp.52-77.

[32] Shepheard, P. (1953) Mo d e r n Gardens[M]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

[33] Simo, M. L. (1988) Loudon and the Landscape: From Country Seat to Met ropol i c 1783-1843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