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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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02
来源：景观中国网
本文论述了城市广场的含义，指出它本来是人性与公民性的体现，是人与人的交流场所，是每个人参与社会获得认同并以之为归属的场所，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景观。然而，城市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早在欧洲巴洛克时代就已丧失,而在当今中国“城市化妆运动”中更是如此，一元化的社会意识使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只能在一些乡土景观中尚有遗存。文章因此呼吁，随着中国日益走向民主政治和平民化时代，城市设计，特别是广场设计应首先召回其人性与公民性，用进步的物质环境，积极推动社会意识的进步。文章用经历三年实施完成的四川都江堰广场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多元
1 广场的原意 ：唤起人性与公民性的场所
Paul Zucker（1959）认为，广场是使社区成为社区的场所，而不仅仅是众多单个人的聚集……是人们聚会的场所，使人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而变得有教化和被赋予人性，广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免于车流危险的庇护所和安全岛，是在繁忙的城市交通网络中的、使人可以重获安全和自由的一个场所。
人文景观学者Jackson指出，广场绝不应仅仅理解为一个环境和展示性的舞台，广场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曾经是、仍然是当地社会秩序的显示，是人与人、市民与当权者之间关系的反映。广场使个体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显现，它使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信仰和消费归属和认同得以彰显，并使这种归属和认同得以强化。公共广场不仅仅是一个供人休闲和唤起人们环境意识的场所，它也是唤起公民意识的场所。
广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景观，是社区中的个体参与公共活动、参与社会并显示其角色的场所。在西方，广场的这种属性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军队的例行立队集会，士兵们围成圈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每个士兵轮流步入圈内，自由表达自己的建议，讲完后再退回到队伍中，然后另一个士兵再踏入圈内发言，这个“圈”就叫Agora,意即集合(Assembly)。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圈”被当做合格的公民的聚会，在此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辩论、各抒己见。这种“圈”被认为是西方公共广场（Public square）的词义的源头（Jackson，1984,P18）。但广场的存在却可以至少追溯到有人类居住史迹的那一刻。
早在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人类在建筑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或庇护所的同时，围合了一个用于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如在距今6 000年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在3 000多平方米的场地中分布着46座房屋，总体上呈不规则圆形，分为两片，围合着中间的“广场”和大房子；更典型的例子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1.8万平方米的居住范围内，以中心广场为中心，分布五个组团的房子，每个组团的中心都有各自的中心和一座大房子，四周由20多座房子围绕着，而大小房子的门都开向中心广场（刘致平，2000）。中间这个广场代表了“公家”，是集 体的体现，在这个场所里，人人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优越，也没有人比别人低劣。在这里诞生了社会，一个由可以互换角色的、独立的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可以说，允许进入这个公共的场所，就意味着有共同参与政治、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这种社会性、民主性、平等性和可以互换角色的对称性是公共广场的原始含义（见Jackson引自Jean-Pierre Vernant, 1984,P19）。
如果说广场使社区成为社区，使社会成为社会，那么，广场实际上也使人成其为人。广场本身是人作为群居 的社会性动物的本质属性的反应，正如人需要私密的庇护空间一样，人需要作为交流空间的广场。
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的特征在古罗马共和国的广场中、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村镇广场和广大的庙会场所中以及在村口的大树下和镇中心的水井边等公共场所，都得到延续和张扬。正是在这些公共的场所，当地的人民找到了认同和归属，认识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获得在社区和社会中的地位。如果说认同和定位使场所具有意义才使生活在其中的人生活具有意义的话，这样的能体现人性与公民性的广场，是社区与城市不可或缺的。
2 广场的失落
对广场的讨论近一两年来成为城市设计讨论的一个热点，主要是对近年来的广场作为城市化妆功能的讨论和反思（俞孔坚，吉庆萍，2000；俞孔坚，李迪华，2003；郭恩章，2002；金经元，2002；王建国，高源，2002；段进，2002；牛慧恩，2002）。在作者看来，目前广场建设热潮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的失落，因此，现代中国广场设计的首要任务是重归人性，重归广场的公民性，也就是要召回广场的原本含义。
当然，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的丧失并非从今天才开始，也绝不是从中国开始。从15世纪中叶开始，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kolaus V.1447—1455)就开始了将一个平民的城市改造成神圣的城市的计划，这一改造计划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历经100多年（贝纳沃罗，2000）。在这一广场的神圣化和纪念化过程中，艺术家成为教皇们实现宏伟目标的工具，一向被教科书顶礼膜拜的艺术家们如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被邀请设计广场和广场上的建筑，艺术的完美和宏伟壮丽成为第一、甚至唯一标准，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圣彼得广场。超人尺度的巨型围廊、为展示圣彼得教堂的极度宏伟而设的宽广的空间和轴线，使每一个来到广场上的人都被压迫和缩小到最卑微，广场上的喷泉和雕塑仅作为纪念碑和观赏的对象，没有树荫、没有座椅。在这里，人性和公民性被彻底扼杀。
17世纪下半叶,巴洛克这一有效的谋杀人性和公民性的手段同样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于凡尔塞宫及巴黎城市的设计，后来又在1791年经法国建筑师L’Enfant传到了美国，并继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中出尽了风头（俞孔坚，吉庆萍，2000；俞孔坚，李迪华，2003）。Jackson（1984）因此感叹由于艺术主导的设计的流行,美国广场中曾经存在于乡土民间小镇公共场地上及乡村教堂广场上的公民性和人性的丧失。好在美国一向以对人性和公民性的尊重作为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因而“城市化妆运动”在美国本土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被广大专业人士和民众所唾弃。然而，几乎就在同时，违背人性与公民性的城市广场和公共空间设计却在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行其道，在20世纪30年代又被欧洲新一代的独裁者所借用。
很显然，人性与公民性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和政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反映，反之亦然。作为一个走向世界、开放民主的中国新社会，理所当然应将人性与公民性还给城市公共场所。
3 重归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 ：都江堰广场案例
都江堰广场位于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原灌县）。城市因有2 000多年历史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而得名。该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而且依旧在灌溉田畴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广场所在地位于城市中心，柏条河、走马河、江安河三条灌渠穿流城区，同时，城市主干道横穿东西，场地被分为四块。广场占地11万平方米，原为大量危旧平房，1998年市政府在旧城改造时，拆出广场用地，旨在亮出灌渠和鱼嘴。
作为一个实践案例，都江堰广场在唤起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方面，着重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3.1 多元化的空间
无论是欧洲巴洛克的广场和城市设计，还是中国封建都城（如紫禁城）及神坛（如天坛），都是通过强烈的轴线和占绝对统治的一个中心（如雕塑，喷泉）来形成一元化的空间，以表达一种绝对权力的存在。这与没有设计师设计的乡土广场或日常生活的社区广场形成鲜明的对照。还广场以人性与公民性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元化空间形式。
广场利用场地被河流和城市主干道切割后形成的四个区块，设计成四个功能相对有别但又互为融合交叉的区域，动静结合，大小空间相套，既有联系又有区分：一区以观演广场为主，设有舞台，常为热闹演艺场所和小群人晨练场所；同时又有滨河休闲带供使用者休憩、散步或欣赏河流波涛，并有林下休闲区，供居民区的使用者小聚聊天，遛鸟晨练；二区以水景和平地广场为主，早晨和傍晚常为大量人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舞蹈最爱处，平时则是儿童戏水的乐园。这里有雾泉、高塔落水、坡面流水、卵石水池。在南部和西南部设安静的林下休闲广场和下沉式水池空间，一条庇荫长廊将其与热闹的北部分开，大量的树荫、座凳、安静的空间，最受邻里居民的青睐。三区以一个可参与的旱地喷泉为主，吸引大量儿童和大人观赏和游玩。南、西两侧为樟木林，为游客提供大量的林下休息空间，西侧滨河带则同样提供石条座凳，近观河水。四区为桂花林下的袖珍空间（5m×5m），最宜三五成群的麻将客和耍牌者，而这正是当地民众的喜好。这种空间设计源于原场地中土坑的尺度，而当时现场考查发现，这些土坑，加上曾用于栓缆绳的水泥墩，是牌友们最喜爱的场所；在二区和四区之间，则是一个下沉广场，与隧道相结合，沟通两区，叠瀑环绕，形成另一种体验空间。
都江堰广场也有一个作为中心的主雕塑，高30米，起到挈领被河水和城市干道分割的四个板块的作用，与雕塑成一直线的是一道导水镂墙，构成一条轴线。但这一中心和轴线更多的是起到空间组织联系和视觉参照的作用，并没有损害广场空间的多元化，形象地说，主题雕塑和镂墙在这里是个“协调者”而非“统治者。”
3.2 参与交流和聚会的场所
广场的设计从总体到局部都考虑到人的使用需要，作为人与人交流和聚会公共场所的需要。
首先是观演式交流：在观演舞台的设计中，演出者、观众、伴奏和后台排练，都通过景观设计的空间处理手法，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分隔的空间。舞台上是“金色帷幕”雕塑，它既是舞台布景，又是独立的雕塑，同时是演出时伴奏队的遮护。舞台背后有竹丛围合，其后是后台的排练场，一个绿色豁口将前后台联系在一起。与舞台遥相呼应的台阶和高低叠石构成了观众席。一些叠石一直延续到下沉广场之中，人的活动融入到场所之中。其次是集体自由交流：水景和广场区为不同时段和不同人群提供了更为灵活多样的交流与聚会机会。镂墙、水景、楠木林和草地，定义了多种富有情趣的空间。人们的活动从清晨到傍晚。再次是小群体交流：樟树林下空间及桂花林“盒子”空间最适于三五成群的牌友和聊天休闲者的驻留。
3.3 人性化的设计
都江堰广场从多个方面实现人性化的设计，包括提供荫凉:在四个区内都设计了树阵，在瞬时人流量较大的区域用分枝点较高的楠木和樟树，而在小群体交流为特征的区域则种以分枝点较低的桂花林；在广场上合适的地方，包括广场和草地边沿、水际、林下设置大量的条石座凳，让以休闲著称的当地人有足够的休憩机会。同时，台阶和种植池也是最好的座凳。提供“望”与“庇护”的机会：理论和实验观测都表明，人在公共场所中普遍存在“窥视”的偏好（俞孔坚，1998）。看和被看是广场上最生动的游戏，在林荫中和隐蔽处，在广场和草地边缘，是最佳的“窥视”场所，因而是设置桌椅、供休憩的合适场所。而在明处或广场中央则设计活跃的景观元素，如喷泉和水体，吸引人的参与，使其无意间成为被看的对象和“演员”。避免光滑的地面：所有铺装地面都用火烧板或凿毛石材。普适性设计：广场的设计考虑各种人的使用方便，年轻人、儿童、老人、残疾人。
3.4 可亲可玩的水景设计
玩水是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一种。水景的丰富多样性和可戏性是本广场设计的一个主要特色。分割广场的三条灌渠，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只可观不可亲不可玩，当地人和设计者都感可惜。所以，设计之初的一个重要设想是提河渠之水入广场，使人触手可及。为此，一次性从河中提水，从30米的“竹笼”雕塑跌落，经过有微小“鱼嘴”构成的坡面，旋转流下，水流经过时编织出一张网纹水膜，滚落浅水池中。池中大小卵石半露出水，如岷江河床上的浅水滩。从水池溢出的水又进入蜿蜒于广场上的溪流，一直流到广场的最南端，潜入井院之中。坡面上、浅池中、溪流上和井院内，都有少年儿童尽情嬉戏其中。
3.5 归属感与认同
广场是为当地人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而提供的。因而广场的形式及空间语言都应该从当地的历史与地域文化中以及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获得，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场具有归属感与认同感。都江堰广场案例从地域的景观和历史文化过程、场所的现状问题和当地人的生活及休闲方式等方面入手，理解并解决问题。
因水设堰，因堰兴城，水文化是都江堰市特色的来源与根本特征，因此，都江堰的地域景观和历史文化主要表现为水文化之精神。
在地域景观方面，都江堰市枕居都江古堰，坐落在群峰脚下，镶嵌于蒲阳、走马、江安、柏条四河之间。西北古堰雄姿，群山环峙；东南平畴万里，天府良田无垠。其水由西北向东南而行，畅游百川，泽万顷良田，奔腾呼啸，气势磅礴。放射状的水网奠定了天府之国扇形自然和文化景观格局的基础。都江堰是天府扇面的起点，而广场则为都江堰市的扇面核心或称“水口”。它泽被天府万里沃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所依赖，这里是天府之国水文化之发源地，是谓“天府之源”。
在历史文化方面，因水设堰，因堰兴城，体现为“饮水思源”，即以治水、用水为核心的历史文脉及含义。
对治水而言，都江堰水文化的始祖首推大禹。大禹治水，以岷江为首功。《尚书·禹贡》明确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都江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分水鱼嘴可视为一系列的“东别为沱”。大禹治水顺应自然，乘势利导，禹之功“披九州，通九泽，决九江，定九州”，虽大多分布于黄河流域，但也是李冰治水思想的体现，也是都江堰得以产生的远古历史背景。都江堰的历史可追溯至神话中的“鳖灵治水”。《蜀王本纪》载：望帝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绝玉山，民得安处。”而都江堰真正为多数人公认的始创者是秦昭王时的蜀郡守—李冰。他“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李冰当之无愧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的水利科学家，但都江堰却是一个千秋功业，它凝聚了数千年蜀人的辛劳。继李冰之后，各朝代的人都对都江堰进行了修复与改造，技术上不断得以更新。
用水方面包括“种植文化”、“植根古蜀的建筑技术”、“石文化”及水的衍生文化。在种植方面，汉化后的种植文化将种植与养殖统一，稻鱼结合，自成体系。植根古蜀的建筑技术源于都江堰建设中的基本特征—“深掏滩，低作堰”，“遇弯裁角，逢正抽心”等，主要工程都顺水势而行，乘势利导，因时制宜。从而产生了都江堰工程中的若干重要技术，如笼石技术（竹笼卵石及后来的羊圈—木桩石笼工程）、鱼嘴技术、火烧崖技术、石凿崖技术、都江堰渠首和有关河渠上的若干索桥的建筑技术，都具浓重的地方水利风格和民族文化特征。对“石文化”而言，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及“作石犀五枚”，“以厌（压）水精”，皆适应了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都江堰因水而衍生的文化很多，如神话、祭祀文化、景观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歌赋等，这里只提一下都江堰的开水节，它源于远古对水神的祭祀，后改祭李冰。每年“都江堰水沃千川，人到开时拥岸边；喜看杩槎频拆处，欢声雷动说耕田”。古老的庆典民俗相沿千年以上，现已成为都江堰市极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它增进了人们对水文化的认识，并永记李冰之功。
而场所的现状则差强人意，城市主干道横穿广场，将广场一分为二，人车混杂。用于分水的三个鱼嘴本应是最精彩的景观，却没有充分显现，反而被脏乱所埋没。渠道水深流急，难以亲近，其中一段已被覆盖，并且广场被水渠分割得四分五裂，没有形成整体空间。局部人满为患，而大部分地带却无人光顾。多处水利设施造型简陋，破败不堪。大部分地区为水泥铺地，缺乏景观特色与生机。
时代的发展使得许多城市生活节奏愈来愈快，而这里却处处有别处少见的悠闲景象。成都有“最悠闲城市”之美誉，而其中尤以都江堰为最。这里的人们喜欢夜啤酒、饮茶、打牌、聊天、遛鸟、练功，喜欢悠哉自在的日子，颇有“长夏无事，夕阳西下，明月东升。搬个小板凳，沏上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几句无拘无束的话”的味道，只不过此时此地的人们不分春夏秋冬，不辨白天黑夜。市民休闲行为特点应该成为景观空间设计的重要依据。
4 结语
总之，城市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Cosgrove, 1998），人们的价值观，政治权力和国家形态，人和人的关系都直白地陈述在城市景观中，特别是城市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中。中国人的天坛和玛雅人的轴线是震撼人心的，但那是为神设计的；巴洛克城市广场和轴线是辉煌的,但那是属于帝王和君主们的,是一元政治和社会形态的体现。走过五千年大一统社会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平民化的时代，但一元化的意识将仍然顽固地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说人可以创造环境，而环境造就人和人的意识的话，那么城市设计师的重要社会责任就应该通过城市公共场所的设计，促进社会向多元化和民主时代的发展，首先应该还城市广场以人性与公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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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进.应重视城市广场建设的定位、定性与定量[J].城市规划，2002（1）：37-38.
[6] 郭恩章.对城市广场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城市规划，2002（2）：60-63.
[7] 金经元.环境建设的“政绩”和民心[J].城市规划，2002（1）：31-35.
[8] 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M].王其明,补.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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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建国，高源.谈当前我国城市广场设计的几个误区[J].城市规划，2002（1）：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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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俞孔坚，理想景观探源:风水与理想景观的文化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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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俞孔坚，李迪华.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6] 俞孔坚，石颖，郭选昌.设计源于解读地域、历史和生活—都江堰广场[J].建筑学报，2003.
Paul Zucker（1959）认为，广场是使社区成为社区的场所，而不仅仅是众多单个人的聚集……是人们聚会的场所，使人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而变得有教化和被赋予人性，广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免于车流危险的庇护所和安全岛，是在繁忙的城市交通网络中的、使人可以重获安全和自由的一个场所。
人文景观学者Jackson指出，广场绝不应仅仅理解为一个环境和展示性的舞台，广场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曾经是、仍然是当地社会秩序的显示，是人与人、市民与当权者之间关系的反映。广场使个体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显现，它使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信仰和消费归属和认同得以彰显，并使这种归属和认同得以强化。公共广场不仅仅是一个供人休闲和唤起人们环境意识的场所，它也是唤起公民意识的场所。
广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景观，是社区中的个体参与公共活动、参与社会并显示其角色的场所。在西方，广场的这种属性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军队的例行立队集会，士兵们围成圈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每个士兵轮流步入圈内，自由表达自己的建议，讲完后再退回到队伍中，然后另一个士兵再踏入圈内发言，这个“圈”就叫Agora,意即集合(Assembly)。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圈”被当做合格的公民的聚会，在此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辩论、各抒己见。这种“圈”被认为是西方公共广场（Public square）的词义的源头（Jackson，1984,P18）。但广场的存在却可以至少追溯到有人类居住史迹的那一刻。
早在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人类在建筑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或庇护所的同时，围合了一个用于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如在距今6 000年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在3 000多平方米的场地中分布着46座房屋，总体上呈不规则圆形，分为两片，围合着中间的“广场”和大房子；更典型的例子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1.8万平方米的居住范围内，以中心广场为中心，分布五个组团的房子，每个组团的中心都有各自的中心和一座大房子，四周由20多座房子围绕着，而大小房子的门都开向中心广场（刘致平，2000）。中间这个广场代表了“公家”，是集 体的体现，在这个场所里，人人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优越，也没有人比别人低劣。在这里诞生了社会，一个由可以互换角色的、独立的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可以说，允许进入这个公共的场所，就意味着有共同参与政治、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这种社会性、民主性、平等性和可以互换角色的对称性是公共广场的原始含义（见Jackson引自Jean-Pierre Vernant, 1984,P19）。
如果说广场使社区成为社区，使社会成为社会，那么，广场实际上也使人成其为人。广场本身是人作为群居 的社会性动物的本质属性的反应，正如人需要私密的庇护空间一样，人需要作为交流空间的广场。
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的特征在古罗马共和国的广场中、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村镇广场和广大的庙会场所中以及在村口的大树下和镇中心的水井边等公共场所，都得到延续和张扬。正是在这些公共的场所，当地的人民找到了认同和归属，认识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获得在社区和社会中的地位。如果说认同和定位使场所具有意义才使生活在其中的人生活具有意义的话，这样的能体现人性与公民性的广场，是社区与城市不可或缺的。
2 广场的失落
对广场的讨论近一两年来成为城市设计讨论的一个热点，主要是对近年来的广场作为城市化妆功能的讨论和反思（俞孔坚，吉庆萍，2000；俞孔坚，李迪华，2003；郭恩章，2002；金经元，2002；王建国，高源，2002；段进，2002；牛慧恩，2002）。在作者看来，目前广场建设热潮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的失落，因此，现代中国广场设计的首要任务是重归人性，重归广场的公民性，也就是要召回广场的原本含义。
当然，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的丧失并非从今天才开始，也绝不是从中国开始。从15世纪中叶开始，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kolaus V.1447—1455)就开始了将一个平民的城市改造成神圣的城市的计划，这一改造计划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历经100多年（贝纳沃罗，2000）。在这一广场的神圣化和纪念化过程中，艺术家成为教皇们实现宏伟目标的工具，一向被教科书顶礼膜拜的艺术家们如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被邀请设计广场和广场上的建筑，艺术的完美和宏伟壮丽成为第一、甚至唯一标准，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圣彼得广场。超人尺度的巨型围廊、为展示圣彼得教堂的极度宏伟而设的宽广的空间和轴线，使每一个来到广场上的人都被压迫和缩小到最卑微，广场上的喷泉和雕塑仅作为纪念碑和观赏的对象，没有树荫、没有座椅。在这里，人性和公民性被彻底扼杀。
17世纪下半叶,巴洛克这一有效的谋杀人性和公民性的手段同样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于凡尔塞宫及巴黎城市的设计，后来又在1791年经法国建筑师L’Enfant传到了美国，并继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中出尽了风头（俞孔坚，吉庆萍，2000；俞孔坚，李迪华，2003）。Jackson（1984）因此感叹由于艺术主导的设计的流行,美国广场中曾经存在于乡土民间小镇公共场地上及乡村教堂广场上的公民性和人性的丧失。好在美国一向以对人性和公民性的尊重作为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因而“城市化妆运动”在美国本土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被广大专业人士和民众所唾弃。然而，几乎就在同时，违背人性与公民性的城市广场和公共空间设计却在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行其道，在20世纪30年代又被欧洲新一代的独裁者所借用。
很显然，人性与公民性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和政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反映，反之亦然。作为一个走向世界、开放民主的中国新社会，理所当然应将人性与公民性还给城市公共场所。
3 重归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 ：都江堰广场案例
都江堰广场位于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原灌县）。城市因有2 000多年历史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而得名。该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而且依旧在灌溉田畴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广场所在地位于城市中心，柏条河、走马河、江安河三条灌渠穿流城区，同时，城市主干道横穿东西，场地被分为四块。广场占地11万平方米，原为大量危旧平房，1998年市政府在旧城改造时，拆出广场用地，旨在亮出灌渠和鱼嘴。
作为一个实践案例，都江堰广场在唤起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方面，着重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3.1 多元化的空间
无论是欧洲巴洛克的广场和城市设计，还是中国封建都城（如紫禁城）及神坛（如天坛），都是通过强烈的轴线和占绝对统治的一个中心（如雕塑，喷泉）来形成一元化的空间，以表达一种绝对权力的存在。这与没有设计师设计的乡土广场或日常生活的社区广场形成鲜明的对照。还广场以人性与公民性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元化空间形式。
广场利用场地被河流和城市主干道切割后形成的四个区块，设计成四个功能相对有别但又互为融合交叉的区域，动静结合，大小空间相套，既有联系又有区分：一区以观演广场为主，设有舞台，常为热闹演艺场所和小群人晨练场所；同时又有滨河休闲带供使用者休憩、散步或欣赏河流波涛，并有林下休闲区，供居民区的使用者小聚聊天，遛鸟晨练；二区以水景和平地广场为主，早晨和傍晚常为大量人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舞蹈最爱处，平时则是儿童戏水的乐园。这里有雾泉、高塔落水、坡面流水、卵石水池。在南部和西南部设安静的林下休闲广场和下沉式水池空间，一条庇荫长廊将其与热闹的北部分开，大量的树荫、座凳、安静的空间，最受邻里居民的青睐。三区以一个可参与的旱地喷泉为主，吸引大量儿童和大人观赏和游玩。南、西两侧为樟木林，为游客提供大量的林下休息空间，西侧滨河带则同样提供石条座凳，近观河水。四区为桂花林下的袖珍空间（5m×5m），最宜三五成群的麻将客和耍牌者，而这正是当地民众的喜好。这种空间设计源于原场地中土坑的尺度，而当时现场考查发现，这些土坑，加上曾用于栓缆绳的水泥墩，是牌友们最喜爱的场所；在二区和四区之间，则是一个下沉广场，与隧道相结合，沟通两区，叠瀑环绕，形成另一种体验空间。
都江堰广场也有一个作为中心的主雕塑，高30米，起到挈领被河水和城市干道分割的四个板块的作用，与雕塑成一直线的是一道导水镂墙，构成一条轴线。但这一中心和轴线更多的是起到空间组织联系和视觉参照的作用，并没有损害广场空间的多元化，形象地说，主题雕塑和镂墙在这里是个“协调者”而非“统治者。”
3.2 参与交流和聚会的场所
广场的设计从总体到局部都考虑到人的使用需要，作为人与人交流和聚会公共场所的需要。
首先是观演式交流：在观演舞台的设计中，演出者、观众、伴奏和后台排练，都通过景观设计的空间处理手法，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分隔的空间。舞台上是“金色帷幕”雕塑，它既是舞台布景，又是独立的雕塑，同时是演出时伴奏队的遮护。舞台背后有竹丛围合，其后是后台的排练场，一个绿色豁口将前后台联系在一起。与舞台遥相呼应的台阶和高低叠石构成了观众席。一些叠石一直延续到下沉广场之中，人的活动融入到场所之中。其次是集体自由交流：水景和广场区为不同时段和不同人群提供了更为灵活多样的交流与聚会机会。镂墙、水景、楠木林和草地，定义了多种富有情趣的空间。人们的活动从清晨到傍晚。再次是小群体交流：樟树林下空间及桂花林“盒子”空间最适于三五成群的牌友和聊天休闲者的驻留。
3.3 人性化的设计
都江堰广场从多个方面实现人性化的设计，包括提供荫凉:在四个区内都设计了树阵，在瞬时人流量较大的区域用分枝点较高的楠木和樟树，而在小群体交流为特征的区域则种以分枝点较低的桂花林；在广场上合适的地方，包括广场和草地边沿、水际、林下设置大量的条石座凳，让以休闲著称的当地人有足够的休憩机会。同时，台阶和种植池也是最好的座凳。提供“望”与“庇护”的机会：理论和实验观测都表明，人在公共场所中普遍存在“窥视”的偏好（俞孔坚，1998）。看和被看是广场上最生动的游戏，在林荫中和隐蔽处，在广场和草地边缘，是最佳的“窥视”场所，因而是设置桌椅、供休憩的合适场所。而在明处或广场中央则设计活跃的景观元素，如喷泉和水体，吸引人的参与，使其无意间成为被看的对象和“演员”。避免光滑的地面：所有铺装地面都用火烧板或凿毛石材。普适性设计：广场的设计考虑各种人的使用方便，年轻人、儿童、老人、残疾人。
3.4 可亲可玩的水景设计
玩水是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一种。水景的丰富多样性和可戏性是本广场设计的一个主要特色。分割广场的三条灌渠，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只可观不可亲不可玩，当地人和设计者都感可惜。所以，设计之初的一个重要设想是提河渠之水入广场，使人触手可及。为此，一次性从河中提水，从30米的“竹笼”雕塑跌落，经过有微小“鱼嘴”构成的坡面，旋转流下，水流经过时编织出一张网纹水膜，滚落浅水池中。池中大小卵石半露出水，如岷江河床上的浅水滩。从水池溢出的水又进入蜿蜒于广场上的溪流，一直流到广场的最南端，潜入井院之中。坡面上、浅池中、溪流上和井院内，都有少年儿童尽情嬉戏其中。
3.5 归属感与认同
广场是为当地人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而提供的。因而广场的形式及空间语言都应该从当地的历史与地域文化中以及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获得，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场具有归属感与认同感。都江堰广场案例从地域的景观和历史文化过程、场所的现状问题和当地人的生活及休闲方式等方面入手，理解并解决问题。
因水设堰，因堰兴城，水文化是都江堰市特色的来源与根本特征，因此，都江堰的地域景观和历史文化主要表现为水文化之精神。
在地域景观方面，都江堰市枕居都江古堰，坐落在群峰脚下，镶嵌于蒲阳、走马、江安、柏条四河之间。西北古堰雄姿，群山环峙；东南平畴万里，天府良田无垠。其水由西北向东南而行，畅游百川，泽万顷良田，奔腾呼啸，气势磅礴。放射状的水网奠定了天府之国扇形自然和文化景观格局的基础。都江堰是天府扇面的起点，而广场则为都江堰市的扇面核心或称“水口”。它泽被天府万里沃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所依赖，这里是天府之国水文化之发源地，是谓“天府之源”。
在历史文化方面，因水设堰，因堰兴城，体现为“饮水思源”，即以治水、用水为核心的历史文脉及含义。
对治水而言，都江堰水文化的始祖首推大禹。大禹治水，以岷江为首功。《尚书·禹贡》明确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都江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分水鱼嘴可视为一系列的“东别为沱”。大禹治水顺应自然，乘势利导，禹之功“披九州，通九泽，决九江，定九州”，虽大多分布于黄河流域，但也是李冰治水思想的体现，也是都江堰得以产生的远古历史背景。都江堰的历史可追溯至神话中的“鳖灵治水”。《蜀王本纪》载：望帝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绝玉山，民得安处。”而都江堰真正为多数人公认的始创者是秦昭王时的蜀郡守—李冰。他“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李冰当之无愧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的水利科学家，但都江堰却是一个千秋功业，它凝聚了数千年蜀人的辛劳。继李冰之后，各朝代的人都对都江堰进行了修复与改造，技术上不断得以更新。
用水方面包括“种植文化”、“植根古蜀的建筑技术”、“石文化”及水的衍生文化。在种植方面，汉化后的种植文化将种植与养殖统一，稻鱼结合，自成体系。植根古蜀的建筑技术源于都江堰建设中的基本特征—“深掏滩，低作堰”，“遇弯裁角，逢正抽心”等，主要工程都顺水势而行，乘势利导，因时制宜。从而产生了都江堰工程中的若干重要技术，如笼石技术（竹笼卵石及后来的羊圈—木桩石笼工程）、鱼嘴技术、火烧崖技术、石凿崖技术、都江堰渠首和有关河渠上的若干索桥的建筑技术，都具浓重的地方水利风格和民族文化特征。对“石文化”而言，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及“作石犀五枚”，“以厌（压）水精”，皆适应了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识。都江堰因水而衍生的文化很多，如神话、祭祀文化、景观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歌赋等，这里只提一下都江堰的开水节，它源于远古对水神的祭祀，后改祭李冰。每年“都江堰水沃千川，人到开时拥岸边；喜看杩槎频拆处，欢声雷动说耕田”。古老的庆典民俗相沿千年以上，现已成为都江堰市极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它增进了人们对水文化的认识，并永记李冰之功。
而场所的现状则差强人意，城市主干道横穿广场，将广场一分为二，人车混杂。用于分水的三个鱼嘴本应是最精彩的景观，却没有充分显现，反而被脏乱所埋没。渠道水深流急，难以亲近，其中一段已被覆盖，并且广场被水渠分割得四分五裂，没有形成整体空间。局部人满为患，而大部分地带却无人光顾。多处水利设施造型简陋，破败不堪。大部分地区为水泥铺地，缺乏景观特色与生机。
时代的发展使得许多城市生活节奏愈来愈快，而这里却处处有别处少见的悠闲景象。成都有“最悠闲城市”之美誉，而其中尤以都江堰为最。这里的人们喜欢夜啤酒、饮茶、打牌、聊天、遛鸟、练功，喜欢悠哉自在的日子，颇有“长夏无事，夕阳西下，明月东升。搬个小板凳，沏上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几句无拘无束的话”的味道，只不过此时此地的人们不分春夏秋冬，不辨白天黑夜。市民休闲行为特点应该成为景观空间设计的重要依据。
4 结语
总之，城市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Cosgrove, 1998），人们的价值观，政治权力和国家形态，人和人的关系都直白地陈述在城市景观中，特别是城市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中。中国人的天坛和玛雅人的轴线是震撼人心的，但那是为神设计的；巴洛克城市广场和轴线是辉煌的,但那是属于帝王和君主们的,是一元政治和社会形态的体现。走过五千年大一统社会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平民化的时代，但一元化的意识将仍然顽固地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说人可以创造环境，而环境造就人和人的意识的话，那么城市设计师的重要社会责任就应该通过城市公共场所的设计，促进社会向多元化和民主时代的发展，首先应该还城市广场以人性与公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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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
模型
建成鸟瞰
在网纹水面上嬉水的儿童
木桩石笼，艺术设计的灵感来源之一
在网纹水面上嬉水的儿童
可亲可玩的水景设计
可亲可玩的水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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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生活文脉的延续
主题空间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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