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阆中风水意象解构及其规划意义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用感知环境的方法研究城市景观，影响极大[1]35-64。凯文·林奇认为道路(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标志物(Landmark)是构成城市意象的五大元素，各元素与时间过程、移动元素(人类及其活动)共同构成一个城市的“可读性”和“可意象性”。

　　凯文·林奇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城镇的研究颇有启发，同时中国传统城镇对城市意象研究也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所举的三个例子(波士顿、泽西城和落杉矶)更多的是局限于城市内部，而对城市周围的环境分析不够，因此他在谈到可意象性的缺点时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开放式的环境，中国的风水理论从一种非理性的角度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殊方法。首先，它对环境的分析是开放式的，因此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发展新内涵；其次，它引导人们对外部形态及影响进行使用和控制，强调人类可以预见、控制整个宇宙，并有能力改造世界。这或许能为我们建构一个可意向的、同时又不压抑的环境提供一些方法和线索。”

　　凯文·林奇谈到了风水理论的重要性，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城镇的“风水意象”。笔者认为，人的空间行为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聚落的起源和演变，风水景观体现了中国民间人文精神的“原生状态”，其中蕴涵了生殖崇拜、安全心理、美学欣赏、血缘纽带、天人合一五个层面的文化意义[2]。风水理论在民间虽然影响很大，但真正典型的风水景观并不多见，四川阆中是难得的一例，曾引起民间和专家的广泛关注[3]。本文试图用感知环境的方法，通过对阆中的分析，解构出中国传统城镇风水意象的共性，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东方意象类型，为城市意象研究提供借鉴。 

1、阆中风水意象元素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阆中风水景观主要由以下要素组成(图1)：

1.1 主山与龙脉

　　蟠龙山是阆中的主山，是山川形势的依靠，并从近至远(小蟠龙—大蟠龙—陈家坡—盖阳山等)，形成连绵不绝的龙脉意象，县城就是龙脉的聚合之处。

1.2 青龙与白虎

　　阆中县城依傍于主山，但还需有前后左右环抱的群山，与龙脉相互呼应、烘托。如县城以东的梁山、七家山、大像山等与西部的西山构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格局。

1.3 案山与朝山

　　基址之前隔水的近山因其形似书案而被称为“案山”。案山前的远山重重叠叠，好似远来朝圣，故被称为“朝山”。锦屏山是阆中的案山，构成县城前第一道屏障和独特的对景景观；锦屏山之后的印斗山、金耳山等，则组成了层次丰富的朝山系列。

1.4 冠带水与水口山

　　风水中讲究“山环水抱，冲阴和阳”，弯曲的河水乃龙气聚合之象。阆水从东、南、西三面绕城而过，符合风水中典型的“冠带水”“金城环抱”的大吉意象。阆水自西北向西南的流向也符合“天门地户”的风水原则，“天门”由西山和玉台山隔江对峙而成，也称“上水口”；“地户”位于东南的交通要道，以塔山为水口山，也称“下水口”，上、下水口共同构成县城的“气口”。

1.5 建筑布局

　　阆中的山川形胜是典型的风水格局，城市建设布局也体现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总体布局以中天楼为中心，以“十”字形大街为主干，向东南西北四面展开，各街巷多与远山朝对，构成了格式塔心理学中“图”(Figure)与“底”(Ground)的有机组合的形态。第二，城市功能分区受风水影响明显。官署建于城内西部凤凰山下，选址于此的目的是“欲复胜景，昌我人文”(明代《凤凰楼碑记》)。阆中城市汇聚于县城东南，处于八卦中的“巽卦”方位，符合东南生气聚财的原则。在城市建设时，有意将南门东渐、东门南移，建置南津关扼守，同时建华光楼(又名镇江楼)接纳东南生气，象征财源广进、财富聚集。为了倡导文治教化，阆中城修建了许多建筑，其中文峰塔、奎星楼筑于县城下水口山上，既增高增势，又象征文运昌盛。

2、阆中风水意象的文化内涵   

2.1 生殖崇拜的生命追求

　　阆中的风水模式外形如女阴，具有“大地为母”的生殖意象，龙与虎、阴与阳、山与水的生殖意义十分典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阆中蟠龙山南“有户及扇，若人之掩闭，古老以为玉女房”，这实际上与风水中的生气之“穴”同义。

中国神话中的仙境神域就是对风水模式生殖崇拜空间的理想化。阆中风水模式中的山之龙脉一直延伸至昆仑山，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无限希冀。阆中名称的来源就与之有关。《说文解字》载：“阆，门高也”。昆仑山从地至天依次为：阊阖门—樊桐(板松)—阆风(玄圃)—增城(天庭)，其中阆风(玄圃)是昆仑山连通天地的关键，阆中西门外建有阆风亭，因此阆中的得名就具有了神话仙境意义。

2.2 安全心理的本能需求

　　风水模式的封闭格局在战乱时期确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古巴国都城从重庆迁到合川，再迁到丰都，最后迁至阆中，与阆中的封闭险要有极大的关系。对居住者而言，影响最多、最大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感应。在没有任何实体围蔽时，心理场通常处于一种自我紧张的状态，而风水模式的层层护卫形制会缓解心理场的紧张。阆中风水以负阴抱阳为形，以蕴藏生气为本。嘉陵江“金城环抱”，龙脉连绵，建筑的门、街道、对外交通和出入的水口形成“生气”流通的气口，进而形成封闭的防卫空间。

2.3 地域群体的文化凝聚力

　　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又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的关怀、爱护、理解，即产生了对归属与爱的需要。阆中许多象征吉祥的风水文化景观使地域群体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风水塔。风水塔种类很多，常见的有两种：一是水口塔，二是文笔塔。从景观生态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风水塔是对领地的声明和捍域行为的物化，给相同地域内的社会群体以亲切感和归属感，给外来入侵者以警示[4]。文笔塔则是为了昌文运、重教化。阆中的塔山白塔和奎星楼正好位于水口山上，具有这两种风水塔的功能。阆中人杰地灵、群贤荟萃，与风水塔交相辉映。比如天文学家有西汉的落下闳及任文孙、任文公父子，蜀汉时期的周舒、周群、周臣祖孙三人；科举状元有唐代的尹枢、尹极兄弟状元，宋初的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三兄弟状元，科甲鼎盛，擅美全川。同时，阆中以其风水景观和人文风尚吸引了袁天罡、李淳风等天文学家在这里定居，张道陵及其弟子入阆中传道，更有杜甫、元稹、卢纶、李商隐、黄庭坚、司马光、苏东坡、陆游、杨慎、顾恺之、吴道子等大批文人来此观光考察。

　　公共建筑。城镇是一个具有地域关系的社会系统，对其的管理一方面是通过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宗教等来实现。在小城镇中，风水理念尤为强烈，许多公共空间成为社会群体的联系纽带，阆中古城曾建有大量的公共建筑，如社稷坛、历坛、先蚕坛、先农坛、八蜡庙、火神庙、水神庙、龙王庙等，这些聚落单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节庆、婚丧嫁娶、祭祖祀宗都在此举行，体现了地域群体的社会关系，其选址布局，遵循了大量的风水原则，使地域的文脉得以继承。

　　风水的保护与破坏。在古人看来，风水的好坏影响着城镇居民的命运，因此古镇居民十分关注风水的“兴”与“破”。贞观年间，有望气者言“西南千里有王气”，唐太宗令袁天罡入蜀，凿断石脉，断其王气。咸亨年间还将县城迁于山侧，以阻挡龙脉的延续。明弘治初年，有人认为衙署的位置不吉利，于是府迁山削，蟠龙气脉从此断绝。万历乙亥年(公元1575年)，潘良贵出任阆中知府，又下令恢复旧胜，重新恢复龙脉之气。明代《凤凰楼碑记》记载：“(登楼远眺)蟠龙玉台，如奔如注，珠联锦叠，氤氲相属，改观畴昔；西南锦屏、金耳、印斗诸山，又或拱或辑，罗列景状，丹霞碧霭，朝暮相迎。百年佳气，既涣复萃，岂不快哉。”

2.4 美学欣赏的愉悦

　　阆中风水景观的美学效果颇具代表性。蟠龙山、锦屏山与县城形成中轴对景，城市与自然相互映衬。北望蟠龙群山层层后推，景象深远逶迤，北部天际线变化丰富、赏心悦目；南望锦屏葱郁，砂山起伏，风水景观中的“形”与“势”有机结合。嘉陵江三面迂回曲折，气候、生态、灌溉、交通、商业，以及人的健康、德行等均受到影响，民俗得以传承。人们居住其间，乐山乐水，得意忘言。

2.5 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

　　阆中是中国理想风水模式的代表，其核心是“四神”(或称“四灵”)、“四象”。“四神”其实是分别代表天空中东、南、西、北四个区域的星座图案，每个方位有七颗星，共同组成二十八宿。阆中的风水文化与天文密切相关。汉唐时期，阆中是我国著名的民间天文学中心。落下闳与司马迁共制的《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法。此外，西汉末的任文孙、任文公父子，蜀汉时的周舒、周群、周臣祖孙三人，唐代的袁天纲、李淳风等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并且阆中还建有观象台。阆中风水环境的选择及城市风水景观的演变，与这些天文学家的活动息息相关。

3、解构与协同：基于中国传统风水意象的规划理念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I·Prigogine)曾说：“西方的科学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谐调与协同。”凯文·林奇的理论反映了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充分地运用了“拆零”的技巧，而如何在单个要素的基础上形成整体的城市意象，中国的风水景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而凯文·林奇也很关注这一点。于希贤教授把风水称为“东方文化生态”，并把这种传统地理学思想与西方加以比较，主张创立与西方地理思想并行不悖的中国传统地理学[5]。西方对中国风水景观给予了高度评价。风水文化是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明清皇家陵寝(明孝陵、清东陵、清西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 

　　阆中古城是风水景观的典型代表，然而长期以来不但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对风水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将风水景观简单化，使城市规划缺乏有机的文脉联系。笔者认为，解构与协同的有机结合是阆中风水景观规划的指导性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图2)：

3.1 环境景观意象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基本取向特别注重城镇与环境的关系，主张“人之居处，宜以山河大地为主”，把城镇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仅强调对最佳环境的选择，而且把城镇本身看成是一个富有灵气的生命有机体，刘沛林先生称之为“中国人的环境观”[6]。因此，风水景观体现了城市和自然环境多层次、多方位、多属性的有机结合。阆中的风水元素完全符合凯文·林奇的“可意象性”，而且以其城市和环境的有机融合，弥补了凯文·林奇理论的欠缺，从内层(城市核心意象)—中层(景观控制意象)—外层(自然山水意象)三个层次展现出阆中的城市结构特征(表1)。

3.2 景观文化透视

　　城市的发展首先要考虑功能的需要，地址选择、城市布局、建筑形态、道路系统等，都要满足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求。但是，如果只有功能上的设计与布局，城市必然会成为呆板的物质形态。中国古代的城市特别强调天、地、人的统一，把城市看作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在规划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阆中古称“阆苑仙境”，在如何表现“仙境”这一点上，古城通过三个层次来体现其与昆仑山和天界的联系：第一，古城西门不设瓮城而修建阆风亭，远接山水，魂系昆仑；第二，以滕王阁和白塔为上、下水口，象征天门地户；第三，以蟠龙山为龙脉，接昆仑主山，以观象台为载体，表达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因此，蟠龙山—中天楼—锦屏山，以及上、下水口之间的嘉陵江是阆中最重要的景观轴和景观带。

　　古城的景观轴和景观带是连续的文脉，但是目前正遭受破坏。例如，锦屏山索道不但破坏了风水景观，而且经济效益极差，嘉陵江大桥在选址时也没有考虑文化的含义和引景空间的作用，这些都是阆中城市规划的败笔。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有方案提出将嘉陵江的水自西向东引入城市，使阆中形成四面环水的格局，具有“水乡”特色，这一方案完全破坏了南北景观轴的视觉形象和文化价值，等于舍弃自身的特色和本质而盲目追求所谓的“水乡”风格，如果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将成为阆中最大的遗憾。

3.3 空间行为景观

　　行为形象是目前规划设计中容易忽略的一个方面，凯文·林奇指出：“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在场景中我们不仅是简单的观察者，与其他参与者一起，我们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1]2-3。

许多专家认为，阆中的文化价值不亚于大理、丽江等古城的文化价值，但对游客的吸引力却要小得多。实际上，大理、丽江的旅游发展，尤其是对于国际市场来说，最重要的是其人文风情的魅力。阆中如果仅仅把古建筑群、街道保护起来，以博物馆的形式对其进行陈列、讲解，使游客被动地参观和参与，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因为单从建筑风格来看，阆中的优势并不突出，规模一般，形态单调，所以规划者应充分考虑人的“行为形象”，特别是中国独特“风水景观”中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充分挖掘宗教、民俗活动的内涵，使游客和居民共享古城的生活空间，这种“行为场所”将为阆中古城增添极大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李小波．中国古代风水模式的文化地理视野[J]．人文地理，2001，(6)：64-68．
[3]戚　珩，范　为．古城阆中风水格局——浅释风水理论与古城环境意象[A]．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48-66．
[4]俞孔坚．理想的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2-61．
[5]于希贤，李小波，等．中国传统地理学[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5-8．
[6]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M]．上海：三联书店，1995．25-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上游古代盐业开发与聚落起源及城镇变迁研究"(05XZS007)

作者简介：
李小波,男,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 
文绍琼,女,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